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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话 正是这样的追问，让陈晓明强烈感受到张炜的写作中，依然有精神的东西在焕发。“可以说，张炜扛起了一面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旗帜，这在当代文学中是非常欠缺的，也是极其可贵的。其实，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应该说发展得非常充分，但现实主义兴起后，就被压抑下去了。张炜以非常丰富、非常有个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标示出中国文学里非常可贵的一种经验和高度。” 浪漫主义艺术探索的路上，或许并不缺乏同行者。至少红柯是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一个很难得的一直张扬着浪漫主义写作的作家。作为“天山——丝绸之路系列”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他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采用复调式的结构。一条线集中书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坐困书城的精神困境。另一条线讲述渭北大学徐济云教授和新疆姑娘吴丽梅年轻时的浪漫爱情故事。红柯突破以往单纯描写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在作品中写到人和人的共处，细致刻画陕西关中民间皮影艺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及内心世界。 以贺绍俊的观察，红柯写作伊始就追求那种非常奔放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与当代文学主流并不是那么合拍。“虽然我们呼吁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但实际上在当代文学里占主流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被压抑的。”在贺绍俊看来，或许正是红柯一直坚持浪漫主义写作，使得他比较“慢热”，而他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源于他的个性，更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是在山西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跑到新疆，后来长期在陕西生活。我们也知道，新疆就是酝酿浪漫主义的肥沃的土壤。这样的生活经验，使得红柯在这部小说里，让新疆和陕西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也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了很好的融合。” 红柯能做到这样的对话与融合，同样得益于他漫长的积累。或许只是巧合，和张炜一样，也是在1988年，红柯在新疆读到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神话，由此点燃了小说最初的“火焰”。那一年，他带学生实习穿越沙漠戈壁，无数次碰到大漠红柳，2000年，他参加中青社“走马黄河”活动，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在这一过程中，剪纸与皮影又激起了他对生命树神话和大漠红柳的深层感受。“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15年完成这部小说，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西部各民族的皮影从古到今以油灯、汽灯、电灯取光。当我感悟到皮影背后太阳的光芒时，红柳就成为大漠火焰，成为地火。当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进行对话时，我就放弃了抒写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这些高僧的打算，重点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的生命。万物皆幻影，幻影的背后有神灵。” 实际上，当红柯转向抒写“卑微的生命”时，他的写作就不由得增强了批判意识。贺绍俊表示，如果说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新疆是热的，是浪漫主义的来源。那么陕西就是冷的，面对陕西的现实，他是有批判的。在贺绍俊看来，这一点对红柯来说是很重要的。“红柯肯定有不满，但他以前很多作品，其实是有逃避现实的倾向的，只要进入到文学写作中，他宁可暂时回避现实，放大浪漫的东西，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正视现实，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他在批判现实的时候也在寻找答案，在思考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出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白烨更为关注小说里有关西域与关中的文化冲突。他认为，小说有着红柯笔下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与此同时，白烨强调，在红柯的作品里，能读出一种其他作家作品里少有的，很深厚、很坚定的生命意识。“红柯希望生命能够自由成长，所以对生命充满了很多歌颂、赞扬，生命是他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点，也可能是解读这部小说重要的观察点，红柯从来不是简单地写生活，而是写生命，写生命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