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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133—192）主要活跃于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文坛，他学识渊博，与当世大儒文士交往颇深。他是“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后汉书·胡广传》）的胡广的学生，与“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后汉书·卢植传》）的卢植交情颇深，也是汉末大儒郑玄的老朋友。他还与卢植、马融族孙马日磾、杨彪、韩说等在东观同校《五经》。东汉晚期，经学已呈式微之态，士阶层中悄然兴起了对文赋、俗乐和书画的喜爱，蔡邕虽为传统经儒之士，其文赋、音乐、书画等均体现了全新的审美观念，对东汉晚期以来的文艺审美风尚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蔡邕文赋在当时即享有盛誉，其碑铭尤为著名。《文心雕龙·碑诔》谓“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鱼逝。春生者繁华，秋荣者零悴”，直接化用蔡邕《正论》“皮朽则毛落，水涸则鱼逝，其势然也”。孔融比蔡邕小约20岁，应璩年辈更晚。像他们这样取法蔡邕的例子，在汉末不在少数。 蔡邕好奇，其文赋多有以奇为美的特点。如《短人赋》，写“出自外域，戎狄别种”的侏儒在中国“去俗归义，慕化企踵”。名士高彪屡有奇文，蔡邕对他推崇备至。《后汉书·文苑传》载：“（高彪）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蔡邕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知遇、提携之恩，盛赞其有“异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王粲曾祖王龚、祖父王畅，皆为汉三公，故蔡邕称王粲为“王公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王业是王粲族兄王凯之子，王粲之子被诛后，王业被过继给王粲为嗣。王粲图书经王业之手再传至其子王弼。从蔡邕到王弼，汉末文艺之传承由此可见一斑。 蔡邕琴乐造诣甚高。《乐府诗集》卷五十九《琴曲歌辞》三《蔡氏五弄》解题引《琴集》曰：“《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并宫调，蔡邕所作也。”又引《琴书》曰：“邕性沉厚，雅好琴道。嘉平初，入青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马融，甚异之。”值得注意的是，桓帝“好音乐，善琴笙”（《后汉书·孝桓帝纪》），蔡邕最初引起朝廷注意，即是因他高超的琴艺：“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后蔡邕被逼在董卓处任职，琴艺仍极受重视：“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后汉书·蔡邕传》） 蔡琰、顾雍、阮瑀等是蔡邕琴乐的传人。蔡琰继承家学，融合匈奴管乐器胡笳和汉族弦乐器古琴，作有《胡笳十八拍》。顾雍学琴书于蔡邕，《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载：“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阮瑀“少受学于蔡邕”（《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阮瑀》），以思维敏捷著称，能于马上作书，曹操不能增损丝毫。其子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人物。阮氏父子，可谓蔡邕泽被汉晋士人的又一典型。 蔡邕也是书画大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代”。可知蔡邕擅长人物画，书、画、赞有“三美”之称，并因此受到灵帝的重用。蔡邕入朝为官，多次欲以诗礼律法匡正时俗颓风，然皆收效甚微，而灵帝更看重他的书画才能。熹平四年，蔡邕奏请灵帝正定五经文字，“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朝廷此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但吸引士人“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观视及摹写”并“咸取正”的，显然不是五经内容，而是蔡邕高超的书法艺术，由此可见蔡邕书法在当时的地位。 光和元年，灵帝“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蔡邕传》）。这个以孔子及其弟子为标榜的鸿都门学，招揽的是擅长辞赋书画的寒士。当时炙手可热的鸿都门士，有姓名可考者，有驩兜、共工、乐松、任芝、梁鹄、郄俭、江览、师宜官、刘旦、杨鲁等三十余人。对于鸿都门学，蔡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对诏问灾异八事》中说：“上方巧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宜且息心。”蔡邕自己虽刻意避嫌，表明立场，但仍无法摆脱与鸿都门学的密切关系，《魏书》卷九十一《术艺传》载：“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鸿都门学影响颇深，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载：“魏晋以来，楷书日盛，皆鸿都门学之余。”这其中蔡邕应发挥了不少作用。 蔡邕是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交游甚广，明确见于史料的有胡广、袁滂、马融、羊续、卢植、郑玄、韩说、马日磾、桥玄、孔融、曹操、圈典、王延寿、王匡、杨复、郭泰、李膺、申屠蟠、边让、王粲、阮瑀、路粹、顾雍等人。蔡邕的价值，在于以其自身文艺实践展现了文士心灵的转向以及对新审美情趣的追寻，也昭示了东汉以来文艺审美情趣的新变，并影响到士人的生活、思想。鸿都门士人如乐松、任芝，官至侍中；梁鹄为凉州刺史、侍中、选部尚书。他们“或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司马彪《续汉书》），说明这种时代风气还影响到了朝廷用人。蔡邕虽然还纠结游移于正统文儒与鸿都门士之间，但从曹魏政权重视书画辞赋，将此类士人作为“英儒”招揽为文学官属，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士标举清峻通脱的审美风标，共同开启一代新风的事实来看，我们对蔡邕影响汉末士风之深远及他在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或当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宋亚莉，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