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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汉人皮囊 藏地灵魂关于藏地荒原,关于灵魂写作,关于狼獒之争,以及,无神论者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底线?

http://www.newdu.com 2018-03-13 界面新闻 仲伟志 参加讨论


    
    杨志军 摄影:仲伟志
    藏民这两个字是他一生的情结
    我们在青岛市浮山脚下某小区杨志军的家中见面。浮山是青岛市区最高的山峰,面朝大海,登临山顶可俯瞰青岛东部全景。从杨志军家中望出去,可以看见浮山顶部那些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
    不过,对于从小生长在青藏高原的杨志军来说,这海拔几百米的浮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山了。他已经在这座海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很喜欢这个居住地,但在精神上,他与这座世俗中的发达城市依然有一种疏离感。他的精神庇护所,是藏区深处那些静默无语的荒原,是那些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雪山。
    他每年都会去青海,每年都会回到青藏高原。这个汉族人的心脏,仍然是与青藏高原的心脏一起跳动的。
    杨志军,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其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小说版的藏地文明百科全书”。其中有长篇小说《 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亚当》、《隐秘春秋》、《天荒》、《永远的申诉》、《迎着子弹缠绵》、《无人区》、《无人部落》、《大悲原》、《生命形迹》、《敲响人头鼓》、《骆驼》、《藏獒》三部曲、《伏藏》、《西藏的战争》、《藏獒不是狗》、《海底隧道》、《潮退无声》等;中篇小说《驴皮记》、《大湖断裂》、《美丽孕妇》、《永远的浪漫》、《艳龙》、《原野藏獒》、《情和欲的悲歌》、《海上摇滚》,散文集《藏獒精神》等。
    所谓荒原系列,主要是指发生在藏地上的汉人的故事,藏地系列描述的则多是藏族和藏人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长长的且一直在增加的书单。他手头尚有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等待出版,他说,这是迄今为止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小的时候,杨志军曾对自己的汉族身份颇为失望,甚至有些自卑。“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羸弱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陌生而自由的生活。”
    后来杨志军的父亲告诉他,他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那些投身疆场的蒙古人。他们的祖籍在河南孟津,那是一个古渡口,过去叫古横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代以后,蒙古人在那里盘踞了很久,从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直到被同化消失。而青海草原历史上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曾是蒙古人的牧场。这让天生不喜欢农耕文化的杨志军获得了一些安慰。他认为自己的基因里就带有游牧民族的自由与张扬。
    他迷恋藏族文化和游牧精神,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最钟情的娱乐节目,便是听藏族人或蒙古人唱歌。
    杨志军的父亲笔名叫古洪,就来自孟津渡的古名。不仅是笔名,工作证和各种表格里填写的也是古洪。古洪解放前就读于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为了节省学费,开始读的是免费的外语系,后来外语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法律系,后来法律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新闻系。他在就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撤退前成了进步学生护校队的成员。1949 年以后,古洪他们一直跟着部队往西走,部队在前面打仗,他们一帮文化人就在后面跟着办报。部队解放了宝鸡,他们就在宝鸡办报,部队打到甘肃兰州,他们又赶往兰州办报,后来部队解放了青海,他们又赶去创办了《青海日报》。他们本来想跟着部队进入西藏,但由于部队延缓进藏,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留在了青海。
    1955年5月,杨志军出生在青海。
    古洪后来离开报社去了省委宣传部,又从宣传部去了文联,担任青海省文联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最后从青海省科技协会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休,1988 年去世。在报社和文联,他曾力所能及地帮助过好几个右派,人称“好人古洪”。文革结束后,他担任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在文联接纳了好几个别处不给安排的摘帽右派,曾力排众议安排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诗人昌耀做了《青海湖》杂志的诗歌编辑。昌耀最重要的诗篇,就是在这个编辑岗位上写出来的。杨志军曾经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到过昌耀写给父亲的感谢信。杨志军说,父亲的善良、正直、仗义,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因为工作的关系,古洪经常待在草原,杨志军也就成了草原的常客。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医生,常有牧区的藏民跑来看病,就住在杨志军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用自己的皮袍一裹就过夜了。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
    幼小的杨志军于是又觉得惭愧。他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这些藏民一来,他就自由了,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睡。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等等,他母亲治不了,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这曾是杨志军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让杨志军牵挂的还有奶皮子,他永远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去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他说,后来他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1970 年 12 月,不到十六岁的杨志军当了一名工程兵。这位在省委大院长大的孩子,告别跟街道上的孩子打群架、在湟水河里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生活,为了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在陕西榆林县镇北台挖起了坑道、修起了碉堡。炸石、采石、抬石、雕石、垒石、灌浆、排哑炮,初生牛犊,什么都敢干,因表现出色,被选拔到西安的师部做机要员,在师部培训了半年,又被挑选到省军区司令部,在那里待了五年多。
    
    1973 年,在部队
    之后,杨志军回到了青海。经过口头考试,他进入《青海日报》,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做记者,在草原上勤奋地奔跑着。然后赶上1977 年恢复高考,尽管不情愿,但在父母的督促下还是考了一把,进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大学毕业,他又回到了《青海日报》。一开始报社把他分到了文艺部,整天坐办公室。杨志军哪里受得了,闹腾了几番要求转到记者部去跑农牧。报社领导觉得他有些不识抬举,但又觉得他是好样的,年纪轻轻,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样的人不多见了!”
    终于,他又可以做他的农牧记者了,今天农村、明天草原,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采访任务,一去就是几十天,碰到什么写什么。他又可以住寺院、住帐篷了,他又可以和牧民一起干活一起吃糌粑一起喝青稞酒了。他又可以由着性子乱跑了,的确是哪里有事往哪里跑。
    有人说,对于作家而言,最好的职业是记者,最不好的职业是教师。从这个角度说,杨志军遇上了最好的职业。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乱跑”出来的。
    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也早已适应了那种所求不多、异常艰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因为他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他不是一个藏族。他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他的简单、耿直、沉默的日常姿态,他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他那只要一触及藏地就永不枯竭的写作,都说明他的天性就是一个牧民,他有着他自己渴慕的地道的藏式人格。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拥有一颗藏地赋予的灵魂。他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他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这种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在一片文章中,杨志军这样写道:
    “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
    他用在藏地荒原数十年的孤独行走,给我们带来了大量动人的故事和神秘的传奇。他本质上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小说语言,也像那鸿蒙混沌的藏地荒原一样,奇幻,神秘,有着激动人心的抒情氛围。
    “小说西北王”为什么离开西北?
    杨志军的真正意义上写作始于 1980 年代,那时他已经从报社的记者部调到了文艺部。他在那段时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写了青海湖周边胡乱开荒、破坏草原的历史,是当时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这也是最早关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藏民生存状况的作品。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人谈生态,大家谈的是伤痕,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怎么样发展。
    《环湖崩溃》发表后,青海湖畔的几个藏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专门到报社找到他,向他敬献了哈达,说他的小说写到了他们,说了他们想说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启蒙时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忧患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基调。杨志军生逢其时,破土而出,精神坐标从来没有偏移过。接下来的三十年,无论是写刀光血影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在边藏地区还是在青岛沿海,他顽强地保留了 80 年代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我认为,杨志军是 80 年代留给这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之一,这份财富从未过时,它或许曾经贬值,但在将来,它会是越来越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引起轰动之后,杨志军基本销声匿迹了。他从报社的文艺部调到了总编室,据说遇上了一些不愉快的事。1992 年之后,下海潮风起云涌,他便到北京一个朋友的公司做书商。那段时间王朔最火,所有书摊上都有他的名字。杨志军看着就眼热,心里说我本来应该去写作啊,怎么流落北京街头为别人出起书来了,心里特别难受。不过他在北京期间,青海日报社还一直给他发着工资,报社领导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去。他回去了。他本来想调到省文联,但报社不放,把他从总编室调回到文艺部。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办公室。报社一直为他留着这间办公室,从未给别人用过。
    编稿之余,他上班的时候可以写作了。
    1994 年,七卷本的《杨志军荒原系列》出版,其中包括《天荒》、《艳龙》、《圣雄》、《苍茫唐古特》、《环湖崩溃》、《江河源隐秘春秋》、《失去男根的亚当》。这套书本来想叫《杨志军文集》,但在整理作品时他发现这些书都是写荒原的,就改成了荒原系列,这一改,他成了“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省委宣传部兴冲冲地召开了一场“杨志军暨青海省长篇小说研讨会”,目的是推动青海省的文学创作,研讨会由一位副部长主持,规格不可谓不高。但杨志军却动起了离开青海的念头。那时候还没有西部大开发,青海的经济与文化都很落后,机会少,人才南下东去成了一个潮流。他的好朋友一个个孔雀东南飞,有时候他连一个可以交流思想、谈论文学的人都找不到了。
    走的时候,宣传部领导、报社领导、文联领导给他饯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了外地要是不顺心就再调回来啊,不用不好意思。
    一开始他想去上海,已经联系好了单位,而且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但最后却辗转到了青岛。1995 年 10 月,杨志军被“人才引进”到青岛出版社,筹备创办《通俗文艺报》。他卖掉上海的房子,举家搬到了青岛。
    他是顶着“小说西北王”的桂冠来到青岛的,但是一到青岛他就把这顶帽子扔进了大海,专心创办报纸,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当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甚至连长途电话都没有,办报纸的手段都是最原始的,只能靠杨志军的个人资源来支撑。他带着从社会上招聘的一帮年轻人干活,选题、采访、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印刷,一条龙下来,被牢牢拴住了。这种状态持续将近三年之久,他才逐渐淡出,一方面他急切地想回归小说创作,一方面他不想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无聊的人际关系上。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淡出。据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他想过回到青海,“但是的确已经不好意思了”。而且那些当时给他饯行的人,也都一一退休了。他已经回不去了。
    好在,他又开始写作了。《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也是从《藏獒》开始,杨志军逐渐从到道德探索转向了信仰探索。他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在精神上都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西藏的战争》,他已经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是把它看作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战争,是信仰与信仰的战争。英国人后来自动撤离了,是因为他们在巨大的信仰面前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他们可以占领西藏的土地,但是西藏的精神无意间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内心,最后他们只能背着十字架离开。这是神与神的包容,是信仰与信仰的融合。他最后写到英国圣保罗大教堂里供奉的精神信物:中间是圣经,一边是佛教对话录,另一边是一个空白。他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通过《西藏的战争》,杨志军对世界说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
    “狼性的流行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而在更多大众读者的眼里,他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藏獒》三部曲。
    该书从2005 年开始出版,很快发行逾百万册。进入新世纪以来,还很少有一部严肃文学作品能像《藏獒》一样拥有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并在全国引发巨大的争议浪潮。它触动了这个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
    此前一年,一部名叫《狼图腾》的小说出版,作者是姜戎。那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刻,也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时期,《狼图腾》中对狼的推崇、对强者精神的呼唤,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时代和社会的精神需求,一时大热。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商界,更是应者云集。商界普遍认为,“狼文化”符合现代竞争社会的利益需要,企业需要有像狼一样适者生存的能力。在狼的身上,很多人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自己想要的自己。
    一时之间,中国社会“狼烟四起”。
    在杨志军看来,《狼图腾》是一部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有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家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但更多人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将所谓“狼性”、“狼道”、“狼经”当成了楷模。这让他颇有些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藏獒》,被迅速推到了《狼图腾》的“对立面”。这两部作品都有着题材新奇、引人入胜的特点,畅销并不意外。但《藏獒》在文坛内外引起的轰动之大,还是出乎杨志军的意料。
    有媒体说,《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当时风头正劲的长跑教练马俊仁也说,藏獒是“人民的保护神”。一时间,獒文化大有反转狼文化的趋势。
    “或许在读者的期待里,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一种形象,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来消解由野蛮霸道的狼道、狼经造成的弱者的无助和生存的紧张,来缓释那种担忧被吃掉、害怕被挤兑的心态。”杨志军说。
    他说,作为文学,《狼图腾》和《藏獒》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他认为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戕害。他明确表态说,我们根本无法证明马背上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狼,所谓文化上的“狼崇拜”只是一种现代崇拜,是由空虚和盲目造成的竞争社会中的都市崇拜,而不是历史崇拜,也不是草原崇拜和民族崇拜。
    这位从青藏高原走来的作家告诉我们,草原人真正崇拜的是藏獒,而不是狼。狼性和藏獒性格,代表着人性的两个极端,狼的自私和藏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狼性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心怀恐惧,这种现代崇拜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按说,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回归到了真正属于文学爱好者的时代。《藏獒》的轰动,跟文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个精神空乏、道德缺失的时代,从藏獒身上重新发现了忠诚、勇敢、正直、向上、信用等日渐稀有的品质和精神,引发了内心深处的共鸣。这些人类社会内在的高贵基因,仍然在不时呼唤着越走越远的人类自身。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文学作品能引发一场全民讨论了。
    有学者说,“狼獒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的对抗,一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对抗。但杨志军不会使用这种冰冷的社会学语言。他替自己的《藏獒》庆幸,也替他的《藏獒》担忧,当一部小说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它的负担就太重了。
    他只是在坚持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母题。
    
    电影《藏獒多吉》海报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动画冒险电影
    中日合作拍摄
    改编自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
    小岛正幸执导
    与都市生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没有人怀疑,青藏高原是杨志军一生书写的坐标,不过,现在他对自己居住了 20 多年的青岛也产生了兴趣。
    他自己说,他身上原来有两种标签,一个是游牧文化,那是与生俱来的,另一种是农耕文化,那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河南,他虽然排斥却又很难抛弃。如今又多一种,那就是居住地青岛给他带来的海洋文化标签。
    青岛的历史一直都是多元文化冲撞的历史。与上海、天津等地有五花八门的外国租界不同,青岛是整座城市由一个国家独占一个时期。德国人曾经在青岛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上海、天津的租界,可以与当地老百姓没有太多关系,而德国对整个青岛乃至胶州湾有着完整的管辖权,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要谋生,就必须与外国统治者打交道。后来日本人来了,也是这样。你会发现青岛人一方面反感外国人,一方面必须依赖外国人,为什么?因为清廷腐败,北洋无能,让老百姓饿肚子,而德国人来了以后给你饭碗,日本人赶走德国人后开了很多工厂,提供了工作机会。这就造成了青岛老百姓一种独特的矛盾心理、矛盾情感。这种纠结塑造了几代青岛人。
    这些都是文学家的富矿。
    莫言的作品触及过青岛的历史。莫言的老家在距离青岛一小时车程的高密,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以清朝末年德国人在高密修建胶济铁路为背景,描写当地农民抗德历史。杨志军对莫言的评价很高,这个评价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而不是之后。
    “我过去是住在青岛写青藏高原,现在我开始写青岛,一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不可能不成为我的作品。”杨志军说。
    近两年他先后出版了《海底隧道》和《潮退无声》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写青岛的开始。现在他正在写另一部关于青岛的作品,他说,他想在这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人格做一种探讨,表现传统文化人格在青岛历史上尤其在当下的反映。
    但在内心世界里,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还是有所失望。他从小最喜欢看《水浒传》,他迁徙来到山东青岛,某种层面上也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以为在山东可以找到“义气”。但他最终颇为沮丧,“那么高的个子,却有那么小的心眼,山东其实没有大汉。”青岛是一个世俗味很浓的城市,“风景很优美,经济很发达,人格很浑浊”,精神的风采很难显现出来。这跟青藏高原是两个境界。“青藏高原就算很世俗,但也有信仰存在。”
    这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在现实中更像一个隐居者,努力与人群、与圈子保持着一种距离。《藏獒》三部曲让他在文学界内外都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他也成为了中国最畅销作家之一,但他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场面,不喜欢饭局,只顾沉浸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写作。实际上,他在中国文坛也像是一个边缘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们无法把他的作品归入任何一个体系。
    在他看来,无论在青岛生活多么久,他的天性依然是一个牧民,他的藏式人格不会改变。
    不过青岛有青岛的好处,那就是空气。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思维就会变得迟钝,尤其是普遍对高原缺氧耐受能力明显不足的汉族人。杨志军最近这些年才意识到青藏高原的作家为什么写得那么艰难,创作量明显不如平原作家,或许就是因为缺氧的缘故。为此他非常感谢青岛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
    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近年来崩盘的藏獒经济,杨志军有些黯然。
    所谓“藏獒经济”,正是从《藏獒》畅销之后火爆起来的。所以有人说,“藏獒经济”的泡沫就是杨志军鼓吹出来的,它给原本依附藏地高原的藏獒带来了极大的悲剧。在欲望的驱使下,市场炒作过度,藏獒不断转手,售价动辄百万,甚至高达千万一只,一夜暴富的神话引得大批投机者趋之若鹜,藏区牧民也多有卷入。最疯狂的那几年,藏獒配种费高达三五万元,名獒甚至可达 20 万元。
    杨志军承认,这场泡沫的确与他有关。
    一切泡沫必然破灭,藏獒自然也不例外。藏獒的主要买家,很多是来自山西、内蒙等地的土豪,随着煤炭、钢铁、地产业景气不再,购买大户们烟消云散,过去的天价藏獒,如今 1 万元一只都很难卖出去了。大批藏獒变成流浪狗,甚至沦为某些人的盘中餐。
    正因如此,在《藏獒》三部曲之后表示不会再写藏獒的杨志军,打破承诺第四度书写了藏獒。2013 年,长篇小说《藏獒不是狗》出版。这部书讲述了藏獒悲剧后面“人”的堕落与人性的挣扎。那年他和这部书的编辑赵文生到北京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了他们。杨志军说,这部书可以视为他个人的一部忏悔录。
    《藏獒不是狗》这个名字已经最直白地告诉大家,藏獒是牧民的兄弟姐妹,在青藏高原是神灵化的动物,是山神的义子,它不是摇尾乞怜的走狗,对这种动物,我们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敬畏吗?
    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能够做灯塔的人,或者有能力为人们提供某种地标。我问杨志军,在你看来,人类如何才能为自然保留最后的尊严?
    然后我说,对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说,作家基本上也都是悲观主义者。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书,让弱势人群在感情上有所依靠,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冰冷的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衡的心理找到安慰,让每一个灵魂都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妥帖的安放,哪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安慰,“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完成的救赎。”
    在采访结束之后几天,他又发邮件补充说:
    “尽管我内心时时涌来黑暗,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世界光明与希望;尽管我一生坎坷、充满艰难,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人们美好与感动;尽管我常常灰心丧气,在思想的苦海里挣扎,但我发誓一定带给他人乐观与理想;尽管我立足于污泥,即将淹毙于浊浪,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朋友清洁的习惯和洗浴的力量。”
    我很少相信别人的誓言,但是杨志军这段话,我信。并自勉。
    
    1999 年,采访老驼工
    作家就必须坚守足够的精神高度
    仲伟志搜神记:一个汉族作家长期写藏地题材文学,很多分寸不好拿捏吧?
    杨志军:也没什么不好拿捏的,我坚持起码的三点。一个是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二,要致力于促进汉藏的团结。我是一个在藏族地区长大的汉族人,我的很多朋友、很多兄弟都是藏族,我对汉藏团结兄弟友好的向往几乎是本能的。第三,藏区生活肯定是一种越来越富裕、多元、健康、完善的生活,藏民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好而不是相反。我的藏地作品始终贯穿了这三点,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呈现的,我们必须尊重事实,不能违背良心。解放前的藏族社会,我把它形容成一千年如一日,现代文明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渗透的,老百姓基本上是一千年以前怎么生活,一千年以后还是怎么生活,解放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藏地的发展非常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仲伟志搜神记:快也会有快的问题吧?快速现代化会带来各种困惑。
    杨志军:刚刚改革开放时,牧民遇到的最大困惑其实是牛羊能不能出售的问题。过去老百姓认为牛羊是财富,是生命,怎么可以换成钱呢?老百姓的观念转不过来。后来意识到牛羊也可以是商品,可以换来钱,可以换来幸福,于是开始出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草原牧民的生活有了一个大的变化。首先是观念的变化,商品意识开始浸透。接着有了定居点,有了草山承包,有了电器,有了一种祖辈不敢想象的生活。有的牧民真是很富,比如在青海牧区,一个家可以承包几十万亩甚至上百万亩的草原,他们干什么呢?出于保护生态的考虑,现在牲畜是控制的,不能养太多,那么多草场干什么?挖冬虫夏草,他们自己不挖,大部分是承包给别人去挖,一年收个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牧民没有储蓄的习惯,过去他们的财富就是变成首饰挂在身上,因为他们要迁徙,要“逐水草而居”。有些人有了钱就去城里潇洒,花在一些不该花的事情上。我担心的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会不会因此失去原有的丰盈和充实?我在作品里也关注到了这一点。我希望所有人既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又有饱满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坚守。
    仲伟志搜神记:你觉得当今文学缺少什么?当今作家缺少什么?
    杨志军:缺少的是灵魂写作。
    仲伟志搜神记:缺钙?
    杨志军:是缺灵魂。很多作家语言特别好,故事也很好,可是你会发现他缺少灵魂的追求,这个灵魂的追求并不是说作品里头的人物怎么样,情节怎么样,而是指作家本身缺少那种底蕴,缺少精神追求的勇气。作家本身的价值观也出问题,这就更可怕。相对于古典的文学、经典的文学,我们并不缺乏技巧和故事,但是我们缺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缺少托尔斯泰的精神奉献,缺少雨果的人性剖析、灵魂再造。古典作家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那种为人类生活点亮精神火种的遗产,在我们作品里很少。过去作家们聊天,谈的很多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关于人类,关于宇宙,关于文学艺术等等。现在不一样了,话题基本是形而下的,房子、车子、票子、职务、职称什么的,很多时候还会掉入人际的陷阱,这是最没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文学尽管是繁荣的,但只是故事的繁荣、文字的繁荣和出版的繁荣,而不是精神的繁荣。
    仲伟志搜神记:作家和知识分子追求更舒适一点的世俗化生活,本身倒也没有什么错。
    杨志军:对多数人而言这种追求是没错的,我们不能要求大部分人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面对柴米油盐醋的世俗生活。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丰富精神、清洗灵魂应该是最低的追求。可是我们并没有做到,这是很悲哀的。如果一个时代的精神一直在走下坡路,作家就必须坚守足够的精神高度,必须要有变残缺为圆满、变歪斜为正直的勇气。过去常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是要你去修复灵魂,在精神层面上奉献思想和技巧。可是我们现在本身就是残缺的、脆弱的、浑浊的甚至是昏黑一片的,失去了修复的能力却还在不停地生产文字。物质主义、追慕名利虚荣,对作家的桎梏太牢太深。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作品接地气,接什么地气?就是接世俗的地气。作品当然应该接地气,但也不能忽视一个作家引领生活的价值,他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航标灯,并把这盏灯举给别人看,应该有别人意识到而无法追求到的那种脱胎换骨的力量,写世俗而超越世俗,趟污泥而不是污泥。
    仲伟志搜神记:你刚才提到几位经典作家。在你年轻的时候,有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更大?
    杨志军: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三位: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雨果。他们是三座令我向往的神山。不是他们的技巧,而是他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对托尔斯泰的评判是最准确的,他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作品和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活、信仰、作品、命运、抗争,全都是托尔斯泰式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他痛苦的灵魂轨迹和思想延伸。这样一个为人类精神奉献毕生的作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雨果更不用说了,他是一个举着忏悔旗帜的人,一个把良知变成同情心,再把同情心变成文学的人。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罪错,但你必须要有忏悔的力量,有了罪错就忏悔就补偿就救赎就化罪恶为恩典的人格才是完美的人格。他把这个作为一种精神指标,给整个世界和基督教树立了一个样板。我们的作品以及国民性里欠缺的就是这一点,什么时候都理直气壮,万分正确,没有灵魂再造,没有检讨和忏悔,没有点亮和唤醒。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灵魂对人性对自我对信仰的拷问,对我有着锥心蚀骨、撕心裂肺的影响。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上帝,可是他的人物老怀疑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他热爱祖国却被祖国绑架,他信仰上帝却被上帝遗弃,他拥有良知却被良知嘲弄。他实现了鞭挞人性和鞭挞自我的双重目标。他们都是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奉献毕生的作家,他们思想与信仰的高度,让人有高山仰止而终不能至的感觉,是我一生的榜样。我之所以提到他们三个人,是因为我们仍然停留在崇拜技巧的阶段,还无法意识到伟大作家的技巧来源于他们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
    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仲伟志搜神记:你从一开始就关注到精神世界吗?
    杨志军:我最早的小说是关注苦难和生态的,《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都是关注生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谈生态,大家谈的是伤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怎么样向前也向钱。但我是记者,我到过很多土地沙化、坏境恶化的现场,迫切感觉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我对“荒原”、“荒凉”、“荒败”、“荒芜”、“荒寂”、“荒漠”有着一种激情的拥抱和拥抱中的恐惧。后来我转向对道德和宗教的探索,尤其是对佛教的探索。我想从这里找到一种“人”的高度,我从道德层面写了《藏獒》,从信仰层面写了《伏藏》,从基督教与佛教的对抗以及融合写了《西藏的战争》。我想从信仰的角度探讨人的精神,得出一个结论:人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不能没有信仰。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宗教跟信仰没有关系,把“宗教信仰”连起来说或者视为一体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很多时候宗教只等同于利益集团、权势集团,甚至军事集团,它们要争夺土地、争夺权利、争夺一切,这与信仰毫无关系。信仰是信实、仁爱、慈悲、超脱、抵达精神彼岸的载体,所有的信仰,其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可历史上宗教制造的往往是战争,世界上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战争与宗教有关,战争不属于信仰。
    仲伟志搜神记:只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当然谈不上什么信仰。
    杨志军:当我在作品中,在宗教的层面上,探讨了信仰,当我发现很多时候信仰和宗教可以分开讲,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无神论者怎么办?一个基督徒的精神底线一定是上帝,一个佛教徒的精神底线一定是佛祖,一个穆斯林的精神底线一定是真主,但我们面对的最广大的人群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的精神底线是什么?于是我又从宗教里脱出来,从有神论的信仰中脱出来,探讨大量而平凡的、没有神的保佑、没有神来寄托的人的精神世界。我写了长篇小说《潮退无声》和《海底隧道》,就是从青岛开始,探讨普通人的精神信仰是什么,探讨无神论者的精神底线是什么,探讨一个叫作“情怀”的东西。
    仲伟志搜神记:有答案吗?
    杨志军:我追问到一个词:“祖国”。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古典作家和欧洲一些音乐家、艺术家给我的启发,我觉得他们的“祖国” 感特别强烈,许多文字都是因祖国而发,许多作品都是为祖国受难而写。我想其实是对任何一个阶层来讲,“祖国”都是我们的精神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逾越的,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你可以嬉笑怒骂,可以定居国外,可以犯罪犯错,但不能抛弃家国情怀,“家国”这个底线永远是你活着的理由。如果我们连“祖国”都不在乎,在精神层面上就肯定无可救药了,尤其一个作家。但我们不能肤浅地理解“祖国”,不能把精神情怀里的“祖国”,跟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我所说的这个“祖国”,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人格,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一种传统的文化理想,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的抱负等等。这些都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情怀、普通人格,但是现在,我们基本没有了。其实贯穿中国历史的儒道释三教,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理论可以服务于现代社会,用来塑造现代人格。儒教重于治世,道教重于养命,释教重于度人。而三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修身。儒的修身以伦理为目标,道的修身以虚静为目标,释的修身以来世为目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丛生杂交,朝气和力量才能显现出来。我今后一段时间会侧重写有关海洋与都市方面的作品,也就是写青岛,可能会更多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碰撞。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作家,这种对信仰的追寻和对自我的拷问,就很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读者,可你是一个中国人,探讨精神问题,探讨信仰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认可。
    杨志军:有这样的背景问题。探讨广大无神论者的精神信仰,就是基于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写藏地小说必须涉及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藏区几乎是人人信仰,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探讨精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但在汉族地区,你会发现人的信仰低级而功利,上升不到精神灵魂的层面,所以就必须找到一种更符合现实需要的办法。对我来说,求索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
    仲伟志搜神记:回到你的藏地小说。毕竟你是一个汉族作家,在一种跨文化的写作中,有没有某种身份的困惑?你和其他藏族作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杨志军:一点困惑都没有,我觉得我比许多藏民作家更藏民。首先,我会和一个普通的藏民一样去信仰,不仅是头脑的,也是肢体的,朝拜,磕头,完全是一个信徒的角色和信徒的姿态。其二,我能融进去,又能走出来,在零海拔的地方远观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也许看得更清晰,更全面,也会有更多的比较,尤其是文化的比较,更多精彩一比较就出来了。而多数藏族作家缺乏这种条件。文化的比较让我避免了自恋的立场和自我封闭的状态。从地理上我能走出来,从精神上我也能走出来,同时也能轻松地毫无挂碍地走回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较的结果,让我发现了什么是真正的精神价值。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喜欢西藏,认为那是净土,就在于那里的人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毅然坚守的精神追求,但是这种精神追求对大多数无神论者来说是没有效仿意义的,只能钦佩一下,只能发发感叹,毕竟大家不能天天去磕头。
    杨志军:藏民磕长头,究竟在祈求什么?朝拜者说,为了所有人的幸福。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如果你想要有好的来世,就必须给所有人祈祷。他一路千辛万苦地祈祷,没有一句是为了自己的发财、升官、享受。这跟汉人功利而具体的烧香拜佛大相径庭。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商界人士,是一边烧香拜佛,一边鼓吹狼文化。
    杨志军:这个问题很简单,人生走向和社会发展有很多迷失,人们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又想找一个样板去模仿,找来找去找不到,就找到了狼。狼一定是弱肉强食的,这是它的生存本能,是动物界的法则,天经地义。但如果把这种狼性作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标准,那就很麻烦了。狼可以弱肉强食,无德无义,人却不能,人类社会需要的是公平正义。商场上有竞争是对的,你兼并我、我击垮你也是对的,但有一个前提:有序竞争,不得违法,更不能不讲良心。狼没有法律约束,狼的法律就是饥饿。所以我觉得人们在缺少精神旗帜而想抓住一面旗帜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大写的“人”。这对中国、对人类都是个悲哀。我们复兴传统文化,就是要复兴传统的文化信念,难不成我们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常识也忘了?连“人之初性本善”也需要启蒙?
    仲伟志搜神记:你信仰藏传佛教吗?
    杨志军:信仰。
    仲伟志搜神记:你不会再去信仰别的宗教吗?
    杨志军:还是那句话,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跟宗教可以对抗,信仰跟信仰不能排异。光明是随处可见的,有上帝之光,有真主之光,有佛祖之光,更有无神论者的道德之光和精神之光,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所有的光亮呢?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信仰的起始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我之所以信仰藏传佛教,是因为藏传佛教赐予我最大的慈悲,最大的仁爱,最大的启示。但我也相信,这种赐予在别处也有。说到底我需要的是内心的欢喜和圆满,需要的是一种精神高度,而不是某一种宗教。
    仲伟志搜神记:你了解所谓藏獒经济的现状吗?
    杨志军:了解。这是一个让我内心很痛的事,因为我的作品实际上是推动了藏獒经济的发展。藏獒经济一开始兴起时我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们蜂拥而上,把藏獒商品化、都市化、贵族化,价格炒得极高,肯定不正常。藏獒是高寒地区的物种,都市化让它们陷入了囚笼,又面对着炎热的夏天,身披那么长的毛,怎么过?而一旦贵族化,这个物种的本能肯定会退化,形体也许会更加高大,能力却日益退化,一代不如一代了。藏獒经济的败落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最可悲的并不是在经济上吃亏,而是很多藏獒被遗弃,成了流浪狗。开始大家觉得可以挣钱,拼命繁殖,繁殖出来不挣钱了就抛弃。它们不像城市的流浪狗那样具有韧性,它们比较刚脆,内心也很高贵,自谋生路的技能比较差,你想结局会是什么?要么变成人类的敌人,要么饿死、冻死、病死。
    青岛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海洋文化?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让你选出你最喜欢的地区或者城市,无疑是青藏地区。
    杨志军:应该是这样。
    仲伟志搜神记:除此之外呢?你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最喜欢哪些地方?
    杨志军:老老实实地说吧,我走过很多地方,那都是走马观花,我都不喜欢,要说喜欢,除了青藏高原,再就是青岛,因为我必须喜欢,20多年了,光充足的氧气就呼吸了那么多。让我莫名其妙去喜欢另外一个风景如画空气好的地方,基本不可能,我不是为风景而活着。我喜欢青岛是因为我在塑造青岛,青岛也在塑造我,我用精神滋养它,它用物质滋养我。它给我的很多,我给它的微不足道,所以我会更加努力。另外青岛还补充了我的情感和思想,让我的思考更加丰富。德国人占领它十六年,日本也占领了十六年,还有美国人的占领等等。近代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在青岛有一种经典的呈现,让我在作品中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模子里的中国人”。
    
    2006 年在青岛,读者见面会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都知道青岛这个城市出来的演员特别多,演员被称作“青岛最大的特产”,不说唐国强那一代,近期最火的就有黄晓明、范冰冰、陈好、夏雨、白百何等等,网上能搜出一大串名单。一种说法是,青岛人的个头相对高,脸型更符合大众审美。
    杨志军:这个有可能,但我觉得主要是文化的原因。一种能够产生演员的文化,一定是时尚的,浮泛的,杂交的,多样的,易于变更和易于塑造的。人的追求也不一样,崇拜演员不崇拜思想,迷恋商店不迷恋博物馆,外表一定比内心重要,服装一定比文学重要。从文化上说,青岛在加厚演员土壤的同时,也显露了它的缺憾:青岛缺乏深刻和厚重,缺乏思想和思想者。
    仲伟志搜神记:在山东,青岛人特别有优越感,是那种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优越感。
    杨志军:一个是地理的优越感,因为自然环境优美;一个是文化的优越感,觉得我们的城市是德国人建造的,一出生就洋气,出身是不一样的。还有,青岛人中也有很多是清末跑到这里的贵族的后代。二十多年前,我到青岛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人特别自恋,有一种井底之蛙的感觉,觉得天下最好的地方就是青岛,很少有人去外地旅游,以为青岛最好,为什么还要到外地去闲逛?一次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去了趟新疆,吃惊地发现乌鲁木齐那么繁华,夜生活比青岛丰富多了。而在青岛,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的。现在好了,青岛人开放坦诚多了,也能比较客观地承认青岛哪儿好哪儿不足了。更重要的是,青岛的外地人越来越多。
    仲伟志搜神记:你如何评价青海与青岛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
    杨志军:青海是多民族地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杂交,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混合文化的特点。而青岛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地区,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渔猎文化占主导地位。这里虽然是一个海滨城市,但海洋文化通过人群表现出来的强悍形态并不显著,不像日本,有坚硬的海盗文化,也不像欧洲的一些海滨城市,基本上都有以远征和冒险为目的的航海文化传统。青岛表面上有一些西洋人和东洋人的文化呈现,比如建筑,但却没有西洋人和东洋人的文化气质。一般来说,海洋文化熏陶下的人群都具有团结、强悍、进取、冒险的特点,就好比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不团结、不配合就翻船,不进取不冒险就靠不了岸。青岛这个地方古代属于齐国,齐人在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出海敢破吴王师,守城能败燕赵军。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海上大战是以齐人的获胜而告终。同时精神上也非常强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比如齐王田横跟皇帝尿不到一个壶里,宁死不朝见;五百壮士不受强权摆布,砍头只当风吹帽。但是到了近代,青岛人在合作坚顽、集体挺拔、团结精进上远不如齐人和外乡人,追究起文化原因,恐怕还是故步自封的农耕文化和安时顺处的殖民文化造了孽。
    仲伟志搜神记:长期被占的历史所塑造的城市性格,肯定也是比较特殊的。你觉得历史上青岛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杨志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纠结,就是做一个真正中国人的纠结,他不和外国人打交道不行,没有饭吃,打了交道又有不爱国的嫌疑。这种纠结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就没有一天消停过,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为什么在青岛想到“祖国”这个词?就是从近代青岛人身上发现,这个“祖国” 感对他们来说比别的地方的中国人更重要,因为他们时时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被外国人欺负,又被外国人纵容,吃了外国人的鞭子,又得到了外国人的好处,所以那种“祖国”感在纠结当中就更强烈、更痛苦,更绵长。在我的小说《潮退无声》中,知识分子墨代圣是这样说的:“在我青岛,德人以地主式占有,把我国土当作日耳曼私地,街道称斐迭里,城市叫小柏林,建筑极尽豪华排场;日人以海盗式掠夺,捞一把是一把,办起林立工厂却不修一路不栽一树,也无一座像样的建筑。德人鹰视狼步,以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感君临我土,无法平等对待任何一个中国人。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建筑充满炫耀和自命不凡,又遍植林木圈出欧人区不让中国人靠近,公然申明:奴隶不配。更有甚者,它的傲慢让我同胞喘不过气来,我同胞对它既仇视又热爱、既不屑又艳羡。它就像一个妖艳的坏女人,总有一天会摄走灵魂,让我同胞匍匐在地,终生为仆。日人深知长期奴化的不可能,对我同胞凶残尤甚,欺凌更倍,岛夷之国因危机而焦虑,因飘摇而自卑,又因焦虑自卑而暴虐刻毒。我青岛有多少德人的傲慢,就有多少国人的悲哀;有多少日人的蛮横,就有多少我同胞的屈残。但又有多少人为此悲哀屈残而痛心疾首?德人日人用钱买走我同胞的灵魂,制造所谓繁荣让国人迷醉,提供就业机会让农工顶礼膜拜,殊不知在夷族目空一切的骄傲歧视背后,是我同胞日益不堪的弱小、低能、卑贱、愚昧,是精神奴化的胜利。我同胞有奶便是娘,只顾自己活命挣钱,冷对国难,就因为以老爷自居的德人日人一手举着鞭子一手举着救命钱。我同胞在一座座袖珍而辉煌的建筑拔地而起时,丢失了自信与尊严。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怀念祖国,在自己的家园失去了家园,无限悲凉。他们时而带着被纵容的凶残,时而带着被压迫的可怜,习惯于恩赐与奴化,麻木不仁。更有甚者,德人的建筑、日人的工厂,带给了我同胞无法容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极尽豪华的别墅洋楼,一边是猪棚马圈般的贫民窟。能让贫民住洋楼吗?能让富豪住贫民窟吗?能在洋建筑面前不自卑吗?能在日工厂面前不乞怜吗?能在欧人街上不弯腰吗?能让佛祖道老孔圣儒教占据圣弥爱尔大教堂吗?不能,不能,那就毁掉,坚决毁掉。青岛,你是花枝招展的夜度娘,受尽凌辱,却色颜不衰,你应该死去;青岛,你是路柳墙花的广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你应该死去;青岛,你处处枇杷门巷,日日倚门卖俏,你应该死去;青岛,你不是岳飞的故乡,亦不是文天祥史可法邓世昌的故乡,你应该死去;青岛,你的先人不是我的先人,你的鲜血却是我的鲜血,你应该死去;青岛,你是夷族建起的天堂,却有看不尽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身首异处,流血五步,你应该死去。”
    仲伟志搜神记:一般说起山东,往往会称为齐鲁大地,其实在山东你会看到,齐文化和鲁文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
    杨志军:我认为鲁文化是中国最典型的农耕文化,齐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洋文化,再加上殖民文化,构成了山东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支撑。农耕文化以秩序、服从为目标,海洋文化以占领为目标,殖民文化以利益为目标。它们的尖锐冲突和互相妥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的分裂、剥离、挣扎、互补,产生的统一而不整一、多元而不纷争的特异性,迄今还是一个有待发现和阐述的话题。
    仲伟志搜神记:在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碰撞中,鲁文化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
    杨志军:山东属于半岛而不是船岛,结果自然是主流的鲁文化的日益强盛和非主流的齐文化的逐渐衰弱,典型的船岛模式的海洋文化早已演变得面目不清,变成了非典型的半岛模式。海洋文化中的占领意识要求突进,船长崇拜要求服从,两者相加诞生了团队精神。而船长意识必然会和农耕文化的官本位相契合,团队精神必然会和国家秩序相表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旦风云际会山东就会有众多品牌企业突起的原因,也是山东的经济布局由鲁地向齐地倾斜的原因。但与生俱来的半岛气质和鲁儒风格,让它在异军突起的同时,又让它很难在中国当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独占鳌头的角色。
    仲伟志搜神记:殖民文化只是历史,它对现实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杨志军:现实摆脱不掉历史的影响。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利益作为杠杆后的繁荣和繁荣掩盖下的精神低下,以及在利害和利益面前采取现实姿态从而丢弃理想的人格呈现。殖民文化的建筑艺术发掘和强调了自然的美丽,于是在山东自然的浪漫和人文的拘谨便成了一对经典的矛盾。田野虽然干旱,却不能期待大海浇灌。文化的冲突就是这样:拥有的不一定是有用的,有用的不一定是理想的。当殖民文化在我们谨小慎微的议论中淡然远去,欧风美雨吹洒过的土地上,依然不见蓝调、爵士、摇滚的情绪召唤,而只有“好一朵茉莉花”。
    仲伟志搜神记:在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之间,你更推崇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
    杨志军:也不是。文化没有可比性,因为它是大自然的产物,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往往是优势即劣势,劣势即优势。当我们用“农耕”、“游牧”、“海洋”等符号来区别文化类型时,就已然表明自然地理之于文化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文化的乳养。我们知道时下权威的文化主导是儒家文化,即所谓国学。我想说的是,现代国学不应该仅仅是以孔孟为主的儒学。既然它是一门有关精神信仰、道德伦理、价值体现的学说,就不能不考虑到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影响,就不能不去想,在陆海山原和数十个民族同生共在的大场合里,整合而提纯多地域多民族多形态的文化精粹,才应该是具有一定涵盖量的共同期待的国学。开放、包容、自省、自信的文化胸怀和壮阔、纷呈、谦和、崇高的文化愿景,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理想,是乳养未来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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