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话题，我要从20多年前说起。那是1990年，也就是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一年，我第一次回母校——思南师范，去拜望安元奎老师。他是我的诗歌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的益友。他读了我的诗稿后，建议我多读读禅宗方面的书。说来不怕献丑，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禅宗”一词。然而，就是从那刻开始，“禅宗”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此，我一有机会，便进城逛书店，非常希望看到禅宗方面的书籍。
    然而，印江太小，那时印江的书店更小，除了“正统”的书籍外，根本装不下一本“另类”的书。直到1996年，我到贵阳进修，去黔灵山的时候，才和禅宗结下了缘。我读的第一本禅宗书籍是《六祖法宝坛经》，上海佛学书局1996年出版的，竖排，形式上就给人一股传统文化的气息。第一次读，不懂；第二次读，不懂；第三次读，还是不懂。尽管不懂，但我知道那上面的偈语是诗，特别是神秀所作的“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是好诗，慧能所作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更是好诗。但它们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说不出个一二三，直到今天，个中妙味，仍没参透。也许是我的慧根太浅，也或许是我没有进行“身证”，无论我怎样“聚精”和“会神”，都一直停留在“似悟非悟”的状态。
    后来，反观我的诗歌，我发现我的创作，虽然“禅”有了，“佛”也有了，但“诗”却淡了。为了扭转这种顾此失彼的局面，我试着精读中国本土的另一种文化：道。读《老子》，读《庄子》，读《道教哲学》，读《易经》，总之，只要与“道”有关的，我都拿来读。当我明白，道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样子时，我也明白了诗歌必须是诗歌的那个样子。诗歌是什么样子呢？分行，有韵律，有节奏，有新的创造，有独特的发现，有个人的趣味，等等，但仅有这些肯定不够，还要有真、善、美，它们才是诗歌的阳光大“道”。
    诗歌的“真”，当然不是真实生活的“真”，而是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利用意象诗意地说出来的真理。何为真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存在的“空性”，用道家的话说就是万物固有的“道”。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日日日东出，日日日西没”，“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等，探索事物存在的真理，是诗人一生的使命之一，也是诗歌的智慧所在。
    具备了“真”的慧眼，就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一个先天条件。然而优秀的诗人，他还要拥有“善”的情怀。这善我首先倾向于佛家的善，即对人间的悲悯，因为诗人首先是人，是人就要食人间烟火，食了人间烟火，就不能饱了肚皮就忘碗筷。过河拆桥的事，不应该是诗人所为。这是一种向外的善，体现在诗歌中，就是对“人间”的大爱。佛家还强调向内的善，也就是注重内修，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观，这有点近似于我们熟悉的自省意识、自视意识、自察意识、自审意识、自悟意识、自觉意识、无我意识等，是独善其身、自我提升的有效途径。其次，我倾向于道家的善，即对宇宙和整个生命存在的关怀。如果把佛道两家的善集于一身，使之互补，诗人的真情和境界自然就会跃然纸上。
    有了真情和境界，就有了生命的质感和可供仰望的高度。然而，这时的质感和高度还处于1+1=2的状态，这样的状态还不是诗歌，只有当1+1大于2时，这时的质感和高度才是诗歌的元素。要让那些可能成为诗的元素成其为有效的诗的元素，还得完善一项综合指标，这项综合指标就是诗意。诗意属于美学范畴，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诗人的重要砝码，也是诗歌的终极目标，是诗人终生努力的方向。它从语言出发，带着个体的阅历、经历、情感、创造力、生命力，经过节奏、韵律、修辞、叙述方式等诗歌形式的一路狂奔后，最终又回到语言，即诗到语言为止。说到底，一首诗歌的完成过程，就是一趟美的历程，完成了一首诗歌，就是实现了一座语言的雕塑。
    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要么是诗意地呈现出事物存在的真理，要么诗意地再现人间真情或大善至善，要么诗意地表达一种纯粹状态，三者必居其一，乃至“二合一”、“三合一”。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陈子昂）此诗在道出事物存在真理的同时，也彰显出诗人的大悲悯情怀；“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李白）此诗被家喻户晓，不是因为它好读好记。而是它涌动着人间的思乡真情；“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卞之琳），这是一种存在的诗意，也是一种诗意的真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余光中）此诗打动人心的，正是文字背后流露出来的人间真情，正是那股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与生俱来的“乡愁”。
    因此，真善美作为诗歌之“道”，古往今来，一直无可动摇地处于诗歌的核心地位，也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当然，具体到某一首诗或诗人的某一阶段，可以只取其一，但具体到诗人一生，倘若三者兼备，自然是最好，也只有如此，诗人的诗写才有可能臻于完美。
    显然，我在这里说的诗歌之“道”，不是创作方法和路径，而是诗歌的道义与担当，即诗歌本应有的真善美。在这个审美多元、诗写多元的时代，我谈这个话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却不这么认为，甚至还觉得，当下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诗歌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诗写本身越来越淡化不该淡化的真善美，越来越远离诗之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