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人世间》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1日，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京首发。全书逾百万字，从20世纪70年代写至改革开放后的2016年，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被出版界视为“一代人的时代阅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人民总结”。22日，长江日报记者电话专访了梁晓声。
    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知
    《人世间》分上中下三卷，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围绕春节欢宴、家庭聚会、重大事件布局全篇，展示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贯穿其中的，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在这部作品中，梁晓声并不回避改革开放大潮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的阵痛，周秉昆们人到中年时面对企业转型和下岗的艰困窘迫，但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互助互帮，自立自强，展示了困厄中人性的美好。
    1949年出生的梁晓声告诉记者，作为时代亲历者，他的小说创作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里的无悔青春到现实关怀，再到基层关怀，经历了一个“微型中国”。将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融为一体，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中国的本能担当。
    梁晓声期待《人世间》出版后，周氏三兄妹的奋斗和选择，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种启思。一是关于善的教育。因为这些故事大部分源自亲身经历，文学与真善美的结合，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夸大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最近的历史的认知。他认为，古装电视剧的热播，让年轻人“穿越”到清朝、唐朝，从这些花样不断被翻新的朝代故事中，去感知历史。但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却所知甚少。“没有比较就没有肯定，我认为要评价当下中国的成就，一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一是和自己从前的比较，年轻人要跨过这个认知上的盲区，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怎么看待利益、友情、亲情关系。”梁晓声甚至认为，这种认知有助于缓解年轻人的现实焦虑，找准人生方向。
    我的时评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让梁晓声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为一代年轻人打造了精神上的故乡。从80年代后期开始，回城知青、下岗工人、进城农民、莘莘学子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出版了《返城年代》《年轮》《知青》《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此后，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时评成为他的创作常态，这些时评后来陆续结集出版。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的资深教授，梁晓声坦言这些时评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呼吁他们多读书，读超出年龄的作品，保持独立与个性。他多次举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例子，迪伦曾说过，面对50万人歌唱的压力大过面对50个人，因为面对50万人的时候，这50万人可能体现为同一人格，一起挥舞手臂，情绪色彩也差不多；而如果是那50个人中的一个，往往会意识到“我”和别人的不同，会保持自己的个性。
    文化向善的心灵教育，要从小开始
    作为著名作家、学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十几年来，梁晓声经常到各大中小学做讲座。他发现，文化向善的心灵教育，要从小开始，这些感想后来结集出版在《小学生如何写作文》《中学生如何写作文》。他将人性的善良放在首位，不教小学生得高分，快速成功的窍门，而是教他们如何观察生活，在生活中观察到令我们的心柔软的人和事。他把作文看作关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事业，希望孩子们不要成为感性脑区僵化的“半脑人”。
    采访时，谈到文化化人，他再次表达了对流行文化忧心忡忡。在这个时代，你想走近一个当代青少年，只能靠搞笑，写谈恋爱那点事。假使有天给他读《海的女儿》《快乐王子》，他们一脸漠然，无动于衷，那很可怕，“我要赶在这些没有发生时，努力做点什么，即使它逆着时代潮流”。
    多一些社会担当，多葆有道义和责任，为他人提供启思，梁晓声将此视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比起指责，他更想为这个社会奉献。采访快结束时，他首度向媒体透露，今年3月退休后，他将和《人世间》里的周蓉一样，到山区给孩子讲讲课，在人性善良这一主旋律上，继续一个作家的自我完善。
    【访谈】
    文学和艺术把理想主义推到极致
    《人世间》更值得年轻人看
    读+：书名《人世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梁晓声：为基层写一部比较厚实一点的书，一直是我的心愿。基层分为农村和城市，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比较多，原因是我们这一代相当一部分作家如贾平凹、路遥等都是农家儿女，比较熟悉农村生活。我出生在哈尔滨，熟悉城市基层的生活，但以前一直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两年前，我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状况不太好，突然就有种时不我待感。我取材的人物，均来自我熟悉的基层百姓家，再发散到干部、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组成一幅人世间群像图。
    读+：三部头大长篇是否写得比较艰难？
    梁晓声：《人世间》从1972年开始写起，所谓艰难，是在尺度的把握上，我既不愿意这三部小说成为抽屉文学，也不愿意失去现实主义精神。很多读者不知道，《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当年发表、评奖、影视拍摄时都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很平庸，宁肯打点折扣地体现，也希望让读者看到它们在当下呈现的价值。
    读+：什么样的价值？
    梁晓声：年轻人值得看一下这类书。他们从校门到校门，从单位到单位，从岗位到岗位，要理解民间，不能靠数据、报告，各种材料，这些对民间的了解很不质感。看了这样的书之后，当在工作实践中，遇到一个企业退休工人，向你提出他的生活诉求，你就会多些了解，你们就可以真诚地对话。
    文学要不断建立人性正能量
    读+：你曾感叹现在缺少好人文化，这是你塑造周家三兄妹的宗旨之一？
    梁晓声：我写作这么多年，一直认为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作家是时代文学性书记员。文学要反复不断建立人性正能量的价值。有人强调思想，我更强调善。一个善良的人，弱点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因为善良，周家三兄妹以及周围的人，不管这四十多年时代如何变动，只要活在人世间，就互相给予温暖。
    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我有时也会困惑，人类社会究竟要走向何方？但我始终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的高级物种，让自己进化为最有善性的一个物种，才是终极方向。文学应该具备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影响一个人成为好人。
    读+：《人世间》将真善美几乎发挥到极致，在今天看来，是否过于理想主义？
    梁晓声：贾平凹说过，作家都是在云层下端写作，但心里永远不要忘记云层上端，因为那里有真善美，也有全人类的价值。你看周秉昆，自己的生活那么苦，还是急他人之所急，我的人生也是这样一个走法。人性的高度，无论放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不显高，也不羞耻。我每次重读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屡屡感觉人性崇高得很不真实，以雨果的智商，他为什么还是那样写，肯定是明知在干理想主义的事，还是要这样写。还有他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包括我们的戏剧《秦香莲》，全人类都不约而同通过文学和艺术，把人性的理想主义，推到一个非常极致的境界。身为作家，我就当在跑马拉松或接力赛，惟有再接再厉，固守着人性善这一点。
    读+：所以你的作品始终葆有文化化人的力量？
    梁晓声：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读完之后，你发现，为了生存，本能的恶轻易就会跑出来。这是我的忧虑所在，文化化人的力量，一旦停止，就会回到残酷的境地。文化化人是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但退回去的力量和速度，却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更快。
    我们身处一个影像时代，全世界都受到数字文化的影响，手机控、低头族哪里都有，文化快餐里没有细节，只有感受，没有感化。一个国家读书人口的多寡，其影响力在二十年后，我一直坚信多读文学书籍，会活出更多人生意味来。
    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个好人
    读+：周家几兄妹，不管作出何种人生选择，却活得非常有筋骨，你是特意凸显他们的道义和担当？
    梁晓声：这四十多年，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借周氏兄妹的视角，提出了厕所问题、洗澡问题，有自己的厕所，在那个年代能让人幸福到哭。但我觉得还要在物质生活提高满足的过程中，让文化继续化人。
    这和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周家兄妹、周父，有我自己和父亲的影子，我父亲便是大三线建筑工人，我从小生活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知青回城探亲时，出于自卑，我尽量不让别人来我家。
    我后来在知青连队当上小学老师，能上复旦大学，活出今天的人生，是出现了很多好人帮助我。我那个时候受文学影响，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要求，周围的人感受到了，自愿帮你。现在的年轻人拼爹妈，羡慕别人有一个开挂的人生，却从不思考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凡事斤斤计较，缺乏同情，不愿承担，凭什么要求你人生的幸运指数比别人高？
    读+：写作四十多年，你最坚持的文学姿态是什么？
    梁晓声：我把人性看得非常重要。我还记得看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时的激动，当战马在炮火硝烟中挣扎，对立的英军和德军都主动竖起白旗，救那匹战马。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受益于文学的滋养，从年轻到老，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个好人。当我这样做了，别人发现你的善意，反过来又愿意关心我，帮助我。将我亲历的好人文化告诉读者，是我写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
    《人世间》节选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两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挂在墙上。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常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稀里哗啦踏烂了。”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么泥泞不堪了。”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