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小长篇《像蝴蝶一样自由》后，我的小说写作处于停滞期，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面是外环境太过强大：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乡村和城市的差别，我们生活着的环境越来越趋同。我们接收同样的资讯。我们一刻也离不开手机。我们越来越依赖现代化和新科技所给予的一切便利。这一切，正在消磨和同化作为写作者的内宇宙。另一面，我们也都已然习惯了城市所给予我们的舒适与便捷，在不知觉中步入一种惯性，有写不完的稿约，有大同小异的故事框架，不伤脑筋，知道哪里转弯，哪里绕而行之，哪里路更好走……总之,前所未有的，我们遭遇这样一个两难：外环境太过坚实强大，以至内宇宙不足以挣拔出来，凝神屏气，独自积累并强大内在功力。
    两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发愿，我要写一部小说，献给地理意义上消失了的家乡和我的爷爷。可是这个念头在我陆陆续续读到比如梁鸿的非虚构“梁庄系列”、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等等目不暇接的记忆乡愁的文字后，又有些迟疑了。在儿童文学界，同样有着很多面向故乡或是把童年安放在故乡里的作品，这进一步消解了我原本强烈的念头。如果超越不了前一本《格子的时光书》，那么我的这本书就没有写的动力；如果仅仅只是为乡村的“失去”唱一曲挽歌，那么再怎样试图回望童年和故乡，都不足以揭示和呈现童年最独特的生命精神。我在停滞中困惑着，思考着。这个小说终究搁置下来，此后写了《像蝴蝶一样自由》。
    重新唤起我想写一写故乡的念头——不只是写意念里的家乡，而是试图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一场漫长旅途，是缘于一次中日作家对话。对谈中，作家小白直接否定了乡土小说这个概念，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农家乐”，他认为小说就是城市化的产物。我对这个“农家乐”说耿耿于怀。且不说乡村山水中寄放着我们的性情和自在，我们的生和死、苦难和悲痛、过去与将来，在中国，乡村还意味着一种文化和信仰，是从《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以及山水画里一路营造出来的精神家园。小白否定的也许是现实意义上的乡土写作。以写实或虚构为名，关注的还是土地上的运动，百年沧桑，家族历史……能写好这些已经不易，但确实还不够。
    儿童文学同样面临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时代飞速发展到今天，我们需不需要重新定义故乡？我们在写作中如何呈现中国乡土？如何安顿乡土心灵？即便是给孩子写作，我们又该如何重塑个人经验，寻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
    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作家刘亮程和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对“故乡”的思考和阐述，深得我心。刘亮程认为“家乡”和“故乡”是两个维度的概念，他说：“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精神。我们都有一个大地上的家乡和身体心灵里的故乡。优秀的文学具有故乡意义。” 李德南强调：“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故乡。当我们在新的世界视野或世界体系中来思考故乡，故乡就不再一定意味着乡村，而可能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国本身。故乡经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可能是来自美国与中国、中国与日本等多个国度的比照。”
    也即是说，新的生存经验确实已经打破了相对传统的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书写模式，敏感的作家已经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的文学图景。对于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如果我们有能力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在漫长的文学旅途中建立和怀揣一个心灵的故乡，文学的层面上，你把家乡上升为了故乡。而童年所在，才是故乡。
    儿童文学如何彰显一种更自信的童年精神？我正写着的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一直来，她自认为是在给孩子写作，可当她写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很喜欢在文字里思考——思考生和死、信仰和尊严、战争、灾难、美、自由、清洁、爱、唤醒……”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又是成人的。基于这样一层思考，我在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里虚构了一场以二战为背景，10岁中国小女孩和二战中被纳粹毒气室毒死的13岁女孩安妮的相遇。穿越生死与时光，两个异国女孩会怎样对话？我希图借助一个故事，传达一份信仰与信念，和生命有关，和尊严有关。
    我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内心。内心深处，需要存在（积聚）大的东西。如此，才有能力作强烈个人化的表达，才有信心听从自己的内心，进而彰显独特深刻宏阔的中国精神、中国童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