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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大致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章太炎的《訄书·清儒》篇是其中首出的篇章。在《清儒》篇里，太炎不仅建构了一个清学史演进的总体框架，还提出了若干用以解释基本问题的大线索。这个框架和这些线索对后来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他提出的若干大线索中，相当重要的一条便是他指出的，清学史上存在两组相互对立的学术分野，即晚清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对立和清中期“文士”与“经儒”的分途。而“文士”与“经儒”分途的看法是与太炎在今、古文经学上所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清儒》里说：“文士既已媐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其说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①章太炎作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与今文学派不能相谋。他认为今文经学就是为方便文士之不学而出现的，因此在“文士”与“经儒”两边，他的态度是明确地扬“经儒”而抑“文士”。 对“经儒”与“文士”之间关系的演变，章太炎的总体思路是：清初的时候，“晚明以来意为文辞比兴”的风气还很盛，“流风遍江之南北”。到乾隆初“惠栋(1697-1758)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经儒”和“文士”这两种角色还没有显著的区别。直至乾隆中期“戴震(1723-1777)起休宁”，由于其“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不便文士”，且当他“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这样使得“天下视文士渐轻”，结果造成“文士与经儒始交恶”的局面。自从“经儒”与“文士”交恶之后，两家之间便长期相互发难，尤其是代表了“文士”的桐城派中人，如姚鼐(1732-1815)、方东树(1772-1851)等等，对“经儒”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最终的结果是双方之间“徽章益分”，隔阂愈来愈大。而在章太炎看来，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那么“经儒”与“文士”的关系有如此一番演变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其分涂自然也”。② 《清儒》篇里这一番“经儒”与“文士”关系的叙述，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观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不过研究者在援引太炎的论述时，不论是引申发挥它、还是批评修正它，其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以后的问题上。这种关注点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我们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时候，倾向于凸显“经儒”与“文士”之间相区别的一面——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我们往往认为，清代的考证学是“经儒”们的事情，与“文士”没有太大的关系，乃至于将后者置于前者的对立面。③必须承认，“经儒”与“文士”之间的确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大体即对应着传统的“儒林”和“文苑”之别。撇开双方各自致力的具体方向不论，单就地位而言，“经儒”往往在“文士”之上。正因为如此，臧庸(1766-1834)为了其高祖臧琳(1650-1713)、汪喜孙(1786-1848)为了其父汪中(1745-1794)，才会不辞辛苦地奔走呼号，希望阮元(1764-1849)能将臧琳、汪中收入国史《儒林传》而不是《文苑传》。④章太炎在《清儒》里对“经儒”与“文士”交恶的叙述，一方面是有清末今、古文经学争论的背景，同时另一方面，就是来自“儒林”与“文苑”相区别的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在章太炎的叙述中，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之前，还有一段“经儒”与“文士”“相与依违”的时期。至少在这个阶段，双方之间“联系”的一面较之“区别”的一面恐怕将会更为重要。事实上，臧庸和汪喜孙为其先人争取从《文苑传》裁出而入《儒林传》，本身就说明“文士”与“经儒”之间存在大片的交集，并没有一条可以将二者截然划分的界线。因此即便是在“文士与经儒始交恶”以后的时段里，双方之间联系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其实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只要翻开《清史列传·文苑》四卷，便可一目了然。按《文苑一》记康熙三年(1664)进士邵远平： 远平高祖经邦……著《弘简录》一编，自唐迄宋，以辽、金附载之，于元未遑及。远平循其例续之……以为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诰于《帝纪》，采著作于《儒林》，补以熊禾等十六人传，而于《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悉加甄录。⑤《弘简录》大体是损益历代正史而成的一部书。大概由于《元史》是本朝(明朝)官修，故邵经邦不敢下裁剪，而阙如也。我们通常认为凡是入《文苑传》的“文士”擅长的都是诗赋词章，然而邵远平在其所拟定的有元一代的《文苑传》里，却包含了“经学、文学、艺学”三类人，诗赋词章只属于“文学”一类。因此经由邵氏之手我们可以知道，在传统的概念里，“文士”可以包括的内容是很复杂的，远不止诗赋词章而已。《清史列传·文苑》也是如此，所收人物除了擅长诗赋词章如今日所谓“文学家”，还囊括了大量从事诸如“经学”“艺学”的人。这些人的学术实践，与《儒林传》里的“经儒”相较，往往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下面仅略举几例。 《文苑一》王士禄(1626-1673)： 其于诸书，能综择折衷，独成义例，辨《子贡诗传》《申公诗说》皆伪书，尤有功经学。同卷王嗣槐(顺康间诸生)： 尝谓《太极图说》出于北固老僧华山道士，疑非周子作，著《太极图说论》十四卷。论者谓可破图书之伪，有功《易》义。⑥经典辨伪是清初思想界的一个大题目，与此下整个清代经学或考证学的发展所关甚巨。清初不少“文士”也参与了经典辨伪的工作，他们取得的成绩相较于“经儒”可能有轻重高下之分，但就性质而言，则确乎是大同小异的。至于从清初开始大盛的天文历算推步之学，《儒林传》所收者在十人左右，而入《文苑传》者竟超过了三十家。 还有一些“文士”，甚至从取得的成绩看也丝毫不让于“经儒”。如《文苑三》许鸿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 凌廷堪(1755-1809)尝谓人曰：“海内舆地之学，以鸿盘为第一专家。”……钱林(1762-1828)亦谓其书“善言地理，胡渭(1633-1714)、顾祖禹(1631-1692)之亚也”。⑦又《文苑四》沈垚(1798-1840)亦精于地学，传且称其“性沉默，笃精汉学”。⑧《文苑三》庄炘(1735-1818)，传亦谓其专“为汉学”。⑨其他虽未明出“汉学”二字，而所为实皆在汉学考证之中的人，更是指不胜屈。所以即便专治汉学考证、乃至在考证学上取得了第一流成绩的人(上引文中钱林所说的顾祖禹，也在《文苑传》)，也不妨自“文苑”中来。我们当然不能说清代的“经儒”和“文士”之间没有区别，但无论如何，其间的区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清代中期，考证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之后，公认的学术标准逐步建立，义理、考证、词章的边界也大致可寻，在这种情形下，强调“经儒”和“文士”相区别的一面，或亦无可厚非。但是在考证学还处于兴起过程中的时候，“经儒”和“文士”相联系的一面就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章太炎在梳理清代考证学的脉络时曾说：“先(惠)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⑩惠栋可以说是乾嘉考证学崛起的第一座高峰，而章太炎给他安排的学术前驱何焯、陈景云和沈德潜三人，(11)其实都是“文士”一流的人物：何焯和陈景云在《清史列传》里的《文苑传》；沈德潜是高官，别出在《大臣传》，以所编《古诗源》及唐、明、清三代诗《别裁集》知名，一生事业都在诗文上。所以章太炎认为，清初“文士”的一般“杂治经史文辞”之学与后来惠栋等“经儒”的学问是连成一片的。那么它们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连成一片的呢？连接它们的具体渠道或方式又何在呢？对于章太炎早已提示的清代考证学兴起理路里的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至今都还缺乏认真的思考。本文此下就打算从“经儒”与“文士”相联系的一面出发，来观察与理解清代初期考证学的若干问题。当考证学不仅与“经儒”的义理、考据，也与“文士”的词章关联起来之后，一些原本被遮蔽的历史现象与线索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阎循观(1724-1768)《西涧草堂文集》卷1《文士诋程朱论》说： 予观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附会经义以立言，然于程、朱之学，则或者寻衅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文士所爱者，辞也。六经之辞古雅深奥，利于引据，增文章之光悦，故虽弃其实而犹取其华。程、朱之言直陈事理，或杂以方言，无雕琢之观，华实两无取焉，而其言又显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讥吾之所为，而大有所不利，则是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经、修身治人之理，皆灿著于经，诋之则为诋经，诋经则犯众诛，故不敢。乃取其训诂字义、考论故实之异于他说者，穷极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诋之为愚为愎。呜呼……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子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经以辞华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类也。(12)这段看似无甚新意的文字，背后其实隐藏着很重要的信息。要体会到这层信息，需要借助唐鉴(1778-1861)在道光末所作的《国朝学案小识》里的一段文字来做一对比。《国朝学案小识》十四卷，主要是为清代的程朱派学者(尊奉程朱，但不必是理学家)所作的传记。同时该书又专辟篇幅来为若干考证学家立传，即全书最后的《经学学案》三卷(该书“卷末”尚有《心宗学案》一部分，所收为陆王派的学者，然只如同附录，未算在全书十四卷之内)。在该书卷首，唐鉴循例作有《提要》一篇，概述全书各部分写作的旨意。其中《经学学案》提要有云： 道历千古之变而未尝坠，而自有秦氏之焚书，则几乎坠矣。汉之兴也，群经复出。……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附会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则于古为精。今夫经也者，圣人之至文也。圣人之至文，圣人之至道也。圣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经而经传，经传而圣人之道亦传。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则大氐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为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或问之，曰：“老师衣紫，师衣褐。”或曰：“然则非敬其老师也，敬紫也。”今之遵汉经师而诋朱子者，是亦敬紫之类也。又乌足与校哉。述经学。(13)最后“秦人有敬其老师而慢其师者”一段云云，与上引阎循观之言全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唐鉴袭用阎循观文字的结果。因为第一，这段文字并非有名的典故，基本可以排除阎、唐二人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可能；第二，阎循观是乾隆朝最富声誉的理学家之一，作为晚清理学领袖的唐鉴阅读过阎氏的文集，几无可疑；第三，两段文字的意旨都是为其时诋毁程、朱的现象鸣不平，情景雷同，故唐鉴可以很自然地移植阎氏之言而不必有牵强之虞。 两段文字如此相似，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一点不同之处——它们各自面对的那些诋毁程、朱的人是不一样的。在阎循观那里，诋毁程、朱的人被他称作“文士”。他形容这些“文士”说：“文士所爱者，辞也。”同时又说这些“文士”在六经与程朱两边做出取舍时的标准，在于能否“增文章之光悦”。我们由此可以确知，这些“文士”之诋毁程、朱，基本上是从词章的角度出发的。与阎循观不同，唐鉴面对的诋毁朱子的主角则换做了“考证之学”。通观其《经学学案》三卷可知，这个“考证之学”毫无疑问是指乾嘉考证学派的“经儒”而言的。 他们的这一点不同之处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唐鉴承乾嘉“考证之学”极盛之余，其文中所言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清代思想界的“汉宋之争”。而阎循观生于雍正二年(1724)，乾隆三十三年(1768)就去世了，学术生命基本限于乾隆前期。在这段时间，“考证之学”尚未进入全盛之期。这时最引他瞩目的，是“文士”对程、朱的攻击。这些“文士”攻击程朱时的“训诂字义、考论故实”的手段，当然无法与后来乾嘉“考证之学”所讲究的“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在“经儒”的“考证之学”全盛之前，正是“文士”在扮演反对程朱、反对宋学的角色，并且他们所采用的反对方式，在方向上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乾隆中期以前考证学还未完全成熟、尚处于兴起过程中的时候，反对程朱宋学不仅是个别“经儒”的事业，也是通过“文士”的词章之道而广被于士林间的一股风气。在尊六经、反程朱的问题上，“文士”与“经儒”之间不仅没有交恶，反而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更需要留意的是，阎循观说的是“近代”以来以著述自命的“文士”。这说明到阎氏的时候，“文士”从事于“训诂字义、考论故实”已经有一个长久的传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近代”的“文士”和“经儒”一样，都是清代考证学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不过他们推动和参与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通常以儒家经学风格的变化来解释明清之际儒学的“考证学转向”，其实这大体是描述的“经儒”一边的情形；若就“文士”一边来说，这个“考证学转向”与经学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换言之，在明清之际，当“经儒”通过“从理学到经学”这条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路径走向考证学的时候，讲究词章的“文士”也自有他们的通向考证学的方式。下面我将以毛奇龄(1623-1716)为例，对此稍作申述。 毛奇龄性格乖张、人品或也多有可议，(14)但是他才力大、著述多、又享老寿，在清代考证学的初始期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对乾嘉时代的汉学家影响也很大。究竟有多大？下面几个例子足以说明。第一，在清人中，毛奇龄被《四库全书》收录的著作是最多的：《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毛氏著作二十六种，《存目》著录十八种。《四库提要》对毛氏著作的评价也很高。如《易小帖提要》说： 其间虽不免有强词漫衍、以博济辨之处，而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15)这不啻是说毛奇龄为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了。第二，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说： 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西河全集》……人蓄一编，以教子弟，所借以兴起者，较之研求注疏，其取径为尤捷。余曩喜观是集，得力颇多。惟愿诸生共置案头读之，足胜名师十倍矣。(16)推许之状真是溢于言表。第三，戴望(1837-1873)《自江宁归杭州杂诗四十首》之一自注： 徐处士初民，尝论近代经学之盛，萧山毛氏实启其端。比于后来，若陈涉之开汉高。识者皆韪其言。(17)《四库提要》是官方的言论；阮元以封疆大吏兼汉学护法，可谓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徐初民和众多“识者”则毫无疑问是代表民间学界的看法了。在这些不同的层面，对毛奇龄与考证学之间重要关系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18) 那么毛奇龄的现象对我们观察清代思想史的意义究竟何在呢？郑吉雄教授在《全祖望(1705-1755)论毛奇龄》一文中写道： 按照祖望引述他祖父的说法，奇龄最初擅长于词赋和曲艺，结识阎若璩后才“闻经史考索之说”；做了施闰章(1618-1683)的幕僚后，才“闻讲学之说”。言下之意，奇龄在经史之学及理学方面并没有师承渊源。此外，奇龄有过人的才能，“稍有所闻，即能穿穴其异同至数万言”，而他非常自信、狂妄，对于和自己辩论的人，“稍不合即骂，骂甚继以殴”。祖望的意思是，奇龄好辩论，但他的学问大多是听来的，不过是“口耳之学”，治学上没有踏实的经史知识为根柢，行为上亦没有收到经史中儒家思想的熏陶，造成了他种种既不诚实、又任意妄为的行径。(19)所引的全祖望的话皆见其《萧山毛检讨别传》。全祖望说毛奇龄的“学问多是听来的”，其实他这里说的关于毛奇龄的情况同样是从他祖父那里“听来的”。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毛奇龄的学问一开始的确是在词赋和曲艺上，或者说广义的“词章”上，所以全祖望说“奇龄在经史之学及理学方面并没有师承渊源”倒是恰当。章太炎即曾评价毛奇龄说，“毛本文士，绝不知经”。(20)前文已指出章太炎在“经儒”与“文士”两边的轩轾是很明显的，其“绝不知经”的评价实际上是基于“毛本文士”的背景，正是他右“经儒”而左“文士”的素来之见。但太炎的素来之见并不是偏见。梁启超也说得很明白，毛奇龄是“半路出家的经生，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之文人也”。(21)事实上词章不但是毛奇龄治学的入手处，即便后来转而治经之后，他仍然受到词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李塨(1659-1733)曾在致恽鹤生的信中说： 塨《(大学)传注》之文，实授于毛河右先生。先生曰：“注经必宜洁古，古则理足而辞易明，断不可如宋人禅语乡谈，一概污秽拉杂。”故河右注经，皆行以古文法。方灵皋(苞)遵宋儒者，而阅愚传注，曰：“明洁简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注》不文，欲重订改。(22)李塨《大学传注》的文法得之于毛奇龄，竟使专讲古文的方苞自叹弗如。可知他说的毛奇龄“注经皆行以古文法”绝不是泛泛言之的门面话，则毛奇龄濡染“词章”之深亦从可知矣。无论如何，全祖望揭出毛奇龄的“文士”背景以质疑他经史之学的素养，指责毛奇龄是个没有师法、学问来路不正的人，其实这恰恰是毛奇龄值得我们今天关注的原因所在。 今天我们解释清代考证学的起源，要不认为它是反对宋明理学的结果(如梁启超、胡适)，要不认为它是顺着理学而来的产物(如钱穆、余英时)，或者认为它是渊源于宋明时代已有的经史传统之中(如傅斯年、张舜徽)。(24)但是不管采用哪种解释，毛奇龄这个对清代考证学影响巨大的人物几乎都安放不进去，正是因为其学是从词章入手的，而“在经史之学及理学方面并没有师承渊源”可寻。其实这就提醒了我们，清代考证学的起源可能来路复杂，不止是从对宋明理学的反抗或继承这一路来的。换言之，解释清代考证学的起源不能仅仅着眼于“经儒”，像毛奇龄这类“文士”出身的人物也在推动着考证学的兴起。传统士人个个都会赋诗作文，因为这至少是科举考试以及日常应用所必需的技能。纵然他们水平高低可能相差悬远，但从最一般的层面上说，他们个个都是“文士”，所以“文士”这一边就影响力的广泛而言实在还在“经儒”一边之上。创作词章是“文士”最重要的事情，而他们的词章创作同清代考证学兴起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当重要的关联。下面以毛奇龄的几段文字来略作说明。 毛奇龄《与王履庵进士辨乐字书》： 今为篆文者，不庸泥古；作草书者，未闻按楷；而独于楷法推详《说文》，律以原委。(24)这是他告诉我们当时(明清之际)人在写字时的一种讲究，即写篆文时往往不遵照历来的法度，写草书的也不守约定俗成的规矩，但偏偏写楷书时却要参考《说文解字》，说是要推求字的原委。在《叶氏分书诗韵序》里他也说：“字形至近代而一变，明明楷隶，悉律以篆籀之法，戈波损益，必准《说文》。”(25)这也是说明明是写楷书，却非要去参照《说文》里面篆体字的写法。写楷字偏喜欢带上篆文的风格，这自明中期以后就越来越流行。写篆文该遵守古法却不遵古，写楷字不必泥古却偏要泥古，这都是晚明好怪求奇之风尚的表现。(26)每一个士人都要花大量时间学习、练习写楷体字，那是科举考试的必备技能，而写楷字要带篆文风格的讲究，使得《说文解字》正好通过这一渠道走到一般士人的身边去了。毛奇龄《再复王进士书》： 世之遵《说文》者，徒以《正韵》所限，制举攸系，故用兢兢。而不知者遂以为楷法宜然，因群起而咻之，甚至踵为字书，增华不已，而不知楷法之亡竟亡于此。天下之以制举为文，安有文；以制举为字，亦安有字也。(27)《正韵》是指明太祖洪武时候官方编纂的《洪武正韵》。官方想用《正韵》来作为书面文字(主要是诗词等韵文)用韵的标准，但并不成功，明朝士人通常仍遵守隋朝陆法言《切韵》以来的韵书系统。不过《正韵》虽在更新、统一音韵方面没有成效，但士人在学习写字的时候却普遍将它当作字书来用，所以其流传仍然很广。(28)毛奇龄这里说的“世之遵《说文》者，徒以《正韵》所限，制举攸系”，意思就是世人之所以遵从《说文解字》，不过都是为了应对科举时习字的需要而已。 《说文解字》是清代汉学的重镇，晚明以来一般士人之遵从《说文》与后来清代汉学家对《说文》的研究，其意义当然不同。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在精英学者的《说文》学兴起之前，普通士人的《说文》学早已经存在很长的时间了。毛奇龄《同音字解序》说：“钱塘沈君，取梁周兴嗣所著《千(字)文》，而辑其同音之字，以类分聚，谓之《同音字解》。乃复以每字四隅，分注四声。使里门儿童读一字而字类之仄音皆备具焉。”(29)显然《同音字解》是专门用来教儿童识字审音用的。毛奇龄认为这部书不错，如果真能推广的话一定效用显著： 古者，天子世子，公卿适子，学于宫闱，而保氏教之以六书之法，谓之小学。今其说不明久矣。诚使入里门者，开卷诵读，即由是以得夫保氏之教，不必远稽《说文》、近袭《广韵》……是亦兴复小学之一端也。(30)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远稽《说文》、近袭《广韵》”是当时初学文字的儿童通常都要经历的功课。与毛奇龄同时的王余佑(1616-1684)则在《畣(答)管济美书》中说： 习书之则，断以中锋悬腕为主，而其音、其义、其形体，定须考证于《说文》《玉篇》诸书，勿失六义之源，方为正宗。(31)王余佑在这封信的开头说：“今足下为令孙大器问为学之要。”(32)可以知道他说的“习书之则”也是针对初学文字的少儿说的。在这里，《说文解字》仍旧是学习文字的不二法门。 大概可以说，所谓考证学有“雅”“俗”两种版本，我们通常讨论的都是精英学者的“雅”本的考证学，对一般士人接触到的“俗”本的考证学则几乎视而不见。其实如果我们能把眼光往下放一点，就能够感觉到，在晚明时代，一股夹杂着诸多考证学因素的“风”就已经在一般士人的世界里吹拂起来了。毛奇龄《二友铭》记来蕃的事说：“幼精六书，能作古文鱼籀大小篆殳隶八分，不轻为人写，人亦竟不匀写之。”(33)据此可知，来蕃幼年时候就能“精六书”，而且当时的人也经常请这类人帮忙以“六书”写字，只不过来蕃矜持，不轻易动笔而已。这说明“六书”在那时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并不是精英专属的学问。乾嘉时候的严可均(1762-1843)在《说文翼序》里说：“国朝崇尚经术……家谭汉学、户蓄许书。”(34)现在我们大致可以说，晚明以来其实就已经是“户蓄许书”，当然那还不是为了“崇尚经术”，但与后来经术之逐渐得以崇尚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钱谦益(1582-1664)在给明末清初的书法家王铎(1592-1652)写的墓志铭里说：“近代儒者，不讲六书之义，自李茶陵(东阳，1447-1516)、杨新都(慎，1488-1559)后，几为绝学。天启间，孟津王公觉斯蔚起词林，以六书为己任，如李监(阳冰)之生开元也。”(35)钱谦益这里讲的“六书之义”就是“雅”本的字学。拿后来清儒讲究的古文字学的眼光来看，明朝人的确水平很差，上层士人中熟悉古文字的也很少，所以说是“绝学”。钱谦益称赞王铎足以继此绝学，我们需要注意，王铎是通过书法这条渠道通往“六书之义”的“绝学”的。这就说明在时人的感受中，练书法就是在讲文字学，因而“雅”“俗”两个版本的文字学是可以相互连通的。其实这个情况即便在乾嘉时代仍然能够看到。袁枚(1716-1797)便观察到： 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便究心于《说文》《凡将》，而束欧(阳询)、褚(遂良)、钟(繇)、王(羲之)于高阁；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阳修)、苏(轼)、韩(愈)、柳(宗元)为何人。(36)从所谓“欧、褚、钟、王”可知，袁枚说的“士人略知写字”就是指的练习书法。足见当时仍有很多士人是通过书法这条渠道通往《说文》《凡将》的文字学领域的。翁方纲(1733-1818)《自题考订金石图后》又说： 客曰：然则考金石者，岂其专为书法欤？曰：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夫学贵无自欺也，故凡考订金石者，不甘居于鉴赏书法，则必处处捃摭其某条足订史误。金石文足订史误固时有之，然其确有证者，若唐年号大和误太和、辽寿昌误寿隆，似此之类，则无可疑者。至于一官一地，偶有搘拄，苟非确有证据，何以知史必非而碑必是乎!(37)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考订金石的有两类人，一类是讲书法的，一类是拿金石来订正史误的。翁方纲说凡是以金石订史误者，都不过是“不甘居于鉴赏书法”的自欺欺人之谈。这样说当然不免过头了，不过也不是全无依据。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就说：“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38)顾炎武的“少时”当然是明末时候，从他的经历可知，那时对金石文字的讲究已经风行起来，但目的只在“词翰工之而已”，与后来的考证学者以之“与史书相证明”是不同的。翁方纲之言就是基于这样一层历史渊源的背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订正史误与鉴赏书法当然是高低不同的两个层次，而它们都要“考订金石”，因此它们是既有区别、同时又连成一片的。 “雅”“俗”两版考证学的相通从音韵学方面更能感受到。毛奇龄在其《韵学要指》里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张南士极訾顾氏《诗本音》之谬，曾于武丘舟次道及，而人共争之。南士忽向予曰：“《桑中》(今按，见《诗·鄘风》)诗末二句不得押法，试诵之。”予诵一过。(自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曰：“何押？”予曰：“中、宫、上者，东阳三声也。”南士曰：“不然。中、宫自押，上与首句采唐押。”(自注：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众方相视间，予曰：“然则次章何如？(自注：次章曰：爰采麦矣，沫之北矣。)将上与麦押耶？”曰：“上安得与麦押。”“然则何押？”曰：“又与上章采唐押。”众已哗然。及询三章，(自注：爰采封矣，末之邦矣。)曰：“又与上章采唐押。”众大诟而起。南士曰：“此《诗本音》也。”众大惭。(39)这段故事里面包含了好几层历史信息。第一，张杉刚一指责“《诗本音》之谬”，船上的众人就“共争之”，这说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诗本音》是其中的一篇)在当时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地位了，所以众人不同意张杉说它的坏话；第二，张杉在和毛奇龄一唱一和之后，指出众人“哗然”“大诟”的那种说法正是出自顾炎武的《诗本音》。众人显然不知道，所以一时“大惭”。这说明众人虽然都推崇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实又基本上都不曾真正细读过该书。第三，结合前两点来看，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的情况是：音韵的知识几乎是人人共谈的一种东西，但是真能有心得、有发明的人却很少。 音韵之所以成为人所共谈的学问，就是因为士人们都要读诗、写诗。毛奇龄开始研究音韵，也是从这条渠道进入的。(40)前引《同音字解序》里，毛奇龄曾这样说：“若声学，则自唐迄今，皆梦梦焉。予尝于修史之暇，著《通韵》一书，进之御前，其义明指确，已经宣行。而惜未能家为喻而户为说也。”(41)这里当然不免有自我吹嘘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毛奇龄看来，音韵是应该“家为喻而户为说”、应该普及给所有士人的知识。这与乾嘉时代音韵学作为精英圈子里讨论的专门学问是大不相同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俗”本的音韵学，一个是“雅”本的音韵学。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常常是相互融通的。顾炎武曾致信施闰章说： 《音学五书》之刻，其功在于注《毛诗》与《周易》，今但以为诗家不朽之书，则末矣。(42)顾炎武说他的《音学五书》用意“在于注《毛诗》与《周易》”，即崇尚经术，施闰章却只把它视做写诗用韵的参考书。顾炎武“雅”本的韵学可以被拉低到“俗”本里去，反过来，毛奇龄就是从“俗”本的韵学升格到“雅”本里去了。 张中行谈到唐朝作为诗歌的全盛期时曾说，“全盛有四种意义”，“其一是作者多，为时风所吹，几乎能拿笔的都要写，都会写，因而作品也多”；“其二是成就高”，“文学史上应该推为第一流的作家……总可以找到上百”，“值得反复吟诵的作品自然更多”；“其三是诗体至此可算发展到顶峰，其后宋朝作家只能在旧圈圈里小小移动，出圈的行动不再有了”；“其四是由致用着想，我们现在欣赏，主要是读唐诗；写，主要是学唐诗”。(43)第四点是后代人的事，可以不管；第三点其实可以归入第二点里面去。所以唐诗的全盛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其一作者多，其二成就高。那么我们想，对儒家的考证学而言，清代无疑是它的全盛时期，其全盛的表现其实也是这两点，一是成就高，高水平的学者和著作不胜枚举；另一个表现则是与考证学发生牵连的人多，借用张先生的表述，可以说几乎能拿笔的都可以谈几个文字、讲几声音韵乃至引几句《说文》。(44)我们的研究通常都注目于“成就高”这一层，即“雅”本的考证学，对于“作者多”这一面，即“俗”本的考证学则考虑得很少。这当然有其原因，比如张先生提到的“由致用着想”，我们现在要继承清儒的学问，当然是继承他们的“成就高”的东西，所以我们自然关心这一点；另外材料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少数大学者“成就高”，所以他们本人以及同他们相关的材料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俗”本考证学的参与者则作为芸芸众生被淹没在历史之中、不易发掘了。 但是现在当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后，就应该意识到，就思想史的重建而言，“俗”本的考证学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对清代考证学的发轫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有一个共识，即无论采取哪种立场，考察清代考证学的发端必须上溯到晚明(甚至更早)。有研究者对晚明已有的考证学做了比较全面的清理，比如林庆彰教授的《明代考据学研究》，对杨慎、梅騖(1483-1553)、焦竑(1540-1620)、陈第(1541-1617)、方以智(1611-1671)等等做过若干考证工作的儒者都一一予以讨论。他得到的总的结论是：“明代考据学之意义，在于其为清学开创诸多路径，使清人得以由此一学术水平继续深究。故若非明人筚路蓝缕之功，恐清人亦无此康庄大道也。”(45)也就是说，林先生指出明代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的前驱。这个结论既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但又可以说存在大问题。因为前驱之类的说法太模糊了。我们想，宋代也有做考证学的人，王应麟(1223-1296)的《困学纪闻》清儒都相当佩服，朱熹(1130-1200)的考证工作的规模更是空前的，那么我们又只好说宋代考证学是明代考证学的前驱。宋代以前的六朝和唐代，诸经义疏和《五经正义》不能说不是考证学。唐代以前的汉代更不用说，更早的先秦时代，孔子整理六经也离不开考证。按照这一逻辑推至极端，我们只好说清代的考证学是自孔子发端的。这样说的话清儒自己会很受用，但对现代学者来说则不免显得毫无意义了。(46)所以，说明代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的前驱，这没有问题，但我们必须明确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前驱”。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确认——明代的考证学是怎样“特别地”与清代联系起来的？明代以前也有考证学，它们当然也可以影响清儒。因此如果我们指不出明代考证学与清代之间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联系，那我们还不如采信清儒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考证学是继承的汉代儒学的传统。 清初还有许多从事考证的人，他们的工作与明朝的考证家之间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同明朝学术中的其他内容相关。如清初关于《大学》古本的考证，显然是晚明以来《大学》古本争论的继续。(47)它就与余英时先生说的晚明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两个传统相互争论而折入考证的理路有紧密关系。(48)所以这一路清初的考证工作是来自明朝的理学。再有就是毛奇龄这类人。毛写了相当多的经学考证的书，但我们却很难把他归入哪一个经学的传统。他是一个从“文士”传统里面出来的人物，他的考证学其实是从晚明以来的“词章”学——也就是前面说的“俗”本的考证学——里获得的。朱希祖曾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很有启发性的看法： 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赵撝谦著《六书本义》，赵宧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其最著者。当此之时，承学之士，类能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列举证据，以明古音；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49)他认为明朝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是导致晚明以降儒学思潮变化的最大动力所在。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作秦汉之文与读古书之间的确有逻辑上的联系，但在实际的历史中，文必秦汉的追求与识古字、审古音的讲究之间的相关度究竟有多大，尚需要多方面的实证研究才能确认。(50)需要注意的是其总体思路：首先是文章的复古，然后引起其他各个领域好古、复古的风气(例如“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最后这些风气汇聚、流变的结果即为清代考证学。本文所谓明末清初“词章”里的或“俗”本的考证学，大体即属于这里中间的一个阶段。这个中间阶段的“俗”本的考证学，我们对其来龙去脉的了解其实还非常有限。向前看，它真的如朱氏所说，完全就是前后七子文章复古的支与流裔吗？抑或是在其他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产物？这些因素又是什么呢？向后看，它究竟是如何与清代考证学衔接起来的？通过这条渠道走向考证学的人，与通过其他渠道走向考证学的人相较，又有什么异同？对这种种问题，我们至今都还没有能够获得较为清楚的了解。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明清之际的“考证学”概念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它不是只有一条线，而是有多条线；明末清初的考证家们是通过不同的线索与“考证学”相互关联起来的，而“文士”的词章传统就是其中的一条线索。 注释： ①徐复：《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页。 ②本段引文皆见徐复：《訄书详注》，第151-152页。 ③引申发挥太炎的研究，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参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批评修正太炎的文字，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朱维铮教授的研究完全建立在章太炎“经儒”与“文士”交恶说的基础之上，并以双方的对立争斗为理解整个清代汉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王、漆两位的研究虽着意于匡正“经儒”与“文士”交恶说中的若干过甚其词之处，但“文士”仍然是被作为“经儒”及考证学的反对者、挑战者来认识的，凸显的仍是“经儒”与“文士”之间区别的一面。 ④臧庸为臧琳呼号之事，参见臧庸：《拜经堂文集》卷3《上阮芸台侍讲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2002年，第1491册，第579页上栏-580页上栏；汪喜孙为汪中请托之事，见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184页。另参见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一分，2008年，第66-68页。 ⑤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0，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55页。 ⑥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0，第5722、5747页。 ⑦⑧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2， 第5944、5992、5930页。 ⑩徐复：《訄书详注》，第141页。 (11)惠栋直接的学术渊源当然是其家学，所以章太炎在前引文后接着说：“至栋，承其父(惠)士奇学，揖志经术。”徐复：《訄书详注》，第141页。具体情况可看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115页。 (12)阎循观：《西涧草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4页上栏—下栏。 (13)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无版权页，第3-4页。 (14)参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12《萧山毛检讨别传》，《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无版权页，第825-828页。但全祖望对毛奇龄的批评也每有过当的地方，参见郑吉雄：《全祖望论毛奇龄》，《台大中文学报》1995年第7期。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8页上栏。 (16)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3-544页。 (17)戴望：《谪麐堂遗集·诗》卷1，《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61册，第181页下栏。 (18)针对清人对毛奇龄的这种高度评价，陈居渊教授将之作为他提出的18、19世纪之交的“汉学更新运动”的标志之一，认为那是当时的汉学家们在“重新选择汉学偶像”。这种看法恐怕是走得远了一些。事实上我们最多可说他们是将毛奇龄添加进汉学的偶像序列中去，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阎若璩(1636-1704)等既有的偶像并没有被替代，“重新”二字是难以谈起的。其实18、19世纪之交时是否真有一个“汉学更新运动”还需要商榷。学术思想本来就是不停地在“更新”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点上找到某些“更新”，但这些更新是否足以构成一场“运动”，那就需要对评估的标准仔细斟酌了。如果评估的标准不能有说服力地建立起来，那么所谓的“运动”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参见陈居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清代学术新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 (19)郑吉雄：《全祖望论毛奇龄》，《台大中文学报》1995年第7期。 (20)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序目》，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9页。毛奇龄有意识地从“文士”转向“经儒”的时候已近六十岁了。梁启超说：“他本是一位有才华而不修边幅的文人。少为诗词，颇得声誉……康熙己未(十七年，1679)，举鸿博，授检讨。时京师治经学者方盛，他也改行为经师”(第287页)。这个说法大体是可靠的。毛奇龄刚举鸿博半年多，他的挚友蔡仲光(1609-1685)写信劝他归田时说：“足下年已五十有七矣。虽此时精力犹健，而时至则衰，亦俯仰间耳。固知足下深明此意，故近日在京师还欲谢绝酬应，不赴燕游，以留此身作归计。然彼既人人口诵足下之诗，亦何能掉臂而不相顾。第恐迟留之间渐与彼习，或终不能自拔”(《谦斋遗集》卷8《寄毛大可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4页下栏)。据此可以知道当毛奇龄在京师举鸿博的时候，仍然是以“诗词颇得声誉”的。 (22)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6页。 (23)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新竹)《清华学报》1994年第24卷第4期；敖光旭：《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1期。 (24)(25)毛奇龄：《西河文集》，《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404页。 (26)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3页；安艳红：《明代“以篆为源”书法观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27)(29)(30)(33)毛奇龄：《西河文集》，第160、450、450、1159页。 (28)张志云：《〈洪武正韵〉在明代的传播及效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 (31)(32)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卷1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0、229页。 (34)严可均：《铁桥漫稿》卷5，《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89册，第4页上栏。 (35)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03页。 (36)袁枚：《随园诗话》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37)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55册，第408页下栏。 (38)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39)毛奇龄：《韵学要指》卷8，《西河文集》，第2020-2021页。 (40)毛奇龄：《西河文集·韵学指要》卷8：“少读宋玉《好色赋》，因称诗曰，(自注：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词甚妙。)不得押法。窃谓赋定有韵，况赋中称诗，岂可以无韵漫置之者。后以予郡作同方社，讌集西湖，坐客百余人，换席湖南净慈寺。时毛稚黄好论韵，坐客争请教。予以此咨之，皆相视张口不能答……”第2027-2028页。据此可见，毛奇龄对音韵的兴趣是通过习词章而引起的；他的一般论韵学的朋友，也通通都是文社中人。 (41)毛奇龄：《西河文集》，第450页。 (4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58页。 (43)张中行：《读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怎样赏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13页。 (44)汉学家沈垚在道光间有一个观察说：“里中故人如欲出门，而才具与时下不相宜者，惟有读《说文解字》一书，差犹可吃饭。”而读《说文》之所以可以找到饭吃，是因为“今日本无事读书，而所推为读书者，大概不过阅几行《说文》、辩几纸古碑，略事乎此，少可取流俗之誉。不事乎此，即有古人之学识，亦末由自立于世”(《落帆楼文集》卷9《与许海樵》，《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3页下栏，484页上栏)。据此足见《说文》之学的波及范围之广。 (45)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0页。 (46)林庆彰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在《明代考据学研究》第一章便强调：“大抵而言，唐以前之考据工作较为琐碎，可谓为考据学之萌芽期，入宋以后，规模较大，疑经、考史、校勘、辑佚皆有之，可谓为考据学之成长期。至明中叶以后学者争奇炫博，考据已蔚为潮流，清乾、嘉时乃成为学者唯一之学术工作。故明、清可视为考据学之发达期。然如就宋以前与明、清之考据实际分析，可知唐、宋人并未刻意作缜密详博之辨证。明中叶以后，辨证一事有蒐证至数十或数百条者。此种博证精神，自为唐、宋人所不及，而两者之分别即在此也。”(第10-11页)事实上，“宋以前与明、清之考据”恐怕是难以用所谓“博证精神”来明白区分开的。如林先生所说，明人“辨证一事有蒐证至数十或数百条者”，往往比清人举证还要多，我们就能说这表明明人较清人更有“博证精神”吗？如果“辨证一事有蒐证至数十或数百条者”是“博证精神”的表现，那么北宋司马光(1019-1086)等人呕心沥血数十年才成书的《资治通鉴考异》，难道就不是一种“博证精神”的表现吗？不仅如此，我们也完全找得到理由认为宋代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的前驱。事实上自清代以降，就不断有人指出清代“汉学”中的诸种学术，如训诂、音韵、辑佚、校勘、金石，乃至广言之若经学、史学，莫不是由宋人开其先河、为其前导，而“乾嘉诸师，特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五“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条，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故所谓“汉学”，“即谓之宋学，亦无不可”(姚永概：《慎宜轩笔记》卷十，转引自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5页)。 (47)黄进兴：《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3-429页。 (4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1738-1801)——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49)朱希祖：《清代通史序》，萧一山《清代通史》卷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该《序》第2页。蒙文通也有类似的看法：“明代中叶……正德、嘉靖时候所谓‘前七子’‘后七子’者出，在文学方面发生了一次革新运动，这次运动的方向，是反对传统的‘宋文’；而在同时，却也发生了反对传统的‘宋学’的新学术，而下开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所谓的‘汉学’。”《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蒙默整理：《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372页。 (50)对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论与古学复兴之间的关系，时人的认识就是有相当分歧的。柴绍炳(1616-1670)《许右使茗山先生陭堂稿跋》谓：“自弘治以迄嘉、隆，人慕古学，力追渊雅，于是操觚者知有六经、《左》《国》、先秦两汉之书，伏习而殽撰之……要以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瑯琊(王世贞)、历下(李攀龙)此四君子为冠冕”(《柴省轩先生文钞》卷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上栏)。这大体可视为朱希祖之言的证词。然而黄宗羲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他在《明文案序下》中也提及王、何、二李，认为他们主张“古文之法亡于韩(愈)，又曰不读唐以后书，则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六经所言唯理，抑亦可以尽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9页)。然则前后七子带动的风气不仅没有真的兴起古学，反倒是方便了不学之徒。故其《明文案序上》说：“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邾、莒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第387页)因而在他看来，王、李之论不仅与“通经学古”无关，而且恰恰是真正的“通经学古”之士的“障蔽”。又吕留良《古处斋集序》说：“文则必周秦汉也，诗则必汉魏盛唐也，立说既高，附和尤捷……遂牢不可破。此无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于学者寡，惟此可不读书而能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下栏)。他的观感可谓同黄宗羲一般无二。 张循. “词章”与考证学——追溯清代考证学来源的一条线索[J]. 学术月刊, 2016(5):1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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