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不会是单一向度的纯粹的田野工作者，他胸怀的应该是面向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太过巨大，因此，他只能俯身去对真实的存在加以小心地观察和揣摩，从个案之中去尝试体味一种整体性的人类的存在。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田野工作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类学家真正的目的在于，了解活在一种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摆脱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进入到后天文化所赋予的彼此互助互惠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场域，并持续地存在于那个场域之中。每一位人类学家无疑都在制作着自己的作品，这一作品应该是向人类生活世界自身的一种敞开，即关注到了真实个人在真实生活场景之中的真实表现。
    2010年是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一百周年诞辰，我和研究生们阅读了16卷本的《费孝通文集》，由此编成《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一书并出版。在这个阅读、分享和思考费孝通文字和思想的过程中，我开始留意“中国意识”这个概念，即中国文化中的主体本位意识。费孝通在晚年，借由“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将中国意识这一问题提出来，成为其晚年学术探索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从学术领域进入到国家的文化规划、表述和构建之中，影响可谓深远。
    “中国意识”这个概念跟我之前出版的《反思本土文化建构》一书之间存在诸多联系。不过，现在我所探究的重点已不只是单纯的文化反思，而是试图探寻出中国道路发展的可能路径。我特别注意到，费孝通在1997年所提出的“文化转型”的视角，可看成是文化自觉观念的另一种表达，它比文化自觉的概念本身更具一种动态和变化的意味。
    在国际上，人类学是一门通识教育。但凡人们要认识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所谓“异文化”，人类学都是一门首当其冲的学问。今天，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借由“一带一路”建设而走向世界的努力，人类学获得在中国学术界复振的良机。因为基于世界近代史的考察，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走出国界的过程中，人类学家先行以及借此对异文化的深度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
    人类学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整体关注，它基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而对人的社会属性以及文化属性给出一种深度的描写。它从来就不是一门学究气十足的学问，而是重点关注正在发生的现实社会，深切留意每一个人身边发生的变化和事件，并寻找到这些变化和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剖析这些变化和事件的共同性与差异性。人类学让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世界陌生化，同样，它也会让人们对深感陌生的世界逐渐熟悉起来。在这样一种“熟悉—陌生—熟悉”不断延展的认识路径之中，人类发现了真正属于自我的文化存在。这可以说是一种“照镜子”的功夫，而异文化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就是一面真实在场且清晰可鉴的镜子，从中看到了我们自己存在形貌的另一面，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
    总体而言，现代世界是一个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型的世界，一个充斥着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僵死的存在，它自身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个世纪以前，甚至半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双眼真正能够注视到并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而在今日，人们借助于手中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各种形式的虚拟显示屏，可以在同一时间浏览到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表达或呈现。
    举个例子，一次乘坐飞机的旅程，不仅使你在数小时之内达至一个遥远的国度，飞机上所提供的文化体验也是多样的，充满着个人的选择性。通过设计好的显示器屏幕，一个人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影像画面，他身边另一个人则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另一种影像画面，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按键不断作出选择。这恐怕就是今天生活的基本样态，即一种自我选择性代替了社会与文化的既定安排。在几个小时的旅程之中，人们在这种虚拟却可以真实感受到的环境中体验到差异性文化表达的存在，在过去这可能是一种奢望，而在当下，它则是一种可切实感知的真实。
    人有两面性，即作为独立性的存在与社会性的存在。独立性的存在使其有着一种从社会集体之中逃离出去的天然冲动，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而言的一种离心力的存在；与此同时，作为有着与生俱来以及后天累加的种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存在，使得一个人自身会有着难以摆脱的对于社会的依赖，以及对于文化价值的向心力的吸引。而在这样一种离心与向心的焦灼之中，人成就了其自身存在的个人生活史。这似乎是人类通用的一条法则，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这种离心和向心之力会有表现上的明显而脆弱的差异。
    曾经，现代性的努力使得人们从既有社会关系的束缚和枷锁之中解脱出来，成为了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种个体性存在的益处，反而重新开始寻求彼此之间不分离而“在一起”的社会融合与文化诉求。事实上，这种诉求从来也没有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中断过，我们需要一种合作、共享以及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和构建。我们因此试图在传统中寻找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人类学家不会是单一向度的纯粹的田野工作者，他胸怀的应该是面向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太过巨大，因此，他只能俯身去对真实的存在加以小心地观察和揣摩，从个案之中去尝试体味一种整体性的人类的存在。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田野工作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类学家真正的目的在于，了解活在一种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摆脱与生俱来的动物性，进入到后天文化所赋予的彼此互助互惠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场域，并持续地存在于那个场域之中。每一位人类学家无疑都在制作着自己的作品，这一作品应该是向人类生活世界自身的一种敞开，即关注到了真实个人在真实生活场景之中的真实表现。人显然不是活在纯粹的概念之中，而是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由此而造就了种种约束这些生活场景和社会关系价值和观念的文化的表达。这些表达也是具体而微的，人可以借助某种观念来掩饰自己，但是人却不能够离开具体的物质生活场景来去装扮和修饰自己，因此人活在了一种物质文化意义上的发明、创造以及表达之上。
    今天，人类学家所要真正去捕捉的，不过就是在这种种变化之中可能有的一种不变性。这种对于变化之中的不变的耐心捕捉，成为受到费孝通文化转型观念所启示而产生的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核心关怀，这也是在今天提出文化转型人类学这一观念的重要意义所在。在未来，我们不仅要面对自身中国意识的成长，也同样要面对一种基于中国意识的世界意识的成长。面对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意识成长，手握文化观念的人类学家该朝哪个方向去探寻呢？这恐怕是摆在当今中国人类学家面前最为真实、也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有待诸位同仁共同努力去加以真正的解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