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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饥荒》的译稿 如所周知，《饥荒》的创作，和《四世同堂》全书的翻译，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浦爱德由中国回到纽约，即从次年二月前后开始，同老舍合译前两部，当时《饥荒》写作也刚开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惶惑》前十章译稿完成，受到老舍最早的代理人亨丽埃特·赫兹批评，但得到赛珍珠肯定。一九四八年七月，《惶惑》和《偷生》译稿完成，交给新的代理人劳埃德审阅。随后，老舍在创作《饥荒》的同时，也陆续把写好的文稿，交给浦爱德翻译。一九四九年二月，老舍写完《饥荒》，于二十六日致信楼适夷说：“《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八月，《饥荒》余下部分翻译完成后，于二十五日交到劳埃德手上。此时，距离老舍十月十三日从旧金山启程归国，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左右。 《饥荒》完成六十余年来，从无机会完整发表。虽然该书所谓“后十三段”，一九八〇年经马小弥根据哈考特版本“复译”成中文，但内容与浦爱德原稿不同，也与原作本身相差甚远。可是，哈佛《四世同堂》英译稿，尤其是《饥荒》的译稿，究竟是不是全稿？如果不全，缺了什么？还有，同原译稿相比，哈考特版又有哪些删改？ 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可以根据原译稿，从篇幅、篇名、结构、情节和人名等方面入手，逐一进行分析。 三、《饥荒》的回译 回译，“不完全是翻译”，因为它“就是例如原来中文，给人译成英文，现在要把英文还原”（思果《翻译研究》）。它是一个曲折而繁难的“翻译还原”，或者说，是一个“文本复原”的尝试，是要用从英文译回的中文稿作基础，辅以相应的修正，恢复原著的本来面貌。若单图简单、省事，把原著晾在一边，只求对原译负责，那么照英文译出即告万事大吉。问题是，依此而来的译文，是老舍的吗？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英译稿的完成，从头至尾，老舍都在场。他是原著者，更是合译者。他参与、认可，且同意将英译成稿交出，由编辑另行删汰。在一些通信里，浦爱德说过，译稿的变动，老舍自己的主张而外，都是两人议定的结果。所以，以英译为据的文稿一出来，原著的叙事结构、思想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即毕露无遗。这些无疑都是老舍的创造。 说不是，则是从风格上说，译者和老舍并不契合，译稿无法等同原著。老舍是语言运用的艺术家，是“一个渐渐的自觉的艺术家的小说家”（借李健吾论沈从文句），他要求自己“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等方面”。相对而言，译者不是“全面语言的运用者”，即令有心像老舍那样，追求“文字之美”，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别的权且不说，单就照顾“文字的律动音节”来说，就简直无法企及。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天然的缺憾。 不用说，译稿不全面修正，和原著就有距离，也谈不上成功。所以，设尽方法缩小，甚至消除两者间的距离，在求“神似”的同时，也求“形似”，成为还原的理想。而实现这个理想，无非自设悬鹄，用“出于一种学究的或儿气的志愿”，细致体会《四世同堂》的语言风格，也参考作者其他早期作品，整理出老舍的字汇和词汇表，拿它作为用字选词的典范，同时以老舍的语言运用“条规”为原则，对译文的字词和句子作相应调换。唯其如此，才能在由释读、翻译和修正构成的还原上，也以“一言一词皆有根据”相要求，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老舍，而不是五十年代以后文风发生明显变化的老舍。 （一）释读 原稿辗转保存，历经六十余载，依然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匀，再加岁月磨蚀，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经编校，文稿有讹误，亦可见阙漏。因此，动手翻译之前，要进行释读和校勘，即参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章节，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别原译稿和原著的差异，同时辨认模糊字词，标记拼写异常与错误，以及语句缺失。 《饥荒》未曾全文发表，全面校勘译稿，自然无从谈起。但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发展和情景的呼应，加上哈考特版对原著的后半部尚有难得的保留，又能使译稿得到部分校勘，从而确定译文中明显的专有名词变化。此外，在错译鉴定和语句补阙方面，类似“理校”式的“对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二）翻译 老舍“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可他对翻译，又别有见解。 在《谈翻译》里，他指出“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义，随便添减”，希望“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而且还说：“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作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 他这番大道理，于一般翻译而言，应无问题。但用于回译，似又不大讲得通。——回译者，犹如一仆二主，需要“双重忠实”：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 如是而言，则只可寄望译文忠实，不能奢求“比原著还更美”。所以，翻译的第一稿，信达而外，不必在乎“雅”，亦无须计较其他。假若期待“独具风格”，那就等修正时，用老舍的字汇，再图译文“神形具备”。 （三）修正 从初译至定稿，前后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随后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订正专有名词，别的原译改动，基本维持原样：“名不正言不顺”，人名和地名确定无误，还原方可免出差错。 人名及其称呼，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小妞子来说，还有两个昵称：瑞宣、韵梅夫妇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顺儿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会挂在他们口头。但在英译里，LittleNiuNiu之外，只有一个NiuNiu——究竟是“妞妞”，还是“妞子”，一时很难把握。 又如李四爷的称呼，也因人而异，一变再变。“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爷”“四大爷”和“四爷”，交叉迭现，无一定规律。英译虽有Old ManLi，Fourth MasterLi，Fourth Master，和FourthUncle，却与中文并不完全对应。还原的时候，难免左右支绌：一个FourthUncle，到底是“四爷”，还是“四大爷”？ 语境决定称呼，还原不可大而化之，因为在老舍心目中，称呼不是小事： 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 （《言语与风格》） 其他如地名及其关联词汇的还原，同样不能马虎。 提及国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sonofHan”之译。《饥荒》第二十一章之后，几次出现这个词组，以及相关的“thegoodsonofHan”，似可译“汉族的儿子”，和“汉族的好儿子”。但将之与上下文同读，感觉殊为异样，很不像老舍笔墨。反观本书前文，“汉奸”通篇可见，“中华民族”亦不稀罕，唯独不见“汉族”一词——足见老舍的民族观念，甚是近于梁启超之说，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他显然已弃用“汉族”之说。不过，将“汉族的儿子”改作“中华民族的儿子”，或“中华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笔下。在直觉中，与其译“son”为“儿子”，不如译成“男儿”更为恰切；后者虽不见于本书，却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当多见。 说到字词的替换，有必要提一下语言的时代变化。一九五五年汉语规范化运动之后，老舍习用的词汇，不少遇到了新的情况：（一）为他词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恶”（“憎恨”），和“助援”（“援助”）；（二）与他词并用，却比较少见，如“菜蔬”，“苦痛”，和“带孝”；（三）仍还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复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与传宗接代相关的“香烟”，为“香火”取代。也就是说，还原中不当心选错词，即会导致语言的“时代错乱”。这是一个不好回避的麻缠问题。 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老舍有自己的讲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 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 （《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成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为没有证据，还原时极难把握。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语言，人物，戏剧》）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 到了最后一次，亦即第四次译稿修订，则是对标点的调整。在原译稿中，老舍用得频繁的惊叹号很少见；他节制而用的破折号，却用得极为普遍。为了与原著保持“形似”，我参照老舍的写作习惯，尽量对部分标点，作了相应替换。 有人说翻译老舍——不管是“复译”还是“回译”，犹如修缮古代文物建筑，要有修旧如旧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趋，无过雷池一步；文字要尽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随他擅长的北京方言俚语表达习惯。这是个过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译者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翻译”，让译稿中出现老舍不用，至少不会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语，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了。这也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译文的忠实和准确，不会允许自己违背史识。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这样一段话：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 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为以哈考特版为底本所补译文字，所写下的肺腑之言。现在，目前的这个新译稿，使得老舍的原作，达到了一百零三段。尽管它不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这个本子，能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进一步接近老舍原著。这也勉强可以说，是对老舍蒙冤辞世五十周年的一点微薄纪念吧。 （本文节选自《四世同堂》（完整版）译后记，作者赵武平，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9月第一版，定价：89.00元（全三册））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