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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才的选拔制度一直是影响教育内容和方向的指挥棒，而对于人才的选拔制度——谁来选？选谁？怎么选？从古到今，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从一种制度最初的建立到出现流弊再到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似乎历史在重复，但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向完善的过程。 《九品官人法考论》一书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选士制度“九品官人法”进行纠偏补漏，完整、准确地描摹了其“本来的历史”。书中将九品官人法放在我国古代“选士”制度的链条中进行研究，揭示了作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强大支柱和教育最强有力的“指挥棒”的选士制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不禁引发了我们对当前的教育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的思考。 纵观我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人才选拔制度，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考察到考试制度的转变并非统治者个人的决定，而是历史的必然。书中提到了选士制度发展的几个基本趋向，尤其是前三个方面，足以论证这个道理。 首先是选举权力的集权化、专制化。由于最初对人才的选拔是以考察为主，而且考察的名目繁多，涉及德行、才能、家世诸多方面，而地方官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百姓比较了解，比较好把握；另外，虽然对参选的人有各方面的限制，但偌大的国家，符合条件的人数应该也比较庞大，所以在民间进行“海选”时，也需要相当多的负责人付出一定的精力，而对于士人的举荐工作又属于官员的兼职，朝廷不可能再派出大量的中央官员负责整个选士过程，只好把权利下放，地方官则是最佳人选。然而，“山高皇帝远”的情形也就这样上演了，举谁不举谁，标准如何掌控，主动权、决定权完全在地方官的手中，评价的标准因评价人的不同而不同，不管是考察还是考试，倘若标准不能统一，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则迟早要走到末路。选举权力回归到中央，正是针对这一弊病而采取的措施。在此，我不禁联想起我国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可以说是现代的选士制度。公务员由于其稳定的工作性质、优厚的待遇而驱使着当代大学生不惜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而一遭下来，大家的普遍反应是，地方的公务员似乎比国家的还难考，原因并不在于试题的简单与否，而是在地方，“关系”几乎是能否通过考试的决定因素，而非真才实学；相比之下，考国家的公务员似乎更公平些，毕竟能跟中央攀附上“关系”的人要少很多，大家在起跑线上是公平的，即便输也输的心服口服。这跟古代的选士是否有一些相同之处呢？ 其次是选举对象的庶民化、自主化。在我看来，这是我国在选士制度上的最大的历史进步，我甚至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这一举措的颁布给无数的读书人所带来的欣喜和欢腾。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那些本来有实力而又不曾拥有机会的人。科举制度向众多的读书人敞开了大门，给每一位想争取和有一定条件争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士人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把应试的主动权交给了选举对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选举者的人为因素。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还会做出一定的调整，但选举对象的普遍性、自主性这一点是不容撼动的！ 第三是选举标准和方法的客观化、公平化、简易化。也就是说，人才选拔制度的具体可操作性加强了。我们可以从魏明帝时期刘劭所著的《人物志》中了解到当时对人才考察的各项“指标”，包括“九征”、“八观”、“五视”等多种方法，对人的体格、相貌、精、气、神、性格、言语、行动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解剖”。实际上我很惊叹于《人物志》对于人的考察之全面，认为这种考察要比一张考卷定乾坤更接近人性，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禁要问，这样全面细致的考察要耗时多久呢？有些品性应该不是一时或者通过一件事情就可以判断的吧？而且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是要暗中监视呢？还是在场旁观呢？这种考核是否具有客观性呢？一大堆的问号出现了……正如书中所述：察举的选举标准在操作中出现了标准多元、笼统、不易把握；没有统一尺度，容易造成主观随意性；选举者的素质良莠不齐增加了人为因素的作用，其结果势必造成选举有失公平和名不副实。而科举制把复杂的难以把握的考察转变成一张考卷，统治者制定此政策一定有其初衷，但我认为其有些过高地估计了“文墨”的作用和价值，诗文的确能反映一个人的才学，但这里的才学也只是文学方面的才能，是否能表现出其他方面的能力呢？比如，数理能力、应变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品德，怎么可能通过几行诗文来说明呢？因此这种“简易化”是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直到现在，“一卷定乾坤”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