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陈黎首要的文化身份是“诗人”，而非近几年风靡于市场的“著名翻译家”或颇具标签色彩的“辛波斯卡译者”。后两者的头衔，在普通读者那里或许远比“诗人”身份更能收获欢迎与尊重。但倘若我们的视野能够更广阔一些，就能发现，陈黎真正的、更能传之久远的声名与影响力，或许还要落实在他的诗歌创作领域。毕竟，无论大名鼎鼎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是洪子诚、奚密等精心编选的《百年新诗选》，对其“语言与形式上的魔力”的首肯，以及“丰富多元”、“杂糅”与“标新立异”的赞许，皆本于其在诗之创作领域的认定。就此意义而言，作为陈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蓝色一百击》。正是对他的众多大陆读者的适时提醒：在为作者的译作甚至散文着迷之时，不要忘记这样一位全能型作者创作的真正根基。
    得西风浸染的陈黎之诗，读起来并不像很多翻译体诗那般晦涩，反而很容易使得读它的人充盈着快感与乐趣。虽有古今一切才士的自我骄傲与狂放在时不时起作用，但他幽默、亲和，愿意俯就和倾听时尚与潮流，或许是其得以杂糅诸种元素而成一家面目的前提。在我们这一代的作者眼中，他已算得上是汉语诗坛的前辈，但其心态并不老，反而时常显得年轻而富有活力。即使生理上已经抵达了“半糖去冰的年岁”，陈黎的笔下依然有光怪陆离、风光旖旎的青年场景。
    “四方”一辑往后，陈黎式“顽童”的玩心更重，不惟体现于题材领域，还集中呈现在诗之形式外观方面。诸如《一块方形糕》《一线天》《四十击》《一百击》《与AlphaGo对弈》等作，令人想起阿波利奈尔式的“图像诗”。更不必说那首国际知名的《战争交响曲》了，诗的外观元素与书写题材之间构成了令人惊羡的互动与共鸣。当然，陈黎这一路诗并非他突发奇想的产物，而是他写作的常轨。这种形式的探求和讲究，有的时候以严肃的面貌出现，有的时候则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嬉戏。
    譬如“花莲蓝”辑中的《金阁寺》，借助了金阁寺的得名由来（建筑外贴金箔），运用汉字中独特的偏旁构造，将要写的内容全部饰以金字旁，而这些带有金字旁的字本身都是现实存在的汉字。这种语言游戏，使得这首《金阁寺》其实有两层文本，“贴金”的那一层浑不可解，但可以诵读，去掉金字旁的那层，才是诗所要表达的“通常内容”。这并不是诗人搞的文字游戏，而是对汉语特质和潜能的发掘。正如作者自言，他的诗“常借着形、音、义的歧义性，分裂、发展动机或主题”，这可能是汉语写作的独特形态，而且带有“文生情”的古典色彩。然而，陈黎在形式的开拓与调和上可谓用心良苦，却常囿于读者的成见而得不到更好的理解。
    诗集最后的两辑呈现出陈黎写作中的某种地理学面向。他对家乡花莲的书写，有着旁人无法取代的特色。诗人形象一改顽童式的戏谑与名士式的绮艳，我们只见他“青青轻轻唱”出这支蓝调，“轻轻调和悲凉与夏日海风凉，调和岛屿与历史，梦与地理”，调和着一位诗人的故土情怀与对更大范围内的汉语世界的敬重和依恋。
    附录在正文之后的那篇《在语言间旅行》，可谓陈黎诗学方面的“夫子自道”，不可轻易放过。对于现代诗这种体裁而言，诗人的首要任务是在语言中提炼结晶物，而不是传达信息。陈黎正是这样一个在语言中穿行的梦幻般的“旅人”与“炼金术士”，而不只是“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化身。后者的俗世投射自然是译者，而前者则在作为作者的陈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结合他曾翻译过日本俳句的事实，并且提出过汉语中所谓“现代俳句”的概念，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小心翼翼地将与诗集题目同名的《蓝色一百击》这组诗，看作是陈黎另一种意义上的创造与翻译。他试图让诗的表达变得更加简洁而愉悦，充满机锋，而又不失褶皱般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