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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意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并非仅仅是靠宏大而深刻的“意义”来建构的。有深远的意义固然很好，没有高深的意义也能成为人间佳构。 倘若对这个问题深而究之，我以为，这无疑涉及文学的“意义”与“意味”。“意义”和“意味”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在的区别却是耐人寻味的。“意义”是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主旨或思想，即作品所载之“道”。它包含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社会、自然、人性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在接受层面上侧重于理性认知的交流。而“意味”则是作品中所蕴藏的某种情调、意境和趣味，即作品所言之“志”，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偏重于感性经验和伦理情感的呼应。徐复观曾解释道：“‘意义’的‘意’，是以某种明确的意识为其内容；而‘意味’的‘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一片感情的朦胧缥缈的情调。”（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这也就是说，“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可以说清楚的；而“意味”则是相对含混的，难以言说的。当然，将作品的“意义”等同于所载之“道”，“意味”等同于所言之“志”，可能并不严谨，因为传统文学中“道”与“志”的内涵十分复杂，迄今尚未有定论。但话又说回来，“道”与“志”的核心差别就在于，前者推崇理性意义，后者主张情感意趣，这大体上也能说得过去。 比较有力的例证，便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相关论述。在该著中，周作人曾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归纳为“载道”与“言志”两脉，认为“载道派”的创作，总是一味地追求人间大义或宇宙大道，自韩愈之后，便问题多多，“没有多少好的作品”；即使有几部看起来很不错的作品，也恰恰是忘了“载道”后的率性之作。而“言志派”的创作，则忠于情感，独抒灵性，“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多源于此。 （摘自《偏见之辞》，洪治纲 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