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往研究主要肯定了朱自清在现代解诗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学科化等方面的意义，多强调瑞恰慈、燕卜逊的语义学批评对朱自清鉴赏实践的方法论启示。但是，后五四时代的特定历史脉络表明，朱自清并非“为鉴赏而鉴赏”“为知识而鉴赏”，而是出于新旧文化政治冲突的焦虑而关注鉴赏教育。朱自清与顾随、朱光潜之间的两次文学事件，隐现出了朱自清在文学鉴赏的理论构建取径上的独特性：重分析轻趣味，重语义轻心理，最终兼重历史分析与审美分析。面对西方理论的接受选择，传统鉴赏诗学在朱自清的自我理解中以扬弃的方式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为现代中国大众的人生而文学，是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真正思想意涵。
    关键词：朱自清； 文学鉴赏； 后五四时代； 为现代； 为中国； 为人生
    引 言
    为何而鉴赏？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开创者，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近年来重新获得了许多关注。其缘由在于，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与实践对今天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孙玉石将朱自清定位于“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提倡者”（4），他认为：“朱自清倡导的现代解诗学，不仅包含了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阐释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是在西方与传统解诗方法双向吸收与融会中逐渐完成的”（82）。季剑青则看到现代学科体制下“文学鉴赏”所处的困境，指出“朱自清虽在课堂上以鉴赏态度讲陶潜和李贺，研究过程中却不得不走考据的道路”（22），并进而认为朱自清“以传统的体验方法讲授古典诗词而‘讲不出东西’时”（36），便转向了以“分析”为优势的“外国的影响”（39）。陈国球却更关注朱自清在文学鉴赏的知识化努力中所体现的学科化意义：“朱自清等努力引进瑞恰慈等的批评理念，把文学的欣赏结合分析以充实其‘知识’含量，由此提升文学的‘本体’活动的学术位格”，因此这种“以‘分析’作为方法学标志的‘文学批评’，却可以把文学‘鉴赏’的活动‘学术化’”（25）。无疑，这些讨论为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打开了新的意义阐释空间。但是，深入一层来看，在现有的解诗学、文学教育、学科化等讨论视角中却存在着某些共同倾向：第一，多聚焦于朱自清鉴赏观念的文学意义，无论是“传统解诗学的一种发展延伸和现代性重建”，还是将“文学的‘本体’活动”“如何可以安置在以创发和传授‘知识’的学术架构之内”，其根本视野都不脱“为诗而鉴赏”或“为知识而鉴赏”。第二，多依据朱自清对瑞恰慈（I.A.Richards）、燕卜逊（Empson）文学批评方法的借鉴，将其鉴赏实践归结为西方批评理论与传统诗学修养的结合。进而，在西方理论与传统资源的把握上，多持某种“刺激—转化”说，即以西方理论的刺激为朱自清转化传统资源而入现代文学批评的契机乃至基础。由此，现有研究中的文学中心论和西方刺激论两个根本性观念，既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考察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学术契机，又限制了我们更深入理解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之于现代中国文学乃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只是将朱自清的文学鉴赏实践视为“为诗而鉴赏”的“纯文学”活动产物，以往这些看法应算持中公允。但是，此处的真问题恰恰在于，朱自清以解诗为核心的文学鉴赏观念从未仅仅以纯文学目的为旨归，朱自清始终是在以文化思想的方式回应着整个面向“现代生活”理想的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的剧变。因而，“为诗而鉴赏”的“纯文学”视野容易落入脱历史脉络与脱社会结构的封闭理解。进一步而言，文学思想史的真问题并非仅止于搞清楚历史细节，更在于把握到历史主体在具体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结构之中展开“思想—行动”实践所真正持存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仅仅立足于“为诗而鉴赏”“为知识而鉴赏”，其实是无法认识到朱自清的文学鉴赏与其整体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更无法认识到后来经历了抗战烽火后的朱自清为何一步步走向了“社会主义倾向的诗歌”与“人民的立场”。以往，有论者就曾将朱自清的晚期思想变化直接视为接受了外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①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完全回避了朱自清思想中一贯强烈的中国“本来面目”意识，而过度强调“借镜西方”的影响力。其实，从“诗的鉴赏”到“雅俗共赏”，前后并非两个朱自清，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以更贴合社会历史结构以及历史主体感觉的方式去认识、理解与把握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背后的整体问题意识。
    本文试图以1925至1935年间的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为考察对象，集中探讨身负学者和教育者双重身份的朱自清有关“鉴赏”为何“教育”及如何“教育”的诸种思考。本文并非仅仅将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定位在“诗”“知识”或“学科”的内部，更多地还将关注到文学鉴赏与文学教育的重要关联，以及此种关联对于理解朱自清的整体文化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乃至文学、知识与人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连带性意义？
    一
    后五四时代的文化焦虑：
    “为现代”的文学教育
    1925年8月，经俞平伯推荐，朱自清进入清华学校大学部任国文教授，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杨振声出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协同参与了中文系的创建工作。1930年7月，杨振声因赴青岛筹办青岛大学而辞教清华，朱自清被任命为代理中文系主任。随着学者、教师、教育管理者多重身份的叠加，加之后五四时代（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双重落潮）北平的现实境况，朱自清的文学理解进入了一个“为现代”的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探索文学如何“为现代”的过程中，朱自清逐渐形成了较为自觉而完整的文学鉴赏观念。
    1926年4月，刚任教清华不久的朱自清写下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指出：
    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4：194）
    朱自清进入学术界不久，就感受到了学术界与文学界的差异。之前虽任教中学，②但他一贯积极参与文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新文学团体的活动，思想上也一直倡导通过文学来彰显“活的人生”（4：160）与“表现人生”（4：167），“为人生”是其早期思想的核心关怀。但清华的氛围，却是朱自清始料未及的。据杨振声回忆，“国文系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也是最受压迫的一系。教国文的是满清科员出身的老先生们，与洋装革履的英文系相比，大有法币与美钞之别。[……]我到清华时，他就在那受气的国文系中作小媳妇！”（18）。边缘化的院系地位，遗老气的专业氛围，激起了朱自清打破“正统国学”与“崇古轻今”风气的呼吁。他认为，要改变“国学外无学”和“古史料外无国学”的面貌，就要打破“经史之学”这条传统学术的唯一道路，要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和“现代生活”（4：196）的学术价值。
    但现实处境留给朱自清进行“现代生活”开拓的空间却并不容乐观。1925年至1928年间，朱自清主要开设“李杜诗”“大一国文”“古今诗选”等课程，具有明显的旧文学色彩。1928年初，他更是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4：243）。此时的朱自清在“国学”与“文学”（即“新文学”）之间彷徨不已。而此种彷徨心情需要回置到当时后五四时代的社会历史结构状况中来理解。首先，新文化运动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向了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进入后“文学革命”时代，历史考据极大地影响了人文学术的评价标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代表了“科学的方法”；其次，国内政治进入后“国民革命”时代，南方与北方、革命与反革命在数年间的势力消长，造就了朱自清所谓的“动摇时代”。对自我小布尔乔亚性格有着清醒自觉的朱自清，感受到了同时来自学术与政治的压力。学术上，学院化评价标准使得国学比文学重要、考据研究比文学创作重要；政治上，现实的残酷斗争使得新文化知识分子要么在政治上选边站，要么就只有向着学术、文学、艺术“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且“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在这种夹缝的境况中，朱自清虽“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但又自认“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4：236-43）。现实与理想，时代与性格，国学与文学，种种矛盾纠葛在1928年的朱自清思想中逐渐表征为这样一种文化焦虑：文学如何“为现代”服务？
    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杨振声的到来，新国文系的筹建，给朱自清带来了摆脱困境的新方向：改革文学教育。同为新文学作家，杨振声与朱自清有着相当的默契。他们共同商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一）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二）中外文学的交流。国文系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在那时也是第一个。[……]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在那时也是第一个”（18）。据杨振声称这些举措“都是佩弦先生的倡导”（18）。显然，文学教育革新是要以文学补充国学，以新文学与外国文学补充旧文学，一扫国文教育的陈腐境况，开创“为现代”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教育。而这一“为现代”的突破口，朱自清放在了文学鉴赏教育上。
    1931年，时为清华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谈及：
    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8：405）
    朱自清认为，国学不是文学，旧文学考证不等于新文学创进。在“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前提下，他提出“更重大的使命”应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显然，在国学与文学之间，在考证与创作之间，他看重的是文学和创作。这是因为，倡导文学和创作的最终目的是要造成属于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学的人才”。无疑，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被朱自清顺势转化成了“为现代”的文学观乃至教育观，其实质是要通过文学教育来实现文学与人生的现实融合。
    同时，朱自清也注意到，就学生而言，因为缺少人生阅历和生活感兴的缘故，很少能“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一个作家”，因此文学教育最重要的是“给他打好基础”和“启发他的才性”（8：406）。由此，基于文学创作要求的现实考虑，他进而悄然将文学教育的重点由“创作”转向了“鉴赏”。而他关于文学教育的设想，也初步构建出了“基础教育”和“才性教育”两个层次的整体框架。“打好基础”与“启发才性”，实质上正是朱自清早年有关“鉴赏权”与“鉴赏力”思想在文学教育观上的转化与再现（4：25-26）。对于进入学院内的朱自清而言，此时的新问题是如何在教育岗位上延展自己对普通人之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关怀。因此，早年从人道立场出发对鉴赏权与鉴赏力的强调，也就自然地转化成了如何开展鉴赏教育的问题。
    二
    鉴赏的知识化：
    精英独赏，还是大众共赏？
    鉴赏教育包含了两个问题：其一，鉴赏为何教育？其二，鉴赏如何教育？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理解，朱自清是在对鉴赏、考证、创作三者关系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展开的。1934年6月，朱自清在介绍中国文学系概况时，谈到：
    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为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与批评方面做功夫的还少。旧日文献涉及这方面的大抵零碎琐屑，不成片段；发挥光大，是现在人的责任。这等处自当借镜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至于创作，我们也注意；习作一科，用意就在此。（8：413）
    这段话十分扼要地勾勒出了鉴赏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尴尬位置。在旧文学时代，文学属于词章学，在学术位格上低于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的考据学。“文学革命”以后，文学的地位上升，“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如王国维、胡适等学者开始经考据而研究文学。但问题是，尽管文学已与经史之学平起平坐，可研究方式却还是治经史的方式。如果说，1926年的朱自清尚要替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生活”在“经史之学”面前争合法性的话，那么，1934年的朱自清更关心的则是如何研究“现代生活”的方法论问题了。对比一下1931年和1934年两份清华中文系的介绍《概况》：1931年，朱自清强调文学教育应该体现在“新文学的创进”，尤其是“现在觉得习作一项为重要”（8：405）。1934年，朱自清则明显淡化了创作问题，而更多关注起了“鉴赏与批评”。对这一变化的理解，仍需将其置于后五四时代的社会历史中去考察。首先，在后“文学革命”时代教授文学创作面临着双重困境。教授诗词的模拟习作，易被视为对新文学的反动，朱自清就曾记载过郑振铎的批评：“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9：298）。而教授新文学的创作，朱自清又看到了“人的才分不同，趋向各异”，且因“大学生活缺乏感兴”，因此“也不敢希望他在学生时代就成为一个作家”（8：405-406）。就此，旧诗词的程式性可教，但易使文学创作回到词章学的老路。新文学的现实性则不可教，因需有相当的现代生活的阅历与悟性，并非任何人能轻易达致。因此，处于“可教而不宜学”与“宜学而不可教”之尴尬夹缝间的文学创作最终未能成为文学教育中的重头戏③。
    综合来看，文学考据终究属历史方式而非文学方式，文学创作则需要生活基础和特有才性，因此文学教育中只剩下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最能实践朱自清对文学与人生的双重关怀。在他看来，文学教育革新的重要途径，便是将“为现代”的文学鉴赏“发挥广大”，这才是“现在人的责任”。文学鉴赏，以文学关怀与人生关怀成为了朱自清文学教育思考的重心。
    那么，鉴赏如何教育？对于传统鉴赏，朱自清认为“大抵零碎琐屑，不成片段”，现代人若欲将文学鉴赏“发挥广大”则需要“借镜西方”，同时更“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朱自清对待传统鉴赏与西方批评的态度如此复杂，关键问题其实在于：现代鉴赏如何才能摆脱旧文学的自娱自赏方式，有效地通过现代知识化途径来提升普通人的鉴赏力？
    “为现代”的鉴赏教育如何开展？这个问题，朱自清最初是从英国学者瑞恰慈的文学批评中获得方法论启示的。1931年8月至1932年7月，朱自清学术休假访问英伦，开始阅读瑞恰慈的著作（9：57、106、112）。瑞恰慈本人则早在1929年就应聘到了清华大学，与李安宅交往甚密。1934年3月，李安宅在瑞恰慈的帮助下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意义学》（容新芳174）。此时的朱自清已经深有兴趣地持续关注过了瑞恰慈、燕卜逊、李安宅的著作（11：309）。英国批评对于正在探索文学鉴赏现代化的朱自清无疑有着很深的启发。朱自清曾与叶圣陶提及：“弟现颇信瑞恰慈之说，冀从中国诗论中加以分析研究。又连带地对中国文法颇有兴味”（11：96）。问题是，瑞恰慈究竟给了朱自清什么启示？
    1933年，朱自清在讨论传统文学批评时早已指出：“兴趣论所论的其实也与作家或作品无多交涉，只是用感觉的表现描绘出作品的情感部分而已，但情感以外还有文义、口气、用意等（用英人瑞恰慈说），兴趣论都不去触及”（8：150-52）。而对于“体性论”及其“性状形容词”的使用，他也认为“这些性状形容词对于诗文的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四项都经指及，但只囫囵地说，加以用得太久，意义多已含糊不切，所以没有很大的效用”（8：150-52）。显然，相较侧重于“感觉”和“囫囵”的传统批评，引起朱自清关注的正是注重“分析”和“多义”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
    在朱自清看来，首先，只有基于“分析”，鉴赏才能真正知识化，也才能教授。1934年，朱自清开始尝试将英国燕卜逊的《多义七式》的分析法“试用于中国旧诗”，并认为“了解诗不是件容易事，[……]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8：206）。其次，多义“并非有义必收”，而应“搜寻不妨广，取义却须严”；再次，强调取义标准应是“切合”，“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才算数”（8：207-208）。显然，就朱自清理想中“为现代”的文学鉴赏观而言，要点有三：其一，鉴赏一定是可分析的；其二，分析一定是多义的；其三，最终解释一定是切合而贯通的。
    可供佐证的是，顾随有一次来清华讲《辛稼轩及其词》，朱自清感觉他“全用中国批评方法。其讲词颇有趣味，然牵引太多，于稼轩词本身，未说出所以然”（9：213）。对于已展开“为现代”鉴赏而探索的朱自清而言，顾随博学而偏“趣味”式的批评方式，不足以支撑起作为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文学鉴赏，因为此种趣味式鉴赏“未说出所以然”。问题关键在于，鉴赏如不能有效知识化，则仍然不能为“现代生活”的价值作出文化合理性的真正支撑。
    进一步来看，真问题的核心或许还不仅仅止于鉴赏未能有效知识化。另一个事例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鉴赏的知识化”究竟还意涵着什么？相较顾随式带有浓郁传统趣味的鉴赏，朱自清更为肯定的是朱光潜式的现代美学鉴赏。1932年，访学英伦期间，朱自清为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写了两篇序。其中，朱自清这样谈及：
    若你觉得“美”而在领略之馀还要好奇地念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介绍你这部书。人人都应有念诗看书画等等权利与能力，这便是‘美育’；事实上不能如此，那当别论。美学是“美育”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拆穿“美”的后台的。有人想，这种寻根究底的追求已入理知境界，不独不能增进“美”的欣赏，怕还要打消情意的力量，使人索然兴尽。所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正可用作此解。但这里是一个争论；世间另有人觉得明白了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得着更准确的力量，因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至于知识的受用，还有它的独立的价值，自然不消说的。（4：295）
    由此来看，朱自清为美学所作的辩护首先是在肯定鉴赏知识化的意义层面展开的。与认为美学知识将“打消情意的力量”的常见观点不同，朱自清认为，理知力量与情意力量并不绝对矛盾，美学只会使人“明白了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得着更准确的力量”。“更准确的力量”，意味着鉴赏作为现代知识应具有的确定性特点。④在这点上，朱光潜同样认为：“遇见一个好作品，我们只说‘我觉得它好’还不够，我们还应说出我何以觉得它好的道理”（3：42）。显然，两者都认为，鉴赏应该不仅能获得“美”或“情意”的趣味，进而还应该能够将趣味分析为可理解的知识。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为鉴赏知识化而辩护的更根本缘由却在于：“美育”是有助于争取“人人都应有念诗看书画等等权利与能力”。此处的“权利”与“能力”，再次重现了朱自清早年关心的“鉴赏权”与“鉴赏力”的核心问题意识（4：25-26）。按照朱自清的思考，如果“人人”都要获得这些权利与能力，那么美育就应当是可以通过知识化形态加以普及的。知识化，实际上正是实现普通民众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途径。只有通过知识化鉴赏的力量，趣味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共通性知识，而不再是带有神秘个体性质的私人体验，趣味也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大众的文化效果。
    比较朱自清对于顾随和朱光潜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顾随式鉴赏是一种“感觉”和“囫囵”的鉴赏，它无法向受众细致传递出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无法完成文学鉴赏的知识化。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种“未说出所以然”的方式仍是一种传统型少数个体精英化的自我鉴赏，它无助于在实践中提升多数受众的鉴赏力，进而实现普通民众在文化上的鉴赏权。在朱自清“为现代”的文学鉴赏观念思考中，无论是在考据、创作之外突出肯定文学鉴赏的独立意义，还是借鉴西方文学批评尝试将文学鉴赏进行知识化的努力，其目的并非“为文学而文学”“为知识而知识”，而是饱含了尊重与提升普通民众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关怀。
    三
    哪个西方？何种“分析”？
    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在顾随与朱光潜之间，朱自清更多肯认了朱光潜，加之他对瑞恰慈和燕卜逊的自觉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他完全认同了西方心理美学？是否意味着他主要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构建其现代文学鉴赏观念的呢？以往研究多认为朱自清受到西方理论刺激而转化了传统解诗方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主要都只是关注了以瑞恰慈和燕卜逊为代表的英国批评方法与朱自清文学鉴赏之间的显在关联性，而忽视了曾经一度出现在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与西方心理美学之间的隐藏关联性。基于对此种隐藏关联性的挖掘与分析，本文认为历史事实的褶皱部分实际上一直未能真正展开：朱自清并非笼统单一地面对过以英国批评为代表的西方理论，他还曾面对过以心理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理论，但是他为何最终取前者而放弃了后者，何况这后者还曾受到过他的褒扬？原因其实正在于，朱自清对传统解诗学体悟至深，所以才会接受英国批评方法而不是西方心理美学，西方理论于他仅仅是外来的助力，而绝非“为现代”的根基，“为现代”的文学鉴赏观念最终深深扎根于“为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思考之中。
    1932年，朱自清曾评价《文艺心理学》：“书中虽以西方文艺为论据，但作者并未忘记中国；他不断地指点出来，关于中国文艺的新见解是可能的”，“书里有不少的中国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颖的解释”（4：296-97）。显然，朱自清在肯定朱光潜基于“分析”而鉴赏的同时，十分关注如何才能“并未忘记中国”。朱光潜的方式是，用“中国例子”阐释西方心理美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朱自清正在展开鉴赏如何知识化的思考。几乎同时，朱自清接触到了瑞恰慈的文学批评与朱光潜的心理美学这两种方式。那么，真问题便在这里凸显：1932年旅学英伦期间的朱自清，曾面对过语义学分析和审美经验分析两种西方理论路径。但为何朱自清最终没有汲取审美经验分析的鉴赏，而是选择了语义学分析的鉴赏？传统的看法是，朱自清接受文本细读和语义分析是直接受英国批评影响，而后才去融汇传统解诗学的相关方式。但是，当朱自清曾经面对过两种西方理论的这一历史褶皱得以展开，我们不由得怀疑起英国批评是否真的对于朱自清文学鉴赏观念的建构具有优先决定性。如果朱自清对于英国批评的汲取只是在某种隐性选择过程后的产物，那么这一西方理论对于朱自清解诗学乃至其整个文学鉴赏观念的构建而言，是否还是根本性的？由此，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理解的可能性：朱自清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西方理论进行文学鉴赏观念建构，原因不在于西方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于这种选择或许是基于另一种隐而不现的合理性。那么，这一合理性又会是什么呢？
    要解开这个问题，朱自清与朱光潜之间的一场讨论就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12月，朱光潜发表了《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答复夏丏尊的一个提问：这两句诗“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朱光潜说，自己曾在《谈美》中对此句诗就早有过探讨，认为它所呈现出的是情感与意象的“调协”。“江上数峰青”这句“所传出的意象”是“物景”，而整句诗“原来都是着重人事”，“人事”中插入“物景”却不使人感觉“不伦不类”的缘由是“它们在情感上是谐和的”。但现在要强调的是，“个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自己“此时此地”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即所谓“消逝之中有永恒”的道理以及含韵其中的“静穆”之“风味”（8：35-39）。
    在读到朱光潜的文章后，朱自清有感写了《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为回应。朱自清指出，诗题《湘灵鼓瑟》典出《楚辞·远游》篇，历来对钱起此诗的评语不外两端，一是切题，一是“远神”。古人常以“湘灵”为“湘夫人”，洪兴祖补注《楚辞》方才指出湘灵实为湘水之神，而钱起远在洪兴祖之前，应是将湘灵视为了湘夫人，因此这两句诗实是说“人虽不见，却可想像她们在那九嶷山或‘洞庭之山’里”。但朱自清认为，这只是解释了“切题”，还不足“称为绝唱”，亦即这个解释不能说明这首诗到底“好”在哪儿。朱自清援引了沈德潜“远神不尽”的评价，认为这个说法才说明了诗“好”在哪儿。所谓“远”和“不尽”，朱自清指出了两个意思：一是“曲终而馀音不绝”，一是“词气不竭”。他认为，前者是就诗所咏对象而言，后者是就诗本身而言。从前者看，这句诗脱化自《列子·汤问》中“馀音绕梁”和“响遏行云”两个关于声音的典故，说的是“曲调高远，袅袅于江上青峰之间，久而不绝”，但意境全新，“所以可喜”。从后者看，这句诗是“落句”，它“不说尽”且“留下了一个新境界给人想”，“所以为胜”（8：262-65）。
    从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朱光潜的两次解释都是依托西方美学理论资源而作出的，第一次依托的是审美经验理论中情感与意象的“调协”，第二次依托的是温克尔曼关于古希腊艺术阐释的“静穆说”，隐藏在情感与意象、短暂与永恒、热烈与寂寞诸阐释背后的，是以主客体对立（心与物）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思维。相较之下，朱自清的解释则遵循了中国古典注诗的“事”与“义”的传统：所谓“事”，“重在举出处”，所谓“义”，重在“切合与否”。古典注诗，以“详密为贵”。详即细致，密即切合（3：5）。经过比较，不难发现朱光潜偏于西方和朱自清偏于中国的鉴赏方式差异，但如果思考不止于表面，深入这个差异的内部，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会显露出来：在面对同为西方鉴赏理论重要资源的语义学分析和审美经验分析两个传统之间，朱自清为何会更多地倾向于实践瑞恰慈、燕卜逊的“多义”与“细读”的鉴赏方式，而不是实践西方心理美学的那种心物之辩的讨论方式？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朱自清始终“并未忘记中国”。在朱自清的理解中，“借镜西方”的基础就是“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两者的关系并非并列，而是始终以“本来面目”作为“西方借镜”的接受基体。就此而论，朱自清的现代解诗学乃至整体鉴赏观念，从根本上是以更深厚的本土古典解诗传统作为基体，以“事”与“义” “详”与“密”等中国方法作为基本接受视野与西学东来的“细读”“含混”“多义”进行理论互启的结果。
    文学鉴赏，在朱自清的理解中，绝非“为诗而鉴赏”，亦非“为知识而鉴赏”，更非为追慕西方新潮而鉴赏。朱自清之倡导文学鉴赏，实质还是为现代中国的人生和生活，而要达致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又不能不对“历史生活”有相当把握。文学鉴赏往哪里寻找资源，同时能够“为中国”又“为现代”呢？就此，重新理解、选择可资依托的中国传统资源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中国古典解诗传统恰恰不只有顾随式的那种自我兴会与独赏趣味的一路，还有并重“事”与“义”、讲得清、道得明的另一路，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古典解诗传统本身也是异质化的。朱自清选择立足的恰恰是并重“事”与“义”，亦即兼容了诗歌美学维度与历史维度双重可能性的一种中国式传统鉴赏。其中“事”的考究注重出处，亦即隐藏了向现代鉴赏中历史分析转变的可能性，而“义”的辨析注重切合，亦即隐藏了向现代鉴赏中美学分析转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本来就具有的知识化、学科化的合理性倾向，而朱自清正是对这种源自传统内部的知识化合理性倾向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再来看英国的语义学批评，尽管它注重细读和多义的“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本身其实具有浓厚的“非历史化”的解释倾向，而若以中国的“事义”传统作为接受基质，那么经过“事义”糅合的语义学分析最终也还是可以为历史分析和审美分析同时服务的。相较而言，西方审美经验理论则注重的主要是伴随现代性历史社会变迁而来的个体主义式的主体经验，它的“非历史化”倾向不仅难以和中国传统的“重在举出处”的“事”的传统找到契合点，就是与“切合与否”的“义”的阐释传统也存在有相当的距离。朱光潜自己不都这样承认了吗：“个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8：36-37）。如若这样，即便能够得出一二新见，但此美学主观经验主义的阐释方式终究是“非历史化”的，最终也终将会是“去中国化”的，这其实也正是朱光潜日后反思自我早年美学思想的非历史化问题的一个先兆症候。
    因此，只有从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的问题意识中，只有从贴合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的知识感觉、观念感觉的梳理中，我们才能真正发现朱自清现代文学鉴赏观念的本来面目。朱自清最终选择汲取语义学的方法而非审美经验的方法，其隐藏的深层旨趣正是在于能够找到一种将古典中国对历史与审美的双重关注加以现代化、知识化乃至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这种双重关注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认识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止步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主观审美体悟。因此，朱自清的文学鉴赏观念，说到底，既是“为现代”的，也是“为中国”的，更是“为人生”的。这个“人生”，不是个人主义式的主观人生，而是能够融汇进入历史、时代与社会的大写的“人生”。这才是朱自清探索文学鉴赏作为“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 释
    ①许纪霖：“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237-63。
    ‚②朱自清自1921年夏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至1925年八月入职清华学校大学部前，数年间辗转任教于杭州、扬州、上海等地中学。参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25—64。
    ③后来到了40年代，朱自清更是主张：“我们觉得欣赏与批评跟创作没有有机的关联，前两者和后者是分得开的。”“与其分力创作，不如专力阅读。”参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朱自清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12。
    ④朱自清的这一看法与黑格尔对于艺术哲学的肯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黑格尔曾指出：“艺术的科学在今日比往日更加需要，往日单是艺术本身就完全可以使人满足。今日艺术却邀请我们对它进行思考，目的不在把它再现出来，而在用科学的方式去认识它究竟是什么。”可见，两者同属于艺术知识的理性化和去神秘化的这一现代性过程的产物。参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15。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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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Guoqiu. How did Literature Become Knowledg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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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Jianq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in Peking: 1928-1937.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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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g, Xinfang. I. A. Richards and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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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 Yushi.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Hermeneutic of Poe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周刊》1.16（1948）。
    [Yang, Zhensheng. “Memory on Mr. Zhu Ziqing.” New Road Weekly 16(1948).]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新编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Zhu, Guangq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Guangqian (New Edition). Beijing: Chinese Press, 201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Zhu, Ziq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Ziqing.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