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出于何种缘故，最近几年来，很多中国作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战争之上，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战争题材小说。其他领域且不说，单只是在长篇小说领域，就先后出现了包括何顿的《黄埔四期》《来生再见》、范稳的《吾血吾土》《重庆之眼》、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刘庆的《唇典》、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陶纯的《浪漫沧桑》、贾平凹的《山本》等在内的一批作品。或许与这些作家各自不同的人生阅历，各自持有迥异的思想立场有关，同样一种血雨纷飞的战争，却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个性化状貌。在这一波不妨被称之为战争竟写的写作浪潮中，海外作家陈河的《外苏河之战》（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1期），同样以其别具特色的战争想象与书写而特别引人注目。
    事实上，早在这部《外苏河之战》之前，陈河就不仅已经对战争题材有所触碰，而且他的那部题名为《沙捞越战事》的长篇小说所具体聚焦的，就是非同于一般作家笔下的战争景象。与一般作家或者书写大陆地区的抗战，或者书写国共之间的内战形成鲜明区别的是，陈河《沙捞越战事》所关注表现的，乃是东南亚一带域外华人的一段抗战历史。同样是抗战书写，被聚焦的战事发生区域一变，整体景象自然也就大不相同。与《沙捞越战事》相类似，陈河的这部《外苏河之战》所聚焦表现的，也是为一般中国作家所明显疏忽了的一场战争，也即发生在1960年代中后期并一直延伸到1970年代初期的所谓“抗美援越”战争。
    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陈河的战争题材书写总是会在被聚焦对象的选择上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在具体分析陈河的这部《外苏河之战》之前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就是陈河所独具的海外作家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身份。正因为具有华人血统的陈河，实际上早已融入到了西方世界之中，所以，他不仅脚踏中西双重文化，而且还因此而具备了一种国内作家尚且比较欠缺的国际观照视野。所谓“国际观照视野”，就是无论作品所聚焦表现的那些人和事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作家都能够摆脱相对狭隘的国族意识，能够站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来对自己的表现对象做更加深入的思考与表达。
    早在关于袁劲梅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的批评文章中，我就曾经特别强调：“之所以要专门探讨海外作家文学想象所具备的国际观照视野，乃因为袁劲梅《疯狂的榛子》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然而，这种国际观照视野对于《疯狂的榛子》的重要，却并不仅仅体现为对生存经验作为文学想象资源的再度强有力证实。它的重要性，更在于为袁劲梅透视表现近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一种人类文明的高度。换言之，作家之所以能够在《疯狂的榛子》中成功实现自己反思近百年中国历史的艺术意图，端赖于如此一种人类文明高度的设定。关键问题在于，倘若远离了国际观照视野，这种作为一种生存标准而存在的人类文明高度恐怕也会荡然无存。”①现在看来，笔者的这一番言论，对于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陈河的《外苏河之战》依然是有效的。其他且不说，单只是从陈河《沙捞越战事》和《外苏河之战》这两部战争题材小说所具体选取的战争对象来说，一个是发生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抗战故事，另一个则是发生在越南国内的“抗美援越”战争，倘若不是因为陈河有着长期的国外生活履历，倘若不是因为作家在远离故国之后的生存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国际观照视野，那么，作家的如此一种选材与书写，就是难以想象的。
    《外苏河之战》所采用的，是一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是一个居留于美国的一位华人青年：“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呆了五年，有了绿卡，但生活一团糟，刚和前妻离了婚”。虽然叙述者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但我们从他的叙述话语中，却可以知道他其实有着颇为显赫的身世。“我”的姥爷，“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团司令员，在朝鲜呆了五年，是有名的将领。”用叙述者不无骄傲的话语来说，他的这位可谓是战功赫赫的姥爷，曾经以其特别强悍的作战风格给美国人制造了不少麻烦，很是让美国人头疼。尽管陈河只是看似非常客观地介绍着叙述者“我”其实很不一般的身世，但只要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把“我”的美国留学以及随后的居留，与他那高干子弟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看似简单随意的一笔，但陈河却很巧妙地对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现象，给予了必要的关切。
    一般家庭出身的中国人，早在1988年的时候，便不仅要去美国留学而且最后还居留在美国，简直就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叙述者“我”之所以会对很多年前的“抗美援越”战争产生强烈的兴趣，与母亲所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紧密相关。却原来，“我”从未谋面的舅舅赵淮海就很不幸地牺牲在这场“抗美援越”的战争中。因为母亲一直坚持认为假如不是自己配合舅舅一起隐瞒了姥爷，那么，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威的姥爷就肯定会阻止舅舅的行为，舅舅也就不会那么早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正因为一直心存内疚，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母亲才专门打越洋电话给“我”，要求“我”利用身份之便，专程去越南寻找和祭拜舅舅的陵墓。
    或许与“我”和舅舅赵淮海从未有过任何亲缘交际的机会有关，对于母亲提出的要求，“我”一开始并不以为然，采取了半推半就的应付态度，但是，也正是在逐渐了解到那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以及舅舅赵淮海的命运真相的过程中，“我”竟然对那段在我们的国度曾经一度被讳莫如深的战争历史慢慢地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母亲交代的任务让我变了一个人。本来我是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对别人的故事和隐私毫无兴趣的人，但为了完成我母亲的任务，我必须硬着头皮去联络人，去搜寻那一段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我前往越南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很多口述的故事。我被不断发现的人物和细节所吸引，开始主动介入。”就这样，伴随着“我”的蓄势姿态由被动变身为主动，当年那段战争历史以及舅舅个人命运的更多奥秘也就被强有力地揭示出来。
    陈河之所以要设定“我”这样一位明显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后来者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如此一种上溯性叙事方式的使用，能够使得作家对那段既往历史的观察与叙述更为理性，反思也更为彻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外苏河之战》叙述上的“僭越”问题。注意到这一点，乃因为在小说的第八章的第一节，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叙述话语：“我不知道我舅舅当时心里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按照通常的小说写法，他的心里一定是想起了小仙，对她说，我在给你报仇，我打下美国佬的飞机了！”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并不是“我”舅舅，按照正常的逻辑，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当年的“我”舅舅在想什么。也因此，这样的一段叙述话语，乃是合乎标准的一种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
    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伤逝》，就是一篇按照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严格写来的短篇小说。作品主要叙述五四青年子君和涓生之间的爱情悲剧。由于小说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所以，男主人公涓生自然也就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因为作家严格遵循这种叙述方式的叙述规范，所以我们自始至终聆听到的，便都是涓生一个人的声音。身为女主人公的子君，始终处于沉默的状态。她那句总是会被人引用的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实际上也是由涓生转述给读者的。
    然而，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是，在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外苏河之战》中，严格地在限制性的层面上使用这种叙述方式的，却仅只是我们所举出的这一例。此外的其他所有地方，作家均未严守限制性叙事规范地进行着自己的“僭越性”叙事。根本就远离故事现场的“我”，不仅能够清楚地知道“我”舅舅在当时的所思所想，而且也同样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其他出场人物的所思所想。比如，“我舅舅扛着机器在一个个阵地之间走过，他的斗志被激发了起来，只是想再次投入战斗，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再比如，“有一批敌机突袭而来，老朱毫无惧色，站立着对着敌机拍摄。他的心里有阿梅和孩子被美军枪杀后留下的巨大悲痛，他对美军的飞机是那么仇恨，恨不得肩上的摄影机变成高炮，直接打击美国飞贼。”从常情常理来说，现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知道当年的舅舅和其他人具体的言行举止，但陈河在文本中却偏偏就采用了如此一种明显带有“僭越”意味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又或者，既然叙述者“我”已经不再恪守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的基本规范，那么，我们也不妨干脆就把这种“僭越”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称之为第一人称非限制性的叙述方式。采用如此一种叙述方式的妙处在于，一方面很好地保持了第一人称必然的亲切感，拉近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可以适时地穿插表达对于小说中人与事的一些议论性看法，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如同第三人称一样，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叙述者不仅能够长驱直入地进入到小说中每一位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中。
    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陈河不惜煞费苦心地采用如此一种第一人称非限制性叙述方式，试图加以呈现的“抗美援越”战争，是一场带有明显荒诞色彩的现代战争。在当时，中国军队的出兵越南参战，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以至于，很多战士在战争中不幸牺牲之后，他们的葬身之地也同样被高度保密。当二连长顾玉林的母亲执意要去祭扫儿子的墓地的时候，顾玉林的妻子冬梅才会这样来劝慰婆婆：“妈，玉林牺牲的那个地方是保密的，很远，走不到的。”人已经死了，却连墓地还都要保密。如此一种荒诞情形，读来直令人莫名惊诧不已。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河对于“抗美援越”战争的关切与书写本身，既意味着他小说创作上非同寻常的一种题材敏感，也意味着他对于这种充满荒诞色彩的生存状况的批判与抗议。追根溯源，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与中国当时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如前所言，“抗美援越”战争的起止时间分别是1960年代的中后期以及1970年代的初期。这个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全民都陷入于其中的极“左”政治猖獗一时的“文革”时期。在这个特定时期，虽然说中国的国内已然陷入到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但由于受到那个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规限的缘故，我们的国家却依然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革命的输出工作。唯其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特别地公开强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
    作为一位已然在西方生活多年，已经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深度影响与浸染的作家，陈河在一部现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出鲜明的反战色彩，乃是毋庸置疑的题中应有之义。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他对于“抗美援越”这一场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明显的战争的高度关注与书写本身，其中的现代反战意味就不容忽视。在我看来，如果说作家的现代反战思想更多地通过他笔端的诸如史密斯这样的美国军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话，那么，陈河这部《外苏河之战》较之于其他战争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处则很显然在于，他通过对若干中国军人形象人性世界的深度挖掘与塑造，格外精准地捕捉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下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首先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我”舅舅赵淮海。赵淮海的参战动机本身，政治意识形态的味道就特别显豁。本来，“我”舅舅赵淮海他们几位并不属于正式在列的军人，而只是热血沸腾的红卫兵：“这一群年轻人最近以来处于极度的狂欢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掀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内心的理想烈火被点燃，熊熊燃烧着。他们被这种热情完全地控制了，接下来的生活全部围绕着这个目标。”在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旦他们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要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便下定决心要去越南参加“神圣”的“抗美援越”战争。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舅舅他们之所以能够及时获知如同“抗美援越”这样的一种“国家机密”，与“我”舅舅赵淮海的军队高干子弟的身份关系密切。如果“我”姥爷不是级别非常高的我军装甲兵的副司令，那么，“我”舅舅他们这样热血沸腾的红卫兵根本不可能获知这样的机密消息，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的故事。由此可见，即使是要到“抗美援越”的战场上去为国效劳，客观上却也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平等的阶层差异或者说分化的问题。质言之，之所以是“我”的舅舅赵淮海，而不是他们这几位红卫兵中的其他人比如李小岚什么的成为他们这伙年轻人实际上的精神领袖，与“我”舅舅的高干子弟身份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当然，在强调“我”舅舅参战动机中明显存在着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同时，也不能轻易忽略他精神世界中所潜藏着的一种可谓牢不可破的英雄情结的存在：“经历过这一次防空炮战之后，我舅舅心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被激发了出来。他再也不想呆在炊事班看猪了，向连队写了很多封请战书。”
    同样，或许也正是与他的高干子弟身份有关，年龄还不满二十岁的“我”舅舅，不仅已经开始阅读诸如《资本论》《小逻辑》这样高深的哲学著作，而且也已经开始思考一些诸如“苏格拉底和猪谁更幸福的问题”。倘若换了平民子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舅舅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自我思考能力，所以在自己刚刚开始不久的准军旅生活中，他才能够格外敏感地不仅发现并意识到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战争的负面作用，而且更能够在第一时间强烈感受到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所存在着的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我”舅舅在越南进入部队后关于保尔·柯察金那一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的名言的重新认识上：“我舅舅一直相信这段话是正确的，但他现在开始有疑惑。他在想着：我们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是不是为人类解放而死的呢？他们死在了越南，是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死的，可是越南军队也有人对我们不好的，我们打下的飞机他们都不给予承认。还有我们打美国飞机是为了人类解放，可是我们的敌人苏修也在打美帝的飞机，他们也是为了人类解放吗？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么，苏联人‘拥护’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也要‘拥护’呢？我舅舅想得头疼欲裂，还是无法从逻辑上找到自己的答案。”对于“我”舅舅那一代青年来说，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名言，乃可以被看作是指导他们现实言行的精神指南或者说“不二法门”。一旦他们对这段“圣经”式的话语产生怀疑，那就说明他们被蒙蔽已久的灵魂已经开始慢慢觉醒了。正因为他已经开始学着以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其实充满着荒诞不经事物的世界了。正因为有着精神自我主体性的初始确立，所以，“我”舅舅才会围绕是否在阵地上竖起红色的标语，而与政工组长甄闻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从作战必须要首先做到很好的自我保护这样一种理念出发，“我”舅舅说：“我觉得，在阵地上竖起醒目的红色语录牌，会暴露阵地目标的，和我们现在做的伪装起到相反作用。”政工组长甄闻达给出的答复是：“敌机要是看到了红色的语录牌，就会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吓破了胆。这个时候我们的高炮就可以把它打下来！你不要在这里散步消极的言论，当心你的政治态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地伪装阵地以蒙蔽对手，另一方面却又从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刻意地在阵地竖起红色语录牌暴露目标，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性，于此即可见一斑。更进一步说，目标被暴露的结果，肯定是我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而失利后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结果，却又是参战将士简直就是逃无可逃的伤亡。那么，到底是将士们的生命重要，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更重要，人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冲突，就这样在本来就具有鲜明荒诞色彩的“抗美援越”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方爆发了。
    自然，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陈河在《外苏河之战》中所聚焦表现着的战争中人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对抗，突出不过地表现在“我”舅舅赵淮海与女主人公库小媛之间堪称曲折缠绵的悲剧性爱情故事中。但在具体展开分析他们两位的爱情故事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库小媛的基本状况有所了解。按照当时简直就是笼罩在一切之上的所谓阶级分析理论，库小媛有着相当复杂的家庭背景：“是的，我的成分不好，爷爷是资本家，我的爸爸倒是参加革命很早，可是后来开始讲成分。本来我们家是在北京生活的，结果被下放到了南方昆明。”唯其因为库小媛有着如此一种家庭背景，所以，她从小就接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她之所以能够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在北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之后，刚刚情窦初开的库小媛与赵淮海不期而遇地相逢在了越南的土地上，相逢在了这场带有明显荒诞色彩的“抗美援越”战争中。也只有这次重逢之后，赵淮海方才从库小媛那里了解到她为什么会来到“抗美援越”前线的这所野战医院：“好吧。你知道吗？那年暑假我回到昆明，第二年夏天我就参军了。你觉得惊奇吧？那时我才十四岁呢，因为会拉小提琴被部队特招为文艺兵，我现在都是四年的老兵了。”究其根本，自尊心超强的库小媛之所以一定要参军入伍，与她北京时曾经遭受过的一种莫名侮辱紧密相关：“你还记得那一次在湖边我们遇见那一群烧篝火的人吗？那个脸上长雀斑的女孩骂我的话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次我明白了人是分等级的，你们军队的人是一级，我们平民百姓是另外的一级。可是我不服气，也许就是那一次事情，让我开始产生了进入军队的想法。”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参军入伍这一个细节，陈河就不仅写出了家庭成分不好的库小媛内心世界的悲苦与辛酸，而且更进一步写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精神分析学深度。实际的情况是，虽然库小媛已经如愿以偿地参军入伍，但在那个畸形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她却仍然不可能摆脱家庭背景复杂给她造成的巨大阴影。她之所以在参军入伍之后，还是在努力拼命地工作，就是为了尽力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只要我成为一个党员了，人家就不再会用家庭成分不好来看待我了。所以我参军之后都是拼命地工作，勤学苦练，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去年，医院要抽调一部分人员到越南战地医院工作。当时他们并没有选中我，是我自己坚决要求来的。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我想要到战地火线上立功入党。由于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上级同意了我的请战要求，批准我来这里的野战医院。”就这样，借助于库小媛入伍后的种种积极表现，陈河依然在沿着精神分析学的方向进一步挖掘表现着这一女性形象内在的精神奥秘。
    正如此前已经提到过的，陈河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中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最为激烈的矛盾冲突，就集中表现在“我”舅舅赵淮海与库小媛之间的感情纠葛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舅舅赵淮海与初恋情人库小媛在越南战场上的意外重逢，必然会碰撞出异常炽热的情感火花。无论如何，如同赵淮海与库小媛这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可以被看作是最美好的人性花朵。唯其如此，陈河才会在第八章的第二节专门征引帕斯捷尔纳克名作《日瓦戈医生》中描写拉拉和日瓦戈医生之间心心相印的一段叙述话语来充分展示他们之间情感的美好。在那个连同男女爱情在内的所有私人感情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政治禁锢时代，对于两个正处于热恋中的少男少女来说，要想找到合适的时机约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终于，身为病号的赵淮海接到了库小媛暗中写给他的纸条，库小媛决定利用大家都去看电影的那个晚上，在医院的被服室里与赵淮海偷偷约会。对于这一次约会，他们两人一方面充满着期待，另一方面却也难免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生成。在库小媛这里，尽管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恐惧感，但“我知道自己心里有这样一种预感，怕他在下一次战斗中会牺牲。如果是那样，我会因为没有答应他的见面要求而痛苦自责一生的。所以，无论如何，我得冒一次险。他那样渴望着和我在一起，他经历了这样严峻的生死考验，他是有权利和我亲近地会面一次的。”缘于同样的道理，对于赵淮海来说，他也对这次会面有着迫切的愿望：“他有过一次死亡的体验，激发了他生的本能，内心对于异性爱的渴望变得格外强烈。一整个下午舅舅在痛苦煎熬中等待着，他觉得如果今晚见不到小媛，他宁可死去。”相比较来说，他们两位中，库小媛的勇气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她有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精神负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非常清楚地了解医院里过去的护士长刘娟子曾经因为与男人私会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此外，赵淮海的军队高干子弟身份，也使他较之于库小媛更多了一层保护伞。也因此，同样性质的一场男女感情约会，库小媛所可能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要比赵淮海严重得多。
    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库小媛的恐惧感是非常准确的。就在赵淮海刚刚进入被服室，两个人刚刚抱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悄悄地打开了被服室的门：“他们还没察觉到时，门突然被打开了，几支手电筒的强光照射进来。有人后来描述了手电筒光下当时我舅舅和库小媛相拥在一起的情景，他们的军衣都穿得整整齐齐，纽扣都还扣着。”尽管“我”舅舅和库小媛以为他们自己的计划很周密，没想到医院却早已注意到了他们的动向，由政工组长甄闻达亲自挂帅指挥，一举把他们俩抓了个现场。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两位青年军人的行为肯定违反了军纪的有关规定，理应受到相关的军纪处分。但具体到《外苏河之战》中，由于畸形时代政治的控制与影响，他们俩却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首先，是“我”的舅舅。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为男性的他生性本就刚硬，但更可能与他军队高干子弟的身份潜在发生作用有关，面对着自己的被“抓获”，“我”舅舅的感觉竟然是一种百无禁忌一般的“无所谓”：“他其实什么都无所谓，没什么好怕的。他没有想提干，没想入党，而且对于政工组长这样的小军官他压根就看不起，觉得他偷偷地抓这些事情，就像地道战里的那个挖到屎的日军小队长一样可笑。”当然，也不能说这个时候的“我”舅舅就不难受，只不过他的难受却是因为一直在为心上人库小媛在担忧，尤其是在得知库小媛已然携枪出走之后。这就必须要说到库小媛了。一方面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家庭出身不好的库小媛，特别畏惧政工组长甄闻达执意要召开的“斗私批修抓典型现场会”。走投无路的库小媛被逼无奈，最终作出的决定，就是私自携枪出走：“好吧，我就到山里的树林里躲避一下吧，我实在不能忍受被批斗的羞辱。太阳马上下山了，再过一些时候寝室里就有人来，我就走不了了。”然而，要想上山躲到树林里，就必须考虑到野兽或者坏人袭击的问题，思虑及此，库小媛不假思索就随手拿上了隶属于自己的那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一个人在夕阳西下时消失在了山上的丛林里。然而，一时性急的库小媛根本没有想到，对于一位现役军人来说，私自携枪外出，其实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件：“军人携枪私自出走是一件十分严重和危险的事情，部队马上进入高级戒备状态。”对于这种异常情况的生成，还是龙长春给出的评价最是精准到位：“龙大爷脸色放了下来，放了一句话：都他娘开什么批斗会，把个女孩子逼急了。”事实上，出走后的库小媛本人一旦冷静下来，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是那一次，我听说了军人持枪外逃就是敌我矛盾，就是‘反革命分子’了。我越想越怕，越想越后悔。我决定快点回医院去，也许医院里的人还没有发现我带了枪支跑出来的，那样我就可以悄悄地把枪放回去。”但就在库小媛已然心生悔意，不断地传入她耳中的，却是这样一种充满了敌意的呼喊声：“库小媛，你不要与人民为敌！如果你负隅顽抗，只有被消灭的下场。”于是，“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部队的领导会这样对待我。如果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他们说要我回去，会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么我是会决定下山回到医院去的。但是，我听到了这样的喊话，心里害怕极了，觉得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我改了主意，决定不下山，我掉过了头，背着冲锋枪，继续向山林高处爬去。”就这样，在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化身的政工组长甄闻达步步为营的强势逼迫之下，库小媛最终被逼上了生命的绝路：“轰地一响，一道闪电穿过了我的头颅，我感觉到我的上方有一个明亮的窗口打开了，我知道我死了。我再也不觉得干渴的痛苦，灵魂脱离我的身体，从这个明亮窗口升向天空。然后，我俯视地面，冷冷地看着发生的一切。”一个美丽的青春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为库小媛的不幸死亡承担责任呢？对此，叙述者“我”曾经给出过可谓是一针见血的看法：“这一个小说里，我写了那么多年轻的战士的牺牲，只有写库小媛之死时心里特别沉重，因为她是死于自己之手，也可以说是死于自己人之手。”所谓的“自己人”，落实到具体的个体，便是那位政工组长甄闻达，但掩映于甄闻达之后的，却又可以说是在当时笼罩于一切之上的那种畸形政治意识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假借甄闻达之手，最终扼杀了库小媛美丽而年轻的生命。却原来，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杀人，而且，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以如此一种方式杀人于无形的。
    对于库小媛和“我”舅舅之间的那种生死恋情，以及他们差不多同一时间的相继死亡，“我”思索了很久很久之后，方才明白了其中根本的要害关节所在：“我和她一起在那个烈日暴晒的山野里经受干渴和内心剧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明白她的决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她下山来，那时的处置一定是被开除军籍。对于她这样敏感而高傲的女孩来说，今后相当长的日子一定生不如死。所以，到最后我终于理解了她内心的痛苦、无助和别无选择。”这是关于库小媛，然后，就是“我”的舅舅。就在库小媛死后不久，“我”舅舅赵淮海便因为太阳穴中了一个钢珠弹而不幸捐躯。针对舅舅的死，叙述者“我”说到：“我沉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库小媛是因为我的舅舅而死的。马金朝和我舅舅上面的对话里把事情说穿了：是我舅舅的高干子弟的光环背景害人，他和库小媛某种程度上是‘英雄和美人’的传说故事。我现在想，如果我舅舅后来活了下去，那么他的一生一定会一直受到拷问，会永不安宁，因为他是一个爱思想，执着于探求真理真相的‘小哲人’。我舅舅几乎是在库小媛蒙难的同时，和美国鬼子战死了，这或许是上帝给他的一种解脱。”我们注意到，或许与叙述者“我”内心里对于库小媛也同样有着某种非同一般的热爱有关，在小说中，“我”曾经把库小媛比作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芳汀：“这是一个受苦难的，一直遭受羞辱的女孩。她活得那么艰难死得那么悲惨，而最后证明她是最纯洁最美好的，她被后来的人们深深记住和喜爱。”由库小媛而联想到芳汀，这种联想当然可以被我们所接受。但与此同时，我却由库小媛而联想到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库小媛与安娜，虽然一个是落魄的资产家庭的后代，另一个是养尊处优的贵妇，但她们俩在对待爱情时那样一种简直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姿态上，却毫无疑问是如出一辙的。正如同安娜可以为了爱情而慨然赴死一样，库小媛明明知道他们俩的私下约会很可能会给自己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却依然不管不顾地要和赵淮海在被服室约会。其内在精神本质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然而，说到战争中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博弈，政工组长甄闻达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被忽略的一位人物形象。关于甄闻达这一人物形象，我们注意到，叙述者“我”也曾经把他比作过《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在同样大段引用了《悲惨世界》中的相关文字之后，叙述者“我”说到：“我引用这段文字，是觉得这一天站在外苏河悬崖边上的甄闻达和雨果笔下的沙威有某种相似的内心痛苦和挣扎。甄闻达这一天在悬崖上站了很久，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是像沙威那样跳下河去，而是决定要离开指挥部，到战斗的第一线部队去任职。刚好太原钢铁厂那里的二营教导员负了重伤，他去接替了这一个职务。”事实上，出现在《外苏河之战》中的甄闻达这一人物形象，乃是一位典型不过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巨大压力下精神不断扭曲变形的精神分裂者形象。一方面，他本身就是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或许与他家三代都属于工人阶级有关，在那个特别看重家庭政治出身的时代，他不无幸运地成为了北京总参机关的一个机要秘书。令人倍感惊叹处在于，在一次舞会上意外邂逅资本家女儿江雪霖之后，他竟然不管不顾地爱上了这位资本家的女儿。既如此，一种合乎正常的逻辑就是：“最后组织上让他选择，要么选择政治前途，和女友结束关系；要么选择女友，但是会失去政治前途。甄闻达毅然选择了继续和江雪霖在一起，并且很快订了婚。他因此被调出总参的机要员岗位，调到了驻扎在福建前线的福州军分区高炮团当了个普通的干事。”在那个畸形政治的年代，面对着爱情和政治前途，甄闻达能够做出如此一种断然的选择，毫无疑问意味着人性对于意识形态的一种胜利。但人们无论如何都能以想象得到，也就是这位身受政治意识形态之苦的甄闻达，在越南前线担任了某部政工组长之后，他竟然会依循同样的政治逻辑，依照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对待“我”舅舅赵淮海和库小媛他们，一手制造了这两位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对此，叙述者“我”曾经站在某种思想的制高点上进行过堪称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现在已经很难了解甄闻达当时内心复杂的思想动态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当他面对着库小媛自杀现场那惨不忍睹的场面，他能知道这一个结果是他一手造成的。这个女兵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去投奔敌人，而是走投无路自杀了。”由此惨状出发，叙述者“我”开始追述分析当年的甄闻达：“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爱读普希金诗歌的青年军官。但是，问题就出在他妻子的出身成分上，因为她的资本家出身，使得他从一个最有前途的受到人家羡慕的北京总参机要员，下贬到边远的福建宁德军分区里当一个小干事，这就是他内心开始扭曲的症结。他渴望一场革命，一场动荡，让他有机会重新开始。因此，当‘文革’爆发之后，他成了福建地方军队里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重新受到了重视。”除此之外的另一种因素是，出于对“我”舅舅的某种莫名嫉妒：“本来，妻子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应该感同身受对同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库小媛会有同情和理解。但是恰恰相反，甄闻达有一种极其冷酷无情的对命运的报复心理。而对于我舅舅赵淮海，甄闻达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嫉妒和敌意，因为我舅舅是从他昔日美好时光所在的北京军队大院里过来的。”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只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而“我”舅舅则不仅是一个根红苗正的部队高干子弟，而且还与野战医院最漂亮的女兵谈恋爱，所有的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便激起了甄闻达的内心怒火。他内心怒火充分发作的一种直接结果，就是赵淮海与库小媛爱情悲剧的被制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甄闻达这位政工组长，就不仅仅是《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而且也更是张爱玲《金锁记》里面的那位一手制造了儿女婚姻悲剧的曹七巧。说实在话，在一部篇幅不是很大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中，陈河能够不仅充分地展示表现特定时代背景下人性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而且还能够塑造出诸如甄闻达、库小媛以及“我”舅舅赵淮海这样一些具有相当精神分析学深度的人物形象来，其高端的思想艺术成就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
    注释：
    ①王春林《文明的高度与历史的反思——关于袁劲梅长篇小说 <疯狂的榛子>》，载《上海文化》2016年9月号。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