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是由人们对于“承认”的需求所推动的时候，他大概同时在说，无论仍旧有多少参差不齐和更迭混乱，“人”的内在驱动力总是无穷，并最终能够凭借天性的力量将社会的运行秩序调整到合宜的形式轨道之上。期间所蹚过的一些趔趄（譬如“法西斯”），正如已被历史证明的那样，其自身缺陷迅速聚合成矛盾，导致制度更新和历史演变。借用柏拉图的观念，人之行为不仅仅是借力于欲望的驱使、依赖理性的谋划，还有着向气魄／激情致敬的冲动。
    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常常因为某些契机不断回光返照，它带来的除了训诫，还有晦涩的提示，在复杂的多面向诉求棱镜中，可能存在一个历史的“奇点”，它使一切进程失效，让一切承诺褪色，抽空了一切阐释内部的稳健结构。这个瞬间逃逸出了历史序列，但是被人类情感填满，使我们自己既不内在于此又不受辖于彼，也就是说，无论历史有多少正当性，未来有多么值得被期许，尽头处的“最后之人”仍然选择被历史遗留，他拒绝回到未来，而成为了任何时空都无法兼容的存在。
    这个凝固在某个历史“奇点”中的“最后之人”涣散为各种形象，而我所见到的是几个简笔勾勒却又凝重复杂的人物，比如文弱恋家的厨子骆宁安、欢闹着奔向死亡的军统特务鲁光复、藏身于北海道时不断思念全人类的中国野人、寻敌不获的孤高武士长谷川——他们诞生（也许用“展示”更恰切）于房伟最近两年发表的小说，暂且统称其为“抗战系列”，这个并不恰当的命名，除了标明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再一次证明了卢梭所说：“在人类所有的知识中，最有用却又最不完善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们在面对有关“人”的终极问题时，简明的界定性语言显得这样捉襟见肘。这些人物的存在，不仅仅意在纪念中国人的抗战和反法西斯运动，更在于为历史做人性的论证。
    中国野人本是山东的一条庄稼汉子，被日本人掳去北海道做矿工，不堪折磨躲进荒原绝境求生，历十余年终于回乡。他的生存与《鲁滨逊漂流记》里实业商人白手起家保持着绝对的平行，因为他自始自终都在苦寒之地提心吊胆，无法自行发展出一个社会；王安忆借“匿名”老头的手脚重新攀缘文明的那番苦功夫，作者房伟也并不需要。他只是简单勾画了野人僵硬的蜷缩姿势，和13年的清醒与寂寞，以早已建立的人类情感和道德意识，野人在不断忍受孤绝，经历求生、期待、仇恨和释然。
    一曲高密茂腔《寻儿记》嗷嗷呜呜地冲破喉咙，这是差点就溜走的原乡记忆，也是文明生活痕迹带来的心灵折磨。洞外的房屋、田野、无论属于如何凶恶的嘴脸，野人都想念人类。绝对的孤独逐渐打破了他的族别籍贯区别，高密麦田和北海道雪原共同融入了他的血液。历经波折野人终于回归故里，据说是祖国“外交的胜利”。可是，他自己知道，浑身被严寒冻坏的肿大关节意味着什么，无论怎样的历史重述，都无法抹杀他极地之处的个人冷暖，“变强”换来尊严的逻辑，仍旧是反人性的社会推论，而“我是存在的”真相永远在那里。
    策划暗杀日本侵略军的特务鲁大料本名鲁光复，他是天生的英雄——光复使命的道成肉身。这样一个隐藏极深的人，最后就义时刻却为平静的南京街头贡献了一场热闹，他“踩踏街道蔬菜摊，踢飞了卖馄饨的条案，唬得几只花白相间的母狗‘嗷嗷’乱窜”，虽没有烈士的浩然气派，却从从容容、视死如归，以正剧的方式给自己名为“大料”的“地下”人生画上句号，而将“光复”的抱负推向历史的前台。老鲁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竟然是一段唱词——“盐水鸭子香，文思豆腐嫩，辣椒爆炒大肠辣，油煎鸡屁股美吆，鸭血粉丝汤最爽滑……”这是在嘱咐伙伴，别忘了在自己坟头祭几道好菜。
    在鲁大料牺牲的前两年，瞿秋白曾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些“多余的话”直接撕破了几近成形的个人历史。鲁大料未尝不知道，迸溅出来的脑浆只是引来了好奇的围观而远非群众的大面积觉醒，但这一刻，他是为了自由解脱、为自己终于要离开历史而欢呼。历史的开放性，是承认每个人的创造力。而鲁光复，从他的命名方式来理解，是为了当一名英雄而“被创造”出来的。
    老鲁的就义将骆宁安的抗日行动往前推了一步，但是《猎舌师》并不是关于骆宁安的“成长小说”，相反，它几乎是一种反向的改写。即便“日本占领南京，六个星期不封刀”，母亲和兄长一家人惨遭虐杀，骆宁安还是不甘愿做一把危险的“猎刀”——他留恋着自己的小窝，“雨天在屋檐下，喝清香淳口的龙井，听听雨声，给女儿梳头，读几卷《文选》，晚间烧锅爽滑可口的豆腐，想来是惬意的事。”对于可爱的洋平、谦和的菊子夫人、敬业的虎太郎的情感认同，都在不断蚕食他的复仇信念。真正的转机是鲁大料的死。梁启超曾在20世纪初愤而作《中国之武士道》，强调“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自存做一德性依据。但是，骆宁安绝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下定决心为老鲁完成遗愿的。
    这么一个现代的小人物，从未被家国话语笼罩，骆宁安看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值得珍视的生活，他无法轻易地将复仇杀敌与正义伸张联系起来。只有在鲁大料破锣嗓子唱出他渺小的个人遗言时，骆宁安才真正引他为同类。这份感动暂时驱逐了复仇自身的悖论，这是与时代错位的人类意识。虚虚实实的情感共同体，无法在历史的风暴里选择自己的方向。宁安的故事必须戛然而止，肉体上逃出生天，可他的精神陷入到更深的危机里，因此他必须乘着小船迅速隐匿，中断作为一种历史的个人命运。虎太郎的银厨刀闪着月光的薄辉，将他们渴望合理生活的共同心愿定格在了遥远的水面。
    福山在政治存在形式上设定的理想人类，也许不会止步于被承认的满足。他猜想，还会有被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差异，于是还将产生新的混乱。也就是说，复杂的人类心理既寻求一个和谐的终点，又想由自我重启对历史的反叛。它把目的嵌入了循环。这样的历史推论虽然极尽智力优越，却又一次遗落了人的情感。历史的延续可以得到顺滑的解释。可是历史的断裂常常面对着沉默，那个空落落的表情，让无处安放的希望、无法赎回的罪恶，都无限延宕了。
    鲁大料、中国野人，也包括被本国人孤立和驱逐、又被中国人殴打致死的少年兵黑木星羽等人，他们身处肮脏又艰难的历史夹缝，外在于神性预言和制度设计，那些哽咽的、欢唱的、嚎叫的瞬间，都极大拓宽了（也许仅仅是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包容视阈。他们理性与感性在历史“奇点”处的复杂纠缠，正好描绘了人在窥见历史远未终结或者无法终结之时的痛苦。他们都曾无意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在无数个瞬间生出遗世之感。幸运的是，我们有幸通过几个形象捕获了这些感受，他们身上墨迹未干而且将会日愈厚重。无需遗憾作者对他们施墨甚少，因为有时候，一句话就是神启，一声叹息就瓦解万物于无形。
    思想是无法依靠“理性经济人”的“道德情操”就通往全部人性的。我们谁都不能否认，社会大厦的秩序下面潜藏着野蛮，而其牢固的结构几乎让人束手无策。但是，麦浪随着风的呼吸在安稳起伏和孩子静静依偎的神态，这些美丽瞬间构成无法归纳的感觉，拉住了历史进程。历史的迅速变动虽然是勇士在引领，但多半由懦弱的心灵托举着，他们微小的坚持比恨和怕更多。也许可以指望的是，“宽容”和“理解”能够被习得，灾难带来的伤疤终将改写一点我们人类的精神基因。
    “雪落在”群山峻岭之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上”，遗世独立的那个野人，好像是历史、民族、国家统统消失以后的最后一个人。他终于可以冲破某一种国别的理想气质或品格，不计前嫌，与人类和解。还是以那句旷古未有的觉醒来做结：“我是存在的”，“我活了下来，这就是真相。”
    （陈若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