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刚刚落幕的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把最佳影片颁给了由吉尔莫·德尔·托罗执导，莎莉·霍金斯、迈克尔·珊农、道格·琼斯联合主演的《水形物语》，让许多中国影评人、电影媒体大呼“爆冷”——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本该属于由马丁·麦克唐纳执导，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伍迪·哈里森、山姆·洛克威尔联合主演的《三块广告牌》。而这两部电影，都已相继在国内上映。
    电影艺术本身总是比奥斯卡评奖更有趣，也更有探讨的价值。《三块广告牌》和《水形物语》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电影类型和美学范式，他们在国内的口碑和反响也颇耐寻味，两部美国电影引起的思考，与中国本土的电影市场、欣赏趣味密切相关。
    《三块广告牌》：戏剧性强 长于叙事
    以剧本扎实、节奏精准、戏剧冲突强烈而论，《三块广告牌》可谓表现抢眼，电影通过精心的设计、组织让每一个叙事单元都发挥其最大的效力，片子不长但密度极大，这一点不仅胜过《水形物语》，甚至在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众多电影中，同样显得出类拔萃。
    女儿惨遭奸杀、警察迟迟无法破案，米尔德里德·海耶斯租下立在路边的三块广告牌，张贴海报质问警察、向其施压，《三块广告牌》的片名即由此而来。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美国小镇，典型的熟人社会，施压行为因此变得分外有效，该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也因此被放大，串联起影片的一系列情节桥段。
    《三块广告牌》乍看起来，像是一个个体在对抗警察以及以警察为代表的体制，并以此连带出美国社会的种种矛盾。而细究起来，影片最耐人寻味之处其实在于人与自己、与命运的纠葛与和解。
    从《三块广告牌》的细节来看，虽然个别警察能力不强或心胸狭隘，但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认为案件无法告破是体制问题造成的。事实上，女儿遇害与米尔德里德·海耶斯对女儿的粗暴态度以及长期缺乏教育、沟通有内在联系，从母女二人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来看，甚至带有一语成谶的意味。因此，让米尔德里德·海耶斯无法释怀的除了女儿的死，还有自己心中的愧悔，这种复杂情愫的外部投射，就是一系列与警察的对抗行为，这不仅是为女儿讨还公道，也是米尔德里德·海耶斯的一种自我救赎。电影通过一位母亲的心路历程，探索了人性的微妙、复杂之处，显出其深刻。
    《水形物语》：以小博大 胜在气氛
    如果说《三块广告牌》看似外在矛盾激烈、实则重在内心挣扎，那么《水形物语》则恰好相反，它讲述了一个“美女与野兽”的故事，看似只关乎一己之爱，简单甚至俗套，但其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追问，却是相当广泛而且深入的。
    《水形物语》把故事背景安排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哑女、黑人清洁工、同性恋画家、人鱼等主要角色显然都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尤其是哑女与人鱼，他们无法发出声音，这一特点对其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的象征已经再明显不过。再辅以剧情、人设中白人男性的统治性地位，一幅权力关系图景就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水形物语》是一部在气氛与形式感上充分发挥了电影视听语言优势的作品，它运镜流畅，剪辑独具匠心，开篇交代艾丽莎的生活环境，一个镜头贯穿卧室与电影院，艾丽莎拨弄公交车窗上的水滴等细节既充满生活情趣又呼应影片主题，她衣服颜色的前后变化是心情变化的直接投射。同时，影片的配乐也堪称精彩，配合镜头剪辑、完成场景转换。整部影片的气质正如水一般流动而包容，充满浪漫童话气息，叙事强度较《三块广告牌》低很多，但电影这种艺术样式的独特质地，《水形物语》把握并发挥得淋漓尽致。
    电影创作、欣赏应更多元
    对于大多认为“电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讲一个好故事”的国内观众来说，感到《水形物语》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属于“爆冷”，其实非常正常。姜文的《一步之遥》、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以及王家卫执导的大部分电影等，气质都接近《水形物语》而远离《三块广告牌》，这些电影有的票房、口碑全面崩溃，有的大家口头上称其很有风格、颇具特色，却同时用脚投票，选择不去看。
    其实，中国电影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世界电影界对电影的艺术样式、文化价值的探索也已比较发达。同时，戏剧、舞蹈等诸多其他艺术形式也已发展出强大的叙事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叙事作为电影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使命，就有狭隘之嫌了。电影的创作与欣赏应更加多元，对那些不以叙事为核心但非常优秀的电影，应该更多宽容。奥斯卡金像奖把最佳影片颁发给更加风格化、个性化的《水形物语》，或许正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