其实一开始翟妍让我给《西口五韵》写评论，我内心是拒绝的，因为，你不能让我写，我就马上去写，第一我不是批评家，写不了富有创见的评论文章，第二我还没有看作品，不知道它究竟怎么样。我不愿意胡乱写写再加一些吹捧上去，文章duang一下，很长，很烂，这样读者就一定会骂我，根本没有这样写评论的，就证明我写的都是瞎掰。后来我经过证实，《西口五韵》确实是好作品，我读了大概两遍左右，感觉很不错。后来我决定写的时候也要求自己不要吹捧，因为我要让读者看到，我读完之后是这个感受，你们读完之后也会是这个感受。
    ——调寄成龙《霸王洗发水》
    开手写这个文之前，我忽然想到成龙老师的经典广告《霸王洗水发》，然后就再也无法从它的影响中抽离，除了以调寄之名的模仿——更通行的说法是“致敬”。——我竟不能另想一个看上去比较正经的开头。经典的力量真是巨大，就像黑洞，一旦被它吸引，就再也无法逃逸出去。
    读者君——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认为我在开玩笑，试图以戏谑的方式取媚受众。其实我是认真的。首先，除开广告属性和相关效应不谈，成老师那番告白，与我此时对《西口五韵》的感受完全一致。做为鲁院同学，我知道翟妍的小说写得不错，但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我真没想到她会写得这么好。那么在写这篇评论（确切说是读后感）之前，油然而联想到成龙老师烩炙人口的《霸王生发水》，是多么正常的事情。
    其次，不管你认不认同，从传播学来说，成龙老师这部作品绝对是经典：它成功地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了他所宣传的这个东西。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形式太low，不配称为经典。这是混淆了不同作品的多样价值，并否定了表达形式的致用意义。不同主体（商品）和受众（消费者）的作品，有着完全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就广告效果来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诚为杰作，但在市场反应上，“今年过节不收礼”和“duang、duang、duang，省优、部优、国优”——我好像暴露了年龄。——恐怕也未遑多让。形式服务于作品，而不是服务于作秀。有助于作品完成目标、达至理想的形式，才是适用的，也才是有价值的。
    说到形式的适用性：读完《西口五韵》后，我跟翟妍简单交流了一下。我问她，你觉得你这个作品更像散文，还是更像小说？她说她本来是当小说写的，写完之后，发现看上去更像散文。然后我们都笑了。她笑似乎是有点不好意思，仿佛没有驾驭好自己的作品。——当然也可能是我误解了。我相信她在写作的时候，肯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获得，也许过程中会有歧路出现，并因此而面临一些困扰，但她做出了自认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使作品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既像散文，又像小说，或者说既不像散文，也不像小说。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怎么看，至于我，我认为她的判断和选择是对的，正是选用了这样一种可能比较冒险的形式，才成就了《西口五韵》这部优秀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她是要写一种乡土记忆：那个曾经的故乡，那些远去的生活，以及故乡生活里的人物和故事，并藉此记录下行将被大众和时代遗忘的农村社会历史片段。以此观之，以散文体式做非虚构书写，可能更具表达上的便利，也更有说服力。但若没有一个真实发生过、具有充分概括性的典型故事，或者真实存在过、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写起来怕就棘手。日常生活往往庸长而平淡，人性的光与暗，譬如田中之石，时或一现；时代的荣与枯，仿佛大河之流，声波不扬。以非虚构之名，描写微澜散沙之生活，作品的真实性与艺术性很容易产生矛盾，乃至于反目成仇。
    而翟妍追求的，并不是往事的复刻和情景的再现。她想描写的，也不是散碎的个体或芜乱的群体，以及杂陈其间、难以统汇的情节和段子。她要讲述一种状态：那个时代的村庄况味，那时村庄的时代气息，以及生发于时代和村庄却又超越于时代和村庄的人性图谱。散芜而无趣的生活具象犹如粟米，在她记忆里沉积酝酿，日久天长，发酵出氤氲的酒意。她在酒意的微醺中回望，看到一个抽象起来的故乡：它无比真实，所有的人物与细节全都有现实的应照；又无比虚幻，连自己的姓氏都不再是翟而变成了胡。当然开始书写，在工笔摹旧与写意怀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我就是想把那种状态写下来。她说。
    这个抽象的故乡无疑更具艺术性，也更富于文本表达的弹性和张力。但是毫无疑问，它需要虚构。所以她决定写成小说。就像汪曾祺的《受戒》，用小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她《西口五韵》要用小说写二三十年前的一些记忆。汪曾祺的梦读起来就像真的，明海和英子如在目前；翟妍的记忆也细致入微，所有的人物与情景无不鲜活而可信。经由概括合并和提纯再造，散碎的现实成为文学的真实，并在虚拟的故事里获得蓬勃生命，兼具了形而下的准确性和形而上的感染力。这是散文和（或）非虚构所不能达至的境地。
    但它看起来还是像散文。这时候不得不再次提起汪曾祺的《受戒》。我不清楚翟妍在创作《西口五韵》的时候，可曾有意识地“致敬”汪曾祺，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多而明显，却是不争事实：都高度散文化，多用短句，语言干净而从容不迫。倘若不是视角不同，《受戒》第三人称叙事，而《西口五韵》使用第一人称，两者在方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大区别了。
    翟妍的第一人称设置很值得玩味。小说中的“我”，作用类似于《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以旁边者的视角和姿态叙事，必要的时候偶尔参与其中，更多时候是超然事外。但这种超然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超脱，而是夹带有某种特定的态度和情绪，从而使叙事不显得伪冷和死板。“我”以及“我爸”、“我妈”的在场，使人物与故事更加趋向真实，也使作品更倾向于散文和（或）非虚构。相比之下，“我”们对叙事的介入，要比《孔乙己》里的小伙计显要得多。这无疑会削弱小说的属性和份量——如果要坚称它是小说的话。假如再联系到作品中细腻的情景描写、浓郁的生活气息、虽属虚构却淹没在了逼真刻画之中的故事情节，似乎更让人无法不质疑它究竟还是不是小说了。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要紧的是，这样的人称设置与讲述方法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完成叙事，并达至愿望之境。从《西口五韵》所最终呈现的样貌看，它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藉由“我”们看似超标的介入，使得虚构不至于远逸，从而在准确性和感染力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并如愿描绘出了期望中的状态。至于它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有什么必要再纠结？不同文体之间的壁垒未必一定那么分明，文学发展下去，体裁的边界很可能会越来越模糊，比如诗与散文。作家写作之前，似乎也不必先设定文体，要写成小说或是写成散文，而应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更合适。通往罗马的道路诚然很多，但对于不同的出发地，最佳的路径只可能有一条，而这条路径可能是水路，可能是陆路，也可能从舟从车水陆兼行。当我们决定出发，开始一次特定主题的远行，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和选择最适合这一主题、最有利于达到理想境的那条路线，怎么好走怎么来，而不是先限定走水路还是陆路。不拘泥于某一明确的文体，而是以这种看似暧昧的形式完成言说，在我看来，是翟妍这部小说之能成功的重要前提。
    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除了适用形式的前提，还有一个扎实的基础：翟妍选择了一个她最熟悉的对象，一个她最有感却又久违了的乡村。在此我想自我“致敬”一下，抄一段以前说的话。
    “写作者首先要描写自己熟知的领域和事物，这是一种发乎天然的本能。你无法想象一个写作者放弃自己熟知的领域，去描写远隔千山万水的陌生世界而能生动可信，正如你无法想象一个新东方烹饪学校毕业生不去饭店当厨师，反而跑到工地去开挖掘机而能胜任愉快。可能有人这样干，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很扯的作品，用新东方的思维描述蓝翔学校的事物，或者用蓝翔的经验去应对新东方的问题。我承认写作者必须要有开拓新领域的意识和雄心，积极尝试各种写作的可能，我也不认为写作者就只能老老实实守着自我生活的藩蓠，重复并且满足于重复既有的经验表达。但在描写之前不熟悉的领域、刻画之前未曾见的人物时，必须要对描写对象进行充分的观察和了解。”
    写作场上似乎曾有一种现象，很多来自乡村的写作者耻于书写自己的乡土，抛开生斯长斯、血脉相连、并因此而无比熟识的的农村生活不谈，一头扎进酒吧、咖啡馆、莫名其妙的各色会所和健身房，在霓虹闪烁的都市街头与来历不明的女士抵死缠绵。在这个时代，农村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农民身份也低人几等，对于向往城市文明、并有志于投奔城市生活的农村青年，自己的出身无异令人沮丧和羞惭，需要好好掩饰起来。人有耻感是好的，《诗》不云乎：“人而无耻，不死何俟？”（古人作诗亦能如此简单粗暴。又，“耻”，原文“止”，今多以之通“耻”。但更准确的训释似乎应该是“容止”。备一说，不多议。）然而这种耻感，应基于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对文明价值的追求，而不是无节制的物化攀比和无意趣的身份竞弃。如果农民出身真的可能被歧视，那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又何为而耻辱？做为一个写作者，倘若为了掩藏出身而鄙弃最熟悉的农村生活，转而描写并不熟悉的城市日常，我不能说愚蠢，只能说挺可怜，也挺可悲。当然，有些天份好的，一进入城市，迅速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写出来的城市作品也非常之棒，但更多的人恐怕未必能成功转化。事实上，很多令人尊敬的前辈大作家移居城市已久，他们的作品依旧在描写早年的乡村生活与经验，比如李佩甫老师、贾平凹老师。前辈尚然，不知道我们后学小子们在羞愧什么。对于这些写作者，既无快速转化为城市人的天份，又不愿面对让他丢面子的农村，能写出好作品就见鬼了！——当然这是以前，现在似乎没有此种写作者了，毕竟时代一直在变，投奔城市越来越容易，很多城市甚至不需要买房子都可以把户口迁进去，而城中人若想搞个农村户口，就想得太美了。
    举这个例子并非作社会批判，也无意指摘那些曾经心灵饱受伤害的出身农村的同道，只是试图说明“熟知”写作的重要性。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最熟知生活，这是属于写作者自己的文学疆土，可供他上天入地，扬鞭跃马，穷神尽相，恣肆纵横。比诸陌生的场域，在这个可以从容挥洒的自我领地里，作家们更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回到翟妍的《西口五韵》。翟妍是个坦率的人，落落大方，多少还有点须眉气。她当然不会以农村经历为耻，也不羞于表达“土气”的乡村生活，但在很长时间内，她似乎没有弄清楚自己创作的方向，遗忘了自己原本可以划疆自奋的文学领土。据她讲，在之前一直是学着别人写，认为那应该是正确的方向。不少作家说乡村文学该退场了，而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也过于老套和落伍。她也相信了。结果写了很久，总觉得不痛不痒，作品是自己的，却又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她意识到这样的写作是有问题的，开始思考与回望，试图寻觅属于自己的方向和领地。就这样，那个被时光尘埃遮蔽已久的故乡和关于故乡的记忆，在也的思考和回望中渐渐清晰起来。
    在这个重新发现的故乡里，翟妍的写作焕发新生。空气中弥漫着旧时的味道，街巷里行走着熟悉的村民，草石房树，依旧是当年的形状和色彩，鸡鸣犬吠，同样是曾经的频率和声调。尤其是那些人，他们的起居行止，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在那个特定时代与特定地域之中所必然与偶然遭遇的欢喜悲伤。所有这一切，都是翟妍熟知的，她回望它们，就像手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晰。而它们亦仿佛等候已久，就待此时被她发现，然后用笔墨从记忆中打捞出来，呈现给这个世界。
    此时此刻，一部好作品已然呼之欲出。而当翟妍开始书写，那些立体而饱满的人物、复杂而幽微的人性，因附着熟知的日常逻辑在文本中自然而生，在自足完成时代与地域表达的同时，超时代与地域的意义和价值亦随之而具。真正的好作品是不用设计、甚至拒绝设计的，自有一种天成的力量，使它成为应该成为的样貌。邵丽老师曾说，好作品是自然而在的，作家只是在最恰当的时候、用最恰当的方式把它呈现了出来。我深然之。而这最恰当的时机与方式，无疑要建立在对所属领地的熟知经验之上。而此时的翟妍，已经具备了这一切。
    于是，优秀中篇小说《西口五韵》诞生了。
    当然，熟知写作也有它的问题：如果仅仅描写现实熟知的领域，执著于单纯的经验表达，早晚一天会把自己写空。如何拓展认知半径，在坚守固有领土的基础上扩大熟知边界，是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