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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以写批评作为职业理想的人来说，“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向我们提供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第一，这套批评丛书建立在“破”的基础之上，即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评论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丛书的作者毫无疑问都是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家。但是，“破”是建立在“立”的基础之上的。这么说的意思是，这些批评者对于一些文学现象、一些文学作品有批评性意见，但同时，他们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文学的理想所在。破除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拆除，更是为了建设。比如，李建军在《超越消极写作》中，批评了“消极写作”这样一种“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认为“消极写作”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是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的写作，是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是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是为“破”。与此同时，他有大量的文章，积极呼吁和建构“积极写作”。“它把文学当作与人类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视野，当作从积极的方面影响别人生活的手段；它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它也写丑恶，但以美好做底子；也写黑暗，但以光明作背景。它有稳定而可靠的道德基础，强烈地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因此，无论罹受多么严重的摧折和不幸，它从不徒逞一时之快地逃避崇高，否定道德，诅咒生活，从而贬低人类的尊严。它任何时候都信持写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怀着温柔的善念，向人类和世界表达祝福的情感。”这一段带着崇高感和抒情性的话语分明是批评家对自己的况许。当我们看到一个批评者的著作里遍地荒凉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看到，在他的精神图景里，庄严的大厦已然建立。 第二，这套丛书的作者们有着宽广的问题域，他们的文章，以及文章里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位于这一问题域里，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整体。他们并不是游击队员，东打一枪西放一炮，而是在自己的问题视野里谨慎地选择言说对象。他们十分清楚，你言说谁，其实都是言说自己；你彰显什么，你批评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了你自己。比如，对于何英来说，她关注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精神现实，关注女作家的创作，关注散文创作。这构成了她的现实问题域。她讨论许多作品，都是从自己的问题域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将批评者所讨论的作家虚化，他所关注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当我们将问题坐标化，然后连成线，一个批评者的精神肖像由此呼之欲出。 第三，在这套丛书的文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说着大家都说的“黑话”，没有自己独特声音的批评者其实是很难建立作为一个“人”的形象的。在这套丛书里，这些作者都有自己的腔调，都是在用自己的嗓子说话。他们真实地打开自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这些喜欢与不喜欢背后，是对文学最根本的热情。这热情让我感同身受，也让我产生了对他们的亲近之心。这就是批评者作为“人”的魅力所在。 通读“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也促使我去思考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常常面对的问题。首先，是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越说越糊涂的话题。批评者是作者的“判官”么，还是“粉丝”。当然，大多数人将之形容为同等位置的竞跑者。“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于我个人来说，做批评，可能“为己”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为人”的成分。我无意于探究我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是否符合作家的“原意”，倘若有所谓的“原意”存在的话。我写作，只是为了把我自己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整理清楚。通过文字整理自己。批评这一文体并不是我自卑的来源，事实上，批评本身也是写作，和小说、散文、诗歌等等诸种文体一样，只是写作的不同门类而已。我们希冀通过写作给这个时代留下一点点自己的思考，那就很好了。因此，“为己”的写作，对于我而言，可能更有意义。此外，在写作之时，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限度。这么说，是因为，写作过程中常常会被自己的幻觉所支配，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就是真理所在。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意识到自己的边界所在，意味着在写作之时就会不断反省。有反省，才会有不断的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