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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鸡年的日历已所剩不多，戊戌狗年就在眼前。人们以各自的方式生活着，奋斗着，这些个人的经历，或许就是对新时代新气象最直观的描绘。 ——编 者 拜访乐黛云先生那天，格外冷。北京大学校园里行人稀少，她居住的朗润园13号楼更显僻静，这里曾是季羡林先生的住所。古旧的楼前，一条簇新的砖红色小道从一楼中间的窗下延伸出来。2017年初，乐先生不小心摔了一跤，出入楼道多有不便，学生们就专门修了这条便道。 从便道进门，乐先生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笑容明亮的她，看来康复得极好。 落座以后乐先生拿出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籍的目录，首页上印着《建构人类精神文明共同体·乐黛云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想要出一套书，我的书是第一本，恐怕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本书了。” 房间陈设素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发对面的一张古琴。琴上架着手抄的曲谱，是一段《梅花三弄》。琴后的柜子上，放着汤一介先生的著作和照片。 乐先生精神健旺，不像87岁。年龄并没有磨灭她对时代的关注和思想的活力。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对新事物、新领域永远都是敞开心怀。聊着聊着，话题很快就转到她最关心的《跨文化对话》丛刊了。这份中法合作的杂志，创办于1998年，如今已经出了31期，由乐先生和法国著名学者李比雄担任主编。2016年，杂志的出版事宜移交给了商务印书馆。 在她身上，开拓的热情似乎永远不会止歇。年届半百时，她选择以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为“毕生志业”；快满70岁了，觉得文学太局限了，又来创办杂志。很多人都觉得是“瞎折腾”，可乐先生偏偏就爱“折腾”。 今天提到“跨文化”，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热爱自身文化的人，都是在比较、对话的基础上来审视自身文明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一个倡议，而是必定发生、不可选择的未来。但是，共同的空间并不天然构成共同体，只有建立共识才能成为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跨文化思想和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路径。 对于乐先生来说，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从文学拓宽到文化，似乎顺理成章。 早年迷上比较文学时，她就觉得，这是一门“可以打倒文化殖民”的学科；她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在一次采访中，她曾这样说：“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 后来，学科的生态渐渐发生了变化。新生代的研究者，外文通常很好，国学基础却弱。而在她看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不管做什么学问，首先都要有扎实的中国文化作为根基。在之前的一次研讨会上，她曾不客气地批评说：“有些海外回来的作者写的书，还缺少根，缺少魂！”这记“当头棒喝”，一些学者至今记忆犹新。 在乐先生看来，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只有文学，而且在中国的根子并不牢靠，她觉得视野应该放得更大。 回首往事，她自嘲当年“一无基础，二无条件”，汤先生还送她一首打油诗，开玩笑地说她是“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然而，事情就这样“折腾”成了。就像这首诗的后两句写的，“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乐先生心里，一直有一片待开拓的荒野。 很多人都以为，因为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是汤用彤，乐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来自于汤家的熏陶。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受到当时做英文教授的父亲影响，她从小对西方文学感兴趣，“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 报考北大的时候，她填的是英语系，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欣赏她的作文，才转到了中文系。 念高中的时候，乐先生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当时西学正盛，我也一度看不起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后来，我父亲觉得我对《西厢记》《红楼梦》《西游记》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一问三不知，太不像话，就让我多读。我慢慢也喜欢起来，高中时痴迷《红楼梦》，读了好多遍……”她说，“我开始觉得，中国（文学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它们只是不一样。” 临走前，正巧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也来探望。他是汤一介先生的忘年交，感情深厚，同时，也是《跨文化对话》的副主编。乐先生指着他说：“这是年轻人里面我最崇拜的一个。”开心得像个小孩。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那份天真。正是这天真的性情，曾让汤先生欣赏爱慕；也正是这种天真，让她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却又凭此安然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