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过“王庄三部曲”，我认为可以用“二元对应”概括浦子小说创作的思维特性。不是二元对立，不是二律背反，而是相向、相应的二元对应。 所谓二元对应，就是二元性的思维因素之间，并不是一种互相否定、互相冲突、互相挣破及相克的关系，是一种相对呼应、相向而行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二元式思维，但这二元是相呼应的不是相排斥的。比如，我们坐车，到底要坐大车，还是坐小车？大跟小这两个元，似乎是相反的，可其结果实际上不是，而是相向、相对应的。大小汽车之间，我们选择坐小车，小车舒服，小车气派，小车意味着规格和待遇。但难道小车越小越好？肯定并非是这样。小车之中，我们要选择大的小汽车，比如排量大，空间大等等。同样的道理用在房子上也是如此，相对于大楼，每个人都喜欢住别墅，住小别墅，那感觉就很好，但别墅之中也不是越小越好。我们又喜欢住大一些的小别墅。在这里，大小就不是相对立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 在浦子的小说构思里，就经常显示着这种二元对应的思维。他的小说充盈着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但男女两性在他的作品中就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对应关系。作为男性作家，他的兴趣主要在张扬男性的魅力，男性魅力的被摧毁以及它的再生，但仅凭男性自身无法让自己的魅力再生，需要女性元素的介入甚至拯救。男性与女性之间并不构成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相向、相应关系。男性生命力的再生，需要女性的力量来支撑、拯救。《龙窑》中那个神奇男子世杰是这样出场的：“翠香看见一堆乱发遮掩下的脸，是一张陌生男人的脸。搂了雪，是一个十分伟岸的裸体男人。没有鼻息了，她把耳朵贴住他的胸前，才依稀听见有响动。”然后，这个寡妇将这个“十分伟岸的裸体男人”背起来，给予他一个女性所能给予的全部生命能量，这样成就了这个男神。男性与女性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呼应关系，表面上看到的是相克的关系，实际是相生的。他的小说构造了男女之间的相应相生关系，即使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性格，也同样不是一种相克，更多的性格也是相应的、相合的、相承的关系。 浦子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大多呈现这种关系。如果这种二元对应思维概括成立的话，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不是浦子的创造，也不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历史时期，比较早运用这种思维并走向成熟的是鲁迅，他的小说人物性格的安排，很多都是用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阿Q与小D、王胡等，他们之间构成的就是相互响应的二元因素的关系，是人物性格互补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浦子的作品中，这种二元对应的因素其命运、性格，都是相辅、相应、相和的，因而两种元素的差异不会很大。 如果说鲁迅的二元相应思维现象可以概括为复调小说，有主调有副调，则在浦子的“王庄三部曲”里，主调不是那么太主，副调没有那么太辅，基本上仍然维持在这样一种二元相应的关系。这种二元相应思维，体现出非常多的众生性的文学现象，比如说，三部曲之间的人物关系，男女之间的人物关系，都构成了二元对应、二元相应关系。世民与翠香是这种关系，作为这种二元相应关系的延续，德青和英英之间，传达和玲娣之间，都延续着男女之间的二元相应关系。即使在两个主要的男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们的差异性大一点，更多时候 ，性格设置、命运设置，都表现出相应相合的关系 。 再如，在人物的社会关系方面，比如官跟民之间的关系，官跟匪之间的关系，民与商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像我们在其他小说里看到的，是一种相克、相比、相博杀、相斗争的关系，实际上，作者在处理这些关系方面，总是致力于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社会舞台上等各方面，开掘相应相合的种种因素。甚至于包括一个人物的意志行动，也基本上消解二元对立的冲突因素，而在二元相应的意义上重新定位。人物的这种意志行动，在一般的小说中，往往会遭遇非常矛盾的选择，但浦子的小说总是能化解这样的矛盾，让两个并不十分对立的因素放置于人物的选择之中。比方说，世民到底是留下还是离开，这形成一种巨大的人物心理冲突，和整个作品的人物关系的一种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作者在表现作品时，还是转换得非常容易，没有那么不可调和。世民的走跟留之间，作家在表现时，非常具有可协调性，并非像生与死那样的不可调和。有时候，留就是走，走就是留。怎么转换得那么快，这跟作者的二元相应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对于世民来说，留即是走，走即是留，这种行动的选择，不是一种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相应的关系。包括社会性的运作，作品中的社会动作，比方说，世民的出现，他是代表了文化资源，代表着西方文化跟江南农村的文化，用原来老套的说法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那样一种文化的混和，所以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在这里也是一种相应关系，不再是冲突关系。 甚至于“王庄”中的械斗跟亲情之间，也构成这种相应相向的关系。一方面是仇杀，一方面是亲情，这种亲情关系，这样的情境构成，也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相克关系，而是一种相生关系。甚至表现在语言上，比如龙窑里，写的是王世民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作家赋予人物的这种思维，也都是这种二元相应关系。比如说王世民准备离开，他有这样一种表述，这种表述很阳刚化：我不是太阳，我走到哪里，都不会黑暗；我不是月亮，我走到哪里，都照常有清辉。我是一介草民，哪里有水，我就在哪里活，哪里有土，我就在哪里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话，都包含有一种二元因素，但这二元是相应关系。太阳，月亮，是水，是土，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已经渗透到人物语言中去，这种二元思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传统的农村，中华文化的瓦解，然后传达一种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文明的和谐可能性，因为二元呼应的时代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思维，还有新的理念所导致的思维方式。 二元对应的思维，它揭示了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是二元，作者表现出的一种可能性，揭示了一个很悲剧性的历史命题。我不知道，浦子是否意识到这个历史命题，我们是可以选择，但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尤其进入到现代化的运作命题当中，我们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尤其是第一部龙窑，我看得非常仔细，也特别好看，但是，我看出，其中人物语言的处理也是这种二元相应的方式，这种对话方式可能跟我们今天现代人不一样，想要拉开一点距离。在浦子的心目中，旧式语言与新式语言可以是相应关系，而不是相克关系。 语言处理方面的这种二元对应原则可能会带来危险，因为文学创作的语言对文化资源的要求是有选择性的，模糊的资源处理会导致语言的生硬与不自然。还是建议今天的写作者习惯于用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语言来处理作品，不要让不同的语言资源在二元相应的思维框架下纠结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