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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大傩礼与疫病的文学影响 伴随大傩礼的隆盛与疾病的流行，大傩礼与疫病也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诗、赋、文等多次提及。大傩礼与疫病对东汉文学有着不同的影响。描写大傩礼的作品多作于汉灵帝之前，在张衡《东京赋》等文学作品中，大傩礼成为东汉礼制典范与政治文明的象征。涉及疫病的文学作品则多作于汉魏之交，疫病强化了人生短促不定与生命脆弱无常之感，促进了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感伤基调的形成，推动了以人物纪念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出现。下面试分别释之。 (一)东汉文学作品中的大傩礼：礼制典范与政治文明的象征 大傩礼源于姬周，秦汉相承，东汉之前，傩礼仪式较为简单，古籍中相关记载较少，内容也很简略，《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尚未进入文学表现领域(30)。东汉时期，大傩礼地位上升，内容变化较大，仪式繁复隆重，大傩礼开始进入文学表现领域。 东汉描写大傩礼的作品为数不少，如张衡《东京赋》、马融《广成颂》、廉品《大傩赋》、东汉配印铭文(“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31))、大傩礼逐疫辞(“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32))等。下面结合相关历史背景，以张衡《东京赋》等为例，说明文学作品中的大傩礼已成为东汉礼制典范和政治文明的象征。 张衡(78-139)《二京赋》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开始创作，“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该赋用时十年，完成之后受到大将军邓骘的赏识，“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据《后汉书·孝安帝纪》及《邓骘传》，邓骘于永初二年(108)十一月拜为大将军，“十一月辛酉，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永初四年(110)十月邓骘免大将军之职，“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护丧事。大将军邓骘罢”，此后未复任大将军，“及服阕，诏喻骘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由此可推知张衡《二京赋》的最终完成时间大约在永元末至永初四年之间。 张衡开始创作《二京赋》时，东汉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六十余年的治世，社会风气开始走向奢侈，“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因此张衡“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二京赋》有着明确的讽谏主旨，“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与班固《东都赋》相似，张衡也选择了汉明帝时期的礼仪制度作为正面典型。汉明帝时期，东汉的礼制趋于完善，很多礼仪在这一时期开始实行，并形成制度，契合了儒士礼乐之治的理想。班固《东都赋》未言及大傩礼，大傩礼入《东京赋》是张衡根据讽谏主旨精心选择的结果。 当时大傩礼也受到奢侈世风的影响，《后汉书·皇后纪》载：“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33)这是安帝永初三年(109)事，与张衡《东京赋》完成时间接近。此年“阴阳不和，军旅数兴”，《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此年“正月……羌遂破没临洮”“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六月，乌桓寇代郡、上谷、涿郡”“四月……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34)。可见这一年汉廷处在困难时期，内忧外患并至，边疆兵事不断，国内自然灾害严重，“国用不足”，京师严重缺粮，以致“京师大饥，民相食”。但作为“旧事”的大傩礼此年依旧照常举行，只是规模有所缩小，“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诏书强调缩小规模只是暂时措施，“丰年复故”。这一方面说明正常年景下大傩礼耗资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大傩礼在驱除疫鬼内容之外已经增加了设戏作乐、象橐驼之属等很多不合礼意的娱乐享受内容。大傩礼耗资巨大增加了民众负担，而娱乐享受内容的增加则会扭曲大傩礼的本义，不符合原有礼制规范。这些取民脂民膏用于骄逸之乐而不惜改变礼制原义的行为，正是张衡所警惕和反对的，张衡《东京赋》明确指出“剿小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 《东京赋》叙大傩礼云：“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鬾蜮与毕方。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张衡对汉明帝时期的大傩礼描写详细，却不涉及当时大傩礼中盛行的改变礼制原义的奢侈享乐行为。张衡希望恢复明帝时期的礼制本义，讽喻奢侈世风的主旨也自然蕴含其中。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张衡针砭时风，于奢侈不赞一词，着重强调明帝礼制“遵节俭，尚素朴”的特征。这与班固盛赞明帝礼制“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李善认为“言奢俭合礼，故奢者不可而逾，俭者不能更侈”)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张衡《东京赋》中描写的大傩礼正是东汉礼制典范和政治文明的象征，它礼仪完备，“礼举仪具”；用俭不奢，“遵节俭，尚素朴”；注重礼仪驱除疫鬼的效果，“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服务对象由宫廷走向整个京都，“京室密清，罔有不韪”，因而有凝聚人心的效果，“百姓同于饶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结”。与此相似，元初二年(115)马融《广成颂》言大傩礼云：“导鬼区，径神场，诏灵保，召方相，驱厉疫，走蜮祥。捎罔两，拂游光，枷天狗，緤坟羊。”(35)《广成颂》以“颂”为名，试图“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36)。马融对大傩礼的描绘也以颂扬为旨，视之为礼制典范和政治文明的象征。此外，廉品《大傩赋》言大傩礼云“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骏，临朱轩，凭玉几，席文弥，率百隶之侲子，群鼓噪于宫垣……弦桃刺棘，弓矢斯张。赭鞭朱朴击不祥，彤戈丹斧芟夷凶殃。投妖匿于洛裔，辽绝限于飞梁”(37)。廉品《大傩赋》以“大傩”为题，同样视大傩礼为礼制典范，因而对其描摹、赞颂不遗余力。 要说明的是，东汉描写大傩礼的文学作品如张衡《东京赋》、马融《广成颂》等大多作于汉灵帝之前。东汉礼制主要作用对象为统治阶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云：“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38)礼制的建设与维系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汉书·礼乐志》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39)，故有“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40)之说。而耗资多、规模大、参与者众多、以皇宫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大傩礼更需要中央政权的稳固和支持。汉灵帝之前东汉王朝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以皇室、外戚、宦官、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央政权相对稳固，汉灵帝在位时成为“汉朝治下最后的稳定时期”(41)，因而汉灵帝之前作为岁终例行之事的大傩礼可以正常举行。即使遇到不利年景也依旧照常举行，如前述安帝永初三年(109)事。灵帝死后(189年之后)，东汉皇权衰落，军阀纷争，战乱不断，“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42)。耗资巨大并以皇宫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大傩礼失去皇权支持，作为乱世不急之务难以继续维系，之后很长时间消失在文学作品和史籍记载中(43)。 (二)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的疫病：感伤基调与人物纪念 东汉之前的文学作品很少提及疫病(44)，东汉时期疫病空前流行，尤以汉魏之交为剧，仅建安十三年(208)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史籍所载疫灾即有七次(45)。疫病也随之大量进入文学作品中，如《古步出夏门行》、曹操《与荀彧书追伤郭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曹丕《与王朗书》、曹丕《又与吴质书》、曹植《说疫气》、吴质《答魏太子笺》等。 疫病大量进入文学作品，促进了汉魏之交文学感伤基调的形成。疫病突出表现为对人类生命迅速而无情的吞噬，当时作品看似客观描述性文字的背后，蕴含着浓重的同类之伤，如《古步出夏门行》云“白骨不覆，疫疠流行”(46)、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47)。要说明的是，汉魏之交烈性疫病大范围传播，造成了大规模、群体性的死亡，因疫病而亡者并不限于底层民众，官宦士人也不能免，如王朗、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皆亡于疫病。曹植《说疫气》认为“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并不符合事实，当时疫病带来的死亡威胁已扩散至社会各阶层。而关系密切、感情亲厚的亲友之丧进一步加剧了生者的感伤之情，如曹丕《又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48)建安二十二年(217)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因疫病而逝，曹丕目睹他们的突然死亡，回忆起与他们生前的交往，感伤之情自然而生，“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亲友之丧也表明死亡威胁的实质性存在，幸存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促不定与生命的脆弱无常。例如，曹丕《与王朗书》云：“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49)由人推己，曹丕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无常，视死亡为人生大痛，“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50)又如，吴质《答魏太子笺》云：“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吴质目睹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因疫病而逝，也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促不定，“臣独何德，以堪久长”。 从积极意义来看，这种人生短促不定与生命脆弱无常之感促使文士及时立德立言，以求扬名不朽，“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51)。例如，曹丕《与王朗书》在哀悼感伤友人因疫而逝之后，转而以“著篇籍”的方式求得不朽，用心于立言，成为文学创作的动因之一，“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52)。曹丕《典论·论文》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53)。曹丕鼓励文士投身于文学创作来留下生后声名，这也有疫病对生命的现实威胁因素的存在，“年寿有时而尽”，希望通过立言而不朽。 盖棺论定，面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的现实，曹丕采用以褒扬为主的人物评议方式，来纪念因疫病逝世的友人，“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亡于疫病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皆为文士，文学创作是其生平主要成就，同样擅长文学创作的曹丕感慨知己不存，“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为此曹丕整理去世诸人的文集，阅读他们生前的作品，“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闲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在这一过程中，曹丕很自然地将人物评议与文学批评相结合，通过评人、论文来表达纪念。例如，曹丕《又与吴质书》云：“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闲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54)在这段文字中，曹丕用评人、论文结合的方式来纪念友人，如称赞徐干为人“怀文抱质”“彬彬君子”，而其作品《中论》也具有相应的“辞义典雅”风格；评论刘桢文风飘逸，五言诗“妙绝时人”；认为应玚文采出众、陈琳章表风格雄健等。与此类似，曹丕《典论·论文》认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55)这段文字评论的主要对象是亡于疫病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曹丕认为他们是当时文坛最为优秀的作家，“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诸子但为未及古人，亦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典论·论文》主要以他们为例，因人评文，进一步将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相联系，寓人物评议于文学批评之中，带有纪念因疫病而逝的友人的性质，“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可见汉魏之交的疫病推动了以人物纪念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出现。 大傩礼是以驱除疫鬼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姬周时期已有相关礼仪，秦、西汉相承，仪式较为简单，尚未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东汉时期大傩礼地位上升，内容变化较大，仪式繁复隆重，成为重要的礼仪之一。东汉大傩礼的盛行不是孤立的礼制演变现象，而是东汉初期礼制建设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当时的儒学复兴和礼乐之兴具有共时性关系。同时东汉时期疫病空前流行，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人们畏惧疫病的死亡威胁，转而借助大傩礼来祈福禳灾，这直接促成了大傩礼的隆盛。东汉史籍记录、君臣诏书奏议、配印铭文、石刻画像、肖形印等材料都证明这一时期疫病的流行。大傩礼及疫病成为东汉文学的重要内容，诗、赋、文等多次提及。大傩礼耗资多、规模大、参与者众多、以皇宫为主要活动场所，需要中央政权的稳固和支持，因此描写大傩礼的作品多作于汉灵帝之前。在张衡《东京赋》等文学作品中，大傩礼成为东汉礼制典范与政治文明象征。涉及疫病的文学作品则多作于汉魏之交，疫病强化了人生短促不定与生命脆弱无常之感，促进了汉魏之交文学作品中感伤基调的形成，推动了以人物纪念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