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演进，除去依照文学自身的规律自然运行之外，越来越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与时代潮流互动频仍。而在2017年，广大文学工作者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强烈感召与巨大激励下，在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人民上更加自觉，在以自己的眼光看取生活，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使得2017年的文学创作，因创作的连获丰收，作品的生气贯注，整体上呈现出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动的蓬勃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读懂社会”对于文艺创作的要义。他指出，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这样的论述与要求，有力地启迪作家们充分认识“读懂社会”的意义，也积极促进着作家们“阅读社会”能力的不断提升。“读懂社会”的要义，在于“读懂”当下正在高歌猛进的新时代，“读懂”总在变动不居的新生活。2017年，作家们不仅在努力“读懂社会”上认真践行和深入体味，而且把他们的“阅读”见闻与感受，熔铸于笔端，呈现于作品，从而使2017年的各类文学创作，在题材丰繁与多样、题旨丰沛与多元的同时，呈现出现实题材有了新的掘进、乡村故事有了新的篇章、个人叙事有了新的超越的可喜景象。
    现实题材有了新的掘进
    回顾2017年间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现实题材作品在年度作品评选中频频出现，并在各种榜单上名列前茅，充分显现了现实题材创作在数量上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在艺术质量上逐步提升，这已成为当下小说创作乃至文学创作名副其实的主潮。
    而且较之以往的现实题材创作，2017年的长篇小说在直面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作家们或者把艺术触角伸向时代前沿的生活旋涡，着力描写成长中的一代新人形象，或者注重于精神生活现实的深入挖掘，着意透视时代生活在人们内心激起的波澜、泛起的涟漪，从而使现实生活在文学的折射中更富有立体感和深邃性。
    长篇小说有没有可能反映“进行时”的时代生活？余红的长篇小说《从未走远》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是属于“80后”“90后”群体的叶子琴、韩少峰等几个年轻人在创办民营科技公司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以及或显或隐的爱情纠葛在其中制造的各种羁绊。作品写出了叶子琴的忍辱负重、不屈不挠，怀着崇高的绿色环保理想，抱着坚贞的传统爱情理念始终不渝，写出了年青一代既葆有大爱的胸怀，又具有真爱的情怀，以及为此而百折不挠的坚韧追求和蹈厉奋发的时代精神。以“80后”“90后”为描写对象，写出他们的新担当、新追求，这部作品带来的是新时代“弄潮儿”的崭新故事。
    还有一些作品，在对现实的审视中，眼光不只局限于显见的生活表象，还力求以深邃的目光去打量那些纠结于生活矛盾之中的观念抵牾与思想碰撞，从而揭示出社会现实中的精神生活状况与运行走向。
    李佩甫的《平原客》是直面当下官场生态的一部力作。作品由一个复杂、隐秘又微妙的心态，托出某些官场的本相以及某些官员的心相，在一定程度上对干部选拔与任用中的“贵人”现象给予了含而不露的反讽。
    《太阳深处的火焰》有着红柯小说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却是纠结于徐济云和吴丽梅的爱情故事，交织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深层碰撞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作品中，不仅西域文化和以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对关中的农耕文明在传承中的趋“恶”倾向，给予了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作品由此充满了丰赡而深邃的哲理内涵。
    孙慧芬的《寻找张展》，在寻找儿子同学张展的故事中，渐渐呈现出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与隔膜，但这种寻找行为本身又构成了逐步接近与相互理解。作品在生活表象层面的背后，向精神层面进行深层次探询，使得寻找张展的过程成为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之后的相互走近、重新打量的过程。作品还写了父母一代的自省、青年一代的反省，这样就使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两代人在观念分化与精神分野之后的相互寻找和尽力弥合。
    乡村故事有了新的篇章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具体表现。在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战中，“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乡村面貌也在持续不断地日新月异。这些正在“进行时”的乡村巨变与时代新变，都被作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笔下，从而使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写作，都不约而同地回响起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这也为传统的乡村故事续写了新的篇章。
    小说创作的乡村书写中，关仁山的《金山银谷》特别惹人眼目。作品在范少山回乡，以及寻找金谷，成立经济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给人们揭示出来的，是新一代农民的远大志向与高远情怀。已经进了城的范少山，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回乡务农首先面临的是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他在跟父亲交心时说：“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我范少山心里头装着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一席话让父亲沉思不语，继而完全默认。由此，作品写出了一个心系家乡变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农民形象。
    2017年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这就是以扶贫脱贫为主题，又充满人性深度与人生意味的作品，这尤以四川作家马平、李明春的作品引人关注。马平的《高腔》以花田沟村要在两年脱贫摘帽的脱贫工作为主线，成功塑造了第一书记、农村新型女性、帮扶干部、村支书以及贫困群众等人物形象。作品在严气正性中，满含日常的生活情趣，又卓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李明春的《山盟》通过县上下派的一名扶贫干部帮助两名帮扶对象成功脱贫的故事，避开了同类主题作品的写作套路，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却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从扶贫入手又超出了扶贫，充满了历史反思和精神追问。
    向来以反映大事件、跟踪新变化见长的报告文学，在2017年也以一批书写脱贫攻坚主题的厚重之作，使当下乡村变革与变异的新主题与新故事，更为显豁引人，并构成一大亮点。
    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写浙江安吉余村在12年来发生的环境巨变。作品并没有从理念出发，而是以余村人在安吉白茶生产、竹制品加工、农家乐、溪水漂流等项目中创意开发的生动故事，写出了余村人民怀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书写自己新的历史的远大追求。作品以丰盈的细节、真实的事件，有力地诠释了也形象地演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
    纪红建的《乡村国是》以实地采访为叙述主线，使人们看到一个个贫困乡村各具形态，致贫的原因与脱贫的路子也千差万别。作者在对脱贫乡民和扶贫干部的采访中，抽丝剥茧，寻根问底，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脱贫者的自诉、扶贫者的自述的鲜明特征，并由一个个的生动事例，写出了扶贫的不遗余力，脱贫的别开生面。扶贫与脱贫，村变与人变，如何在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一砖一瓦地推进，一点一滴地进取，都在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和生动的表现。
    个人叙事有了新的超越
    在2017年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70后”一代的自我超越引人注目，也令人欣喜。
    文学创作的稳步前行与持续发展，要看年轻作家的成长与成熟。而创作的情形与作品的成色，则是衡量作家成长与进步的最好佐证。“70后”作家正是在2017年的小说创作中，以不约而同的突破与各有千秋的优长，表现出群体性的长足进步。
    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长篇小说金榜”评选中，由编辑代表推选出来的候选作品共有15部，其中出自“70后”作家之手的作品几乎占到了半数，如石一枫、梁鸿、任晓雯、乔叶、海飞、李宏伟、马笑泉等人的长篇新作。这些作家之前的作品，都带有这个群体共有的个人化叙事的特征与痕迹，但这些年都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这就是越来越在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内容，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越来越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明显的整体性，而且在以典型人物组织故事和揭示题旨上，或自出机杼，或别开生面，有了新的艺术气度。
    如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把镜头聚焦于梁光正这位普通的农民父亲。作品由他尽其所能地爱着瘫痪的妻子、四个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挠地寻报滴水之恩，怀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个农民屡战屡败又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这个作品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乡土小说，它以特异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表现出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高起点与大目标。
    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既写了这个名叫“没用”的女性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的繁忙而辛劳的一生，又透过她的种种经历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剧烈演变。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映衬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
    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通过大姨妈这个常见又典型的人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流行症候的观察与触摸。从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妈”，接连陷入了气功、传销等邪性社会团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终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笔下的大姨妈的故事，轻松中不无沉重，戏谑中内含反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状态的某种现实，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社会的某些精神现象与偏向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
    重视人物的塑造，并由人物切入社会生活深处，囊括更多的历史内容，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使得“70后”作家越来越走出了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人生内涵，以更立体、更丰富的社会切面为整个时代把脉，作品具有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种年轻作家的成长，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价值走向与更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