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宁的大街，只要你看见一个长得有点像弥勒佛的人，那十有八九就是碰上凡一平了。他胖墩墩的身材顶着颗打蜡的脑袋，两片耳朵贴着脖子下垂，如果他胆敢在寺庙前盘腿一坐，我就胆敢保证：不到五分钟他的身上全都是善男信女们的零钱。一次，他穿着那种流行的唐装到青秀山烧香，远处的两个和尚忽地站立，待凡一平走近他们又颓然地坐下。为何几十米的距离能把两个和尚的肢体弄得那么复杂？原来他们误把凡一平当成了大师兄。凡一平确实长得像佛，但是他干的事全都没有佛的清规戒律，所以有朋友就开玩笑，说凡一平上辈子是佛，这辈子拼命要把上辈子没干的事补回来。
    今年上半年，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撒谎的村庄》在世界长寿之乡——巴马县采景，他随导演、美工一同前往，发现村村寨寨都有假和尚在骗钱。回到县城，他把这事郑重地向县领导汇报，希望有关部门整治一下，以免村民的年收入下降。县公安局当晚下令抓骗子，警察们奔赴各村屯“收缴”假和尚。万万没想到，正在马路上散步的凡一平竟然被两个警察扭住，接着就是一声呵斥：“你以为你戴了一副眼镜，我们就认不出你啦！”凡一平赶紧拨通县领导的手机，才没有被送到派出所去喂蚊子。后来，《撒谎的村庄》开拍，剧组请当地一位104岁的寿星演曾祖父。凡一平到剧组探班，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的“曾祖父”握紧凡一平的双手，热泪闪闪地说：“凡翻译官，我都60年不见你了，当年你带来的皇军都走了吧？”弄得青年作家凡一平一头雾水，连声说：“我不姓凡。”
    凡一平写作之余喜欢喝两杯，他贤慧的夫人当众表扬：“在家里，凡一平滴酒不沾。”话音未落，就有人反驳：“但是，只要他想喝酒就立刻出门。”碰上有经济实力的朋友请客，凡一平走进包厢便对着服务员大声嚷嚷：“谁说要喝茅台了？谁说的？”本来想请他喝二锅头的朋友只好改上茅台。当然，更多时间他在默默地喝啤酒，有时候满桌宾朋都喝茅台，却只有他一人在喝啤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请客的朋友不是富人。凡一平经常用喝什么酒来调控朋友们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贫富悬殊。喝着喝着，他就拍响自己的将军肚，说：“我容易吗？之所以喝得像个将军，那都是为了帮朋友们节约酒钱。”一天晚上，凡一平患重感冒，他夫人正好在医院的妇产科值夜班，就把他叫到产科去打点滴，很快凡一平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深夜，医院领导查房，凡夫人急中生计，用床单把凡一平盖住。领导走到床前，指着隆起的床单问：“快生了吧？”凡夫人怕露馅，赶紧把凡一平推进产房。接生的护士立即器械伺候，其中一人惊叫：“哎呀，不好了，孩子的腿先出来了。”另一位护士掀开床单，摇头感叹：“时代不同了，连剃光头的都怀孕了。”被吵醒的凡一平忽地欠起身子，满脸惭愧地说：“对不起，我刚搞化疗。”
    喝高了，凡一平就说真话，那是彻底的掏心掏肺，除了影响家庭团结的秘密不说什么都说，连私房钱都招。于是，就有人编笑话，说抗战的时候，凡一平被日本鬼子抓住。鬼子对他严刑拷打，分别用了老虎凳、拔指甲、灌辣椒水等等酷刑，但是凡一平始终没供出我八路军行踪。于是，鬼子就用美人计，凡一平还是没招。鬼子问到底用什么办法你才招呢？凡一平结结巴巴地说酒、酒……这当然是笑话，抗战的时候凡一平的爹都才10来岁，他还早着呢。真实的情况是凡一平微醺之后，会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这句话必定是他近期内心里的主题，是非说不可、不吐不快的那一句，或表扬或批评，反正总之他会借酒发牢骚，而且都是好台词。一次，《健报》的副老总胡红一请他的领导李启瑞喝酒。喝前，胡红一再三叮嘱凡一平，要他在领导面前说几句《健报》的好话。几大杯下肚，凡一平开始夸《健报》，他说：“李社长，《健报》办得真好，每个星期只要我一看到《健报》，就知道是星期三。”他把《健报》当日历本不停地夸奖，反反复复就那一句。掏钱买酒的胡红一不高兴，就把凡一平的话录了下来，第二天放给凡一平听。凡一平听了一阵，说你这录音机怎么老是倒带，能不能让我听到下一句？胡红一说你哪有第二句呀。
    前年，凡一平准备用多年积攒的稿费买一辆轿车，具体买哪一款哪个牌子始终定不下来，他就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有人建议他买高底盘的，有人建议他买牌子响的，给他出主意的人各怀心思，其中不乏超级馊主意。但是凡一平心里装着计算器，坚持要买省油的车。胡红一说你看看你这身份，你这体积，不买辆别克根本就说不过去。凡一平说别克太耗油。胡红一说难道你有本事娶巩琍还怕她饭量大吗？长期对胡红一保持高度警惕的凡一平被说动了，第二天就去订购一辆别克，排气量2.5，和厅级干部的坐驾级别相等。提车的那一天，他兴冲冲把轿车开到供职的广西民族大学，以为会引来学生们的围观或者惊叹，却不想学生们连瞟都不瞟一眼，这大大打击了凡一平澎湃的情绪。当晚，他就在餐桌上跟朋友们描述：“我的车刚进校门，几十个学生哗地就涌了上来，有人说难道我们民大又调来一位副校长了？”车还没过磨合期，他已经开着回了十几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都安县，离南宁也就一百多公里。一次，我跟他去都安开会，行至县城收费站，他看见收费员长得挺漂亮，就用卷舌音问：“小姐，前面是什么城市？”收费员瞄准凡一平的光头，立刻把普通话改成壮语，说：“我X你妈的，你一个星期回来三次，还要问我前面是什么地方！”凡一平的壮语也脱口而出：“小姐，想不到你还会说外语。”凡一平是壮族，壮语说得比普通话溜。有导演到南宁跟凡一平谈小说改编事宜，前几次他都用普通话跟他们谈，价格明显偏低。一次，他带了个壮语翻译跟导演谈判，他只说壮语不说普通话，弄得那个导演以为他是外国人，其改编费一下就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平时，凡一平把车停在他前单位的院子里，整个院子就他的车和原单位厅长的车一模一样，而且两人的车位恰好排在一起。某一日，凡一平怎么也发动不了车子，就打开车前盖假模假样地检查，终于看见几根线被老鼠咬断了，于是就对着发动机骂老鼠：“你它妈的干吗要咬我的线？干吗不咬旁边这辆？难道你也晓得那是领导的车？领导的车有公费修理，你嘴巴痒干吗不拿他的车来练呀？”骂了几句，凡一平忽地回头，发现领导就站在身后，脸色立刻灿烂：“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凡一平也有穷的时候，那是1995年，他还没开始写剧本，名气也还没有这么大。当时他打的回家，都在离家两百米远的监察厅门前下车，再吭哧吭哧地走回去，不管阳光有多刺眼气温有多高，也不管是刮风或是下雨，他都要走两百米，原因是的士一过监察厅门口就会跳表，每一跳就多两块钱，所以每一次凡一平都掐准火候，总是在的士跳表之前下车。一次，由于他的目光被窗外美女牵引，的士“哗“地驶过监察厅门口。凡一平对这个临时停车点已经有了感应，忽地大叫：“停停停。”的士“吱……”地刹住，计价器“嘎哒”一跳。凡一平看见那表已经不可挽回地跳了，再也不能倒回来了，就粗着嗓门对司机说：“走走走……”
    那时，凡是有点钱的人手里都拿着一块砖头，又名大哥大，价钱两万元。这么贵的通讯工具，凡一平当然买不起，就买了一台6000元的子母机。平时他把子机揣在怀里，由于子机大而且重，致使他身上的西服长期一边高一边低。碰上崇拜他的文学青年，他就掏出子机来炫耀，说我也买了个大哥大。粉丝们不信，凡一平说你拔个试试。粉丝们接过子机一拔，竟然通了，就跟北京、上海的朋友展开来聊，直聊到凡一平斜着的西服肩膀归位了、平了也没收线。偶尔，子机的信号不好，粉丝们聊着聊着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凡一平一边固定粉丝的姿式，一边忙着抽子机的天线。天线越抽越长，以至于好几次都捅烂了饭店里的吊灯。为了向熟人、朋友证明他的子机就是大哥大，那个月他的电话费比平时翻了几番。母机对子机的覆盖半径只有500米，遇上别人请客，凡一平都点离他家不超过500米的饭店。那几个月我和黄佩华还有他来来回回地在半径500米之内的地盘上吃饭，已经吃得毫无味口。有时吃着吃着，凡一平的子机响了，他掏出来一听，声音不清晰，于是就一边“喂”着一边往家的方向跑，还一边往上抽天线，直跑到声音清晰才停下来，那个造型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对着话筒喊：“向我开炮！”
    凡一平的父母为中国人民培养了两个优秀儿子，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科学家。科学家是他的哥哥，几年前被美方聘过去工作。他哥哥经常打电话回来问他母亲需不需要钱？坐在电话机旁的凡一平此刻必定屏神静气，暗暗祈祷，希望他母亲说一声“相当缺钱”。可是他母亲不会说假话，总是告诉他哥哥：“一平现在比你还有钱。”前年，凡一平的母亲装心脏起搏器，要花两万多块钱。他哥打电话问要不要寄钱？母亲说不用。一旁听着的凡一平顿时感到心脏隐隐作痛，出门就跟朋友说我妈的心脏还没好，我的心脏倒是先痛起来了。那个时期，他一有空就把手放到胸口上，学范伟的台词“拔凉拔凉的”。直到他哥寄来两万美金，他才把手从胸口拿开。一次，他哥寄了三千美金回来，让凡一平转交给一位准备办喜酒的朋友。凡一平也不换算，直接把三千元人民币送了过去。那位接到三千元人民币的朋友感激涕零，说国内结婚哪有送这么多的。凡一平经常把美金和人民币混为一谈，总以为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美国。一次，他的小说卖了电影改编权，收入一万美金。回到家里，夫人问他卖了多少？他说一万元。说着就把一万元人民币掏给了夫人。几天之后，胡红一在《南国早报》报道凡一平卖电影改编权的事。凡夫人拿着报纸问凡一平，还有七万元人民币怎么就蒸发了？凡一平不停地拍打脑袋，说胡红一呀胡红一，我叫你别报道，你偏要报道。你这么一捅漏子，今后我哪还有机会跟你们打牌呀！
    十年前，凡一平考上了师大在职研究生，揣着一本存折直奔桂林去交学费。学费没交先打牌，当晚就把本本上的钱花光了，于是他连研究生也不读，扭头就回南宁。为了不让夫人发现这个秘密，每到研究生授课时间，他就要提着行李假装出门，找个地方住几天，然后再回家。夫人觉得他读书辛苦，常常熬鸡汤给他补身体。夫人熬了几十只土鸡，就想看一眼凡一平的研究生文凭。可是早盼晚盼，那张文凭仿佛含羞似的迟迟没来。凡一平再也不好意思喝他夫人熬的鸡汤，就说文凭拿不到是因为外语没考过，看来壮语还是不能当外语。
    凡一平结婚结得早，年纪不大女儿却考上了大学。每次他开车送女儿去学校，到了校门口，女儿就喊停车。凡一平纳闷，问女儿什么原因？女儿说你看你长什么样子，你送我进去，不认得你的同学还以为我傍大款呢。凡一平说这好办，你把宿舍里的女同学全部叫出来，我请她们吃饭，告诉她们我是你老爸，就这么定了啊。第二个周末，凡一平点了满满一桌山珍海味，伸长脖子等那些女同学赴宴，脖子等酸了，只见他女儿一人进来，埋头就吃。凡一平说你怎么就吃了？等等你的同学吧。女儿说我没叫她们。凡一平说为什么？女儿说你哪是请她们吃饭，分明是想把她们变成我的后妈。凡一平一拍桌子，说求你这么一件小事你都办不了，你爸我容易吗？
    前年，电视连续剧《我们的父亲》在南宁拍摄，导演毛卫宁跟凡一平很快就成了酒友。为了感谢凡一平陪他喝酒，毛导安排凡一平客串第三者，跟史兰芽、刘子枫演对手戏。两分钟的镜头足足拍了七小时，凡一平紧张得面部的肌肉都不会抖动，身上的衬衣全湿。拍完，喝完，满地乐影视公司安排凡一平在剧组居住。第二天早上醒来，凡一平的第一句话就是“拍了一天的戏，我连史兰芽的手都没得碰一碰。”经过酒精的浸泡、八个小时的睡眠，凡一平竟然还记住这码事，可见他客串这个角色是什么动机。
    一次，凡一平到成都跟影视公司谈改编他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的事，餐桌上朋友们不断说着凡一平的笑话。凡一平不愠不火，任朋友们添油加醋，说得不到位的地方他就补充，逗得一桌人笑翻了天。第一次接触凡一平的影视公司老总经过详细观察，终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说凡作家，我看你这个人挺厚道、真实的，那改编费我多给你加两万元。餐桌上顿时响起掌声，凡一平的嘴角几乎要笑裂，他说既然你肯加钱，那我就再说一个我的笑话……
    这就是凡一平，电影《寻枪》、《理发师》的原作者，我的师兄、同事加朋友。由于他太有趣，朋友就特别多；由于他能忍受，认识他的人都愿意拿他来编笑话。他真的就像个弥勒佛，是朋友们开心的按钮。也有人说他是壮族的“阿凡提”，本人的故事恐怕要比他的小说流传得更广。面对种种调侃，凡一平当然又是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