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亚皇家狩猎史》 [美] 托马斯·爱尔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8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狩猎，时间长达八十余天，调用助猎者8万余人，这还不算那些前呼后拥的随扈，以及为大帝出巡做保障工作的后勤支援团队。俗话讲，兵马未动，粮秣先行，皇室每每外出狩猎，基于其阵势的庞大，后勤人员得提前十天半月开拔，好让皇帝落脚便有可口的美食和舒适的休憩之所，活脱脱皇帝的行宫，所以各类耗费之巨令人咋舌。中国汉代士大夫东方朔就曾因为汉武帝狩猎开支甚巨而上书异议，不过胳膊扭不过大腿。 美国最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之一托马斯·爱尔森梳理欧亚大陆皇室从古代到19世纪的历史，聚焦精英群体和皇室、王室成员的生活轨迹后发现，狩猎几乎成为皇室、王室的标配，他们不仅大都建立了狩猎场，还有明确的狩猎时间。他们的狩猎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既体现了一定的娱乐性，更大程度上则彰显出皇室、王室的勇猛。爱尔森直言，狩猎场不过是皇室、王室的“一种野外公开的剧院”，而主演无一例外是皇帝或大帝这样的塔尖人物。 人类的有史记录是从渔猎时代开始的，而在前渔猎时代，面对世界上高大威猛的各类野兽猛禽，人类生存空间异常逼仄，每天既为果腹奔波，又为免遭动物捕杀而逃命。《人类简史》一书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只是一种没什么特别的动物。两万四千年前，当走出非洲大陆的智人消灭尼安德特人，他们想到的可能不是同类相残，而是类似于一种特殊形式的狩猎，就像今天一些地方依旧有人猎杀人类的远亲——猿类一样。正因如此，狩猎演化为两种不同形式：一是基于人类之间的厮杀即战争，二是以除人之外的动物作为猎杀对象。无论是哪种形态，均是拓展猎杀实施主体生存空间的行为。当最初的生存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后，狩猎作为一种传统被抽象化象征化，其传递的内涵看似千奇百怪，但中心思想不外乎强化皇权的正统性和不可替代性。 爱尔森追寻欧亚皇室狩猎历史发现，狩猎活动经历了从经济性到政治性的嬗变。经济性这点很好理解，就是人类狩猎为了填饱肚子，直到“人类成功驯化了动植物，狩猎行为的经济意义持续减弱，政治意义则持续增强”。皇室大张旗鼓地狩猎，表面看猎获可观，但从人均和平均天数看却极不划算，所以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事实上，“欧亚大陆的皇室家族与贵族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利用狩猎来追逐和保持其社会政治权力”，一些驯鹰师与驯兽师被认为是“国家栋梁”和“重要的官吏”，因此身居要职。狩猎的政治性还表现在狩猎活动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仪式与礼仪，还有对哪些动物可猎哪些动物不可猎的特殊狩猎文化。及至后期，把狩猎当成锤炼部队战斗力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而短命王朝皇帝王莽亦曾通过庞大的狩猎活动，宣示自己的控制能力。 虽然确有皇帝饱经战争历练，但更多则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陡然面对猛兽，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捕获。为了让皇帝能够最终如愿所偿地捕获到有价值的更多猎物，大批围猎者会围成圈提前很多天开始驱赶猎物，直到缩小到一定范围后皇帝才会披盔跃马，挽缰搭弓，摆出最英勇的姿势将猎物射中。像古尔王朝皇帝狩猎常常等到狩猎圈“直径缩至1里格（6000米）左右”才开始狩猎，而在此前围猎者要驱赶一个月。为了不让皇帝空手而归，甚至不乏提前给野兽喂食药物或者将其击伤等现象——所有的设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方便皇帝展现最后一击的神勇“天赋”，从而从自然角度折射皇权的合法性，以及皇权的超自然能力。 随着历史的发展，皇帝表演的范围与形式实在太多。比如，有的皇帝刻意让一些基层官员有机会一同狩猎，让他们感受到皇帝的恩典；有的特意放走一些幼兽或受伤的动物以彰显皇帝的菩萨心肠，尽管这些放归自然的动物大多不可能存活；有的把猎物赏赐给群臣或猎场周边的百姓，以此显示皇恩浩荡。 有趣的是，一些狩猎场后来又演化出一个与狩猎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的形态。由于考虑到狩猎场长期土地闲置，于是有的开始尝试在狩猎场种植农作物。当然，那里既然是皇家的地盘，种植自然不是为了增产增收，而是通过在最好的地上施最好的肥加上最好的管理，以实现农作物的高产。尽管这一过程皇帝乃至皇室成员几乎没有参与，但名头还是皇帝的，其目的同样还是在于展现皇帝的卓越才能。久而久之，这里又演变成一些皇室与自然“对话”的特殊场所，以此强化皇权与宇宙神力之间的联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每年春耕时会“仪式性地下地耕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