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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视野与文学纵深感的建立 文学写作中，“中国”视野的缺席，根本来说，并不是作家们的责任，而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目睹和体验的是过去、现实、未来的相互辩论，是传统、启蒙、革命的相互否定，是各种主义的频仍更迭。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寻找对立面，弃一取一是常态。由此，片面的深刻是可能的，但真正融贯性的思考则难得。置身于如此情境中的中国文学也必然难以获得一个整全性的视野。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如上所说，新时代并不是凝固的没有矛盾的状况，但“新时代”的确足够提示我们“新文明”创造的帷幕已经打开，“文明中国”的意义正在凸显出来。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在直面社会矛盾的同时，把握住“新时代”的张力结构，从而对于“新时代”的文明史意义，对于“文明中国”的内在价值产生自觉意识，进而写出具有纵深感的作品，是不能不思考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希望作家写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不是要回避当下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而是要在直面矛盾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去把握所有这些矛盾所得以展开的“新时代”的内在本质，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说，是“新时代”所包含的“理”和“势”。而要把握时代内部的“理”和“势”，必然不能只是停留于个人的直觉和经验，不能囿于自己的生活天地。针对着以“知解力”为主要特征从而只能孤立地把握事物的“散文意识”，黑格尔高扬了“诗”尤其是“史诗”这一文类——这也同时是一种思维方式，认为在史诗中有着更具统一性的表现“民族理想”乃至“人类精神”的东西。这与他强调“现实”不是直接给予的东西，而是“实存和过程的统一”，是“事物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的思路相一致，都是强调重要的是在不忽视实存的前提下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一思路也为马克思所继承。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时代的本质，这本是老生常谈，但是，至少就文学而言，要在写作中把握到所谓“本质”是何其艰难的事情。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似乎是不期然而然，然而又是作为“事物展开过程的必然”，中国走到了“新文明”的入口处，实体性的中国亦从而获得了一个将自身理念化为“文明中国”的契机，把握住这一契机，向历史的深处也同时是未来的深处眺望，或许应成为当前作家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