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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发展似乎总在矫枉过正的两极中左冲右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是对前此文学的意识形态工具论和平庸的现实主义的矫正，在消除了传统的一些积弊的同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技术至上的危险；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回潮，成功地将飘浮在半空的小说拉回了人间，给文学接上了地气，但同时又在另外一个极端里把文学埋进了现实的尘埃中难以升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些急功近利的伪现实主义的盛行，越发将小说降格为粗糙的民间故事，作为一门独特艺术的小说正在急剧地丧失其艺术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在悄悄地篡改文学本应面对的命题。这样说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你身置当下的文学现场，就会发现，创作整体上的平庸懈怠让人吃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的确有很多毛病，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但它对中国当代文学贡献，至少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充分地敞开了自己，作家集体成为“开眼看世界”的人，无数的思潮、经典和大师一拨一拨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转化成文学的发肤血肉，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建设和成长中来。在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热潮中，很多人批评作家们丧失了自己，生活在国外的大师的阴影里不能自拔，以致“把大师挂在嘴上”成为诟病先锋文学的口头禅。如果哪一位胆敢“言必称卡夫卡、博尔赫斯”，那必定要成为文学的笑话。 这类口头禅被当作反思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成功地保留到现在。但有意思的是，开眼看世界的文学时代的遗产，好像除了这类口头禅，存下来的东西少得可怜。你很难想像当初文学激情澎湃、锐意进取的姿态在仅仅十几年之后就消失得如此迅捷，不曾存在过一样。当下的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创作越发平庸和失去追求。在这里有所微辞，并非否定此阶段取得的成绩，而是就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言，作家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正集体地降低它的品格，失掉了对艺术精进的探索，忽略了创造乃是文学的最大要义，而潦草地停留在简单地描摹现实的层次上。在当下，非文学意义上的“现实”再一次得到浅薄的膨胀，以致沉溺于“现实”、反映“当下”成了作家们投机的借口，以为一“现实”、“当下”就可以走上成就文学的捷径，并以此为荣。除了“现实”和“现实”带来的市场，文学主动丢掉了真正有效的参照和立法标准。这大约是当下平庸的创作现状的源头。 在这个背景下谈论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不免感慨良多。 当年我们谈论卡尔维诺，就像卡尔维诺在书中谈论他的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海明威等一样，如同仰望一尊尊的神。区别在于，我们仰望过了就扔到脑后，卡尔维诺则仰望了一生。仰望不等于取消自己，而是用以汲取、警醒、反思和照亮。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的立法者就是经典。此外，这本《为什么读经典》也可以纠正某些人长久的一个偏见：卡尔维诺只是一个玩“虚”的作家，与现实无关。 后者当然是个错觉，评价者大概和当下的作家持有相同的评判标准，以为只有写苦难、写乡土、写农民进城和工人下岗才是现实。卡尔维诺在对这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中，比如解读司汤达、狄德罗，比如解读帕斯捷尔纳克，有效地澄清了什么才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现实”，那就是一切跟“人”的灵魂、内心困境和怀疑、追问息息相关的东西。所以他在“前言”里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而我们的“现实主义”从来都是将卡夫卡排除在外的，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另外一个“主义”，意味着进去了就出不来，像照相机一样习惯了与生活重合。卡尔维诺还证明，文学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有无数的方向需要作家们去开拓和深入。而经典恰恰是通过历史的积累，呈现出这些可能性：可以有司汤达的“个体道德张力、历史张力、生命冲动合成单独一样东西，即小说的线性张力”；也可以有“清晰、讽刺和严肃”的普希金和“唯实、轻描淡写、渴望幸福与忧郁”的海明威；以及“表现为他愿意的那样”的史蒂文森、“没有超出他所去的地方”的契诃夫、“在深渊中航行而不沉入其中”的康拉德、“我觉得自己是理解他的，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理解”的托尔斯泰。等等。卡尔维诺在不同的维度上证明了他们的差异，进而证明他们作为大师存在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