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学家沈刚伯不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文，他将精力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大都留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他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辨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问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便是著书立说，人亦容易作茧自缚。 原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刚伯是一个述而不作之人，《史学与世变》是他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从中可窥见他的学问及其治学方法。 做学问不能太任性。如何学历史呢？作者主张中西方历史都要学。“古今中外的历史里，尽管没有绝对相同的事，但古今中外的历史却是一个整体。”“学历史应该先读世界通史，然后由博反约，绝不可一入手便走‘抱残守阙’之路，存坐井观天之心。”广开视野，然后再精研其一。他对读书也作如是主张：“读书的第一步就是博览，然后再将所读的连起来贯穿，返回到约，弄些小东西研究。”“他将认清时代精神作为学史之要，”学历史的主要目的不是在熟悉掌故，多识前言德行，而是要知道每一时期的特殊潮流，即德国史学家所说的‘时代精神’。它是支配当时一切的动力，贯穿一切的线索。”“那么，如何分析时代精神呢？”不是先设假定，再演绎到各种史实上边去的，乃是先将某一时代的重大事件，很客观地一一分析其因果，到分之无可再分，析之不能再析的地步，就假定它为一种因素，然后把它反回头去用到原来的事件上，看它是否信而有征。这就像做数学题目，反证得数，看它能否还原一样，若能还原，这假定方面成立。如一一研究分析，慢慢地积累归纳，才求出所谓时代的精神。够严谨的吧，足令一些“饱学之士“汗颜。前不久，我读了一篇批评中医的专栏文章，我为中医颇感不平。作者列举了几篇古代文章，从那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古代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我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经常会读到一些特别心酸的文章，很多就是哀悼早夭的。”作者最后写道：“虽然无数人宣称，中医治好了他的宿疾，但我只是不信。”即便是夭折率很高，就能足以证明中医不行吗？自称“从事古籍研究”，还如此看问题，未免太任性了吧？美国史学家杜兰特说：“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 个人的看法怎可弄成定律。先入为主，或是过于感性，是会影响治学的。沈刚伯写道：“学历史应绝对客观，平心静气地细考史实，推究分析其因缘会合而分别求其个别的影响结果，千万不要为任何历史观所误。”“自从孔德以后，想把历史变成物理、化学的定律一样，但历史思想与数理思想不同，想把个人的看法写成不变的定律，这是害人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阐述自己的治史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沈刚伯认为“在他虽说是谦词，但实是研究历史者的正常态度。即便是欲成“一家之言”都不可得——“史学要通世变，但也常常被世变所通，结果‘一家之言’不成，自己却窘态毕现。”更何况那些大言不惭的了。 史书上的简洁又精妙的对话或对答，常令我赞叹不已，可是回味之余，又不免有些生疑。那些十分恰当的对话果真有吗？当时谁给记录下来的呢？沈刚伯解了我的疑惑，他写道：“古代中西史家都有一弱点，就是在记述时都有想象的对话，但要把真正讲过的话记下来是不可能的。替人造对话是中西相同的笑话。” 关于历史镜鉴，唐太宗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沈刚伯认为：“人世间的因果关系极难推测，更找不出一种定律。我们知道有因就必有果，但是，相同之因却不一定会产生相同之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的现象没有一致性，实无法作一种精密的比较研究。所谓比较也者，只是玩弄名词而已。”作者在书中阐述了新史学的无奈：“一般人仍是抱着彰善瘅恶的观念来阅读历史，臧否人物，而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人则已了然于历史决定性不复存在，与因果律之不全足恃，因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能满足读者的愿望。”再说，历史这面镜子的真假常令人头疼，说它真的吧，它又非全真，说它假吧，又非全假。作者认为历史本身的科学基础地位没有确立。“本身史料既不够翔实，所用的工具又有欠精确，所以我们现在实在没法子使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历史常常是被置于人们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当中。历史的循环论，恐怕就是历史学家夹杂着理想的想象。时也，人也，境也，都已昨是今非，如何镜鉴才是？ 《史学与世变》虽很薄，但文字很有见地。沈刚伯学问极好，可惜著作太少，但片言只语亦能胜过一知半解者的鸿篇巨制。 《史学与世变》，沈刚伯著，海豚出版社 2015年3月，3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