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于小说，恐怕是小说重中之重的事。如果这成立，那么人物的叙事，恐怕就是小说叙事最重的事件了。人物进入文学艺术，中外古今，大都恐怕是以英雄叙事首先进入的。譬如先秦典籍里的精卫与后羿，譬如荷马史诗里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等，便是英雄叙事的典范。在英雄叙事里，情节突兀、荡气回肠，更重要的是，英雄叙事里的英雄有可能成为读者的效仿对象，就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部风靡全国老幼男女通吃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男主保尔柯察金。也至于到了文革，由此诞生了“三突出”的理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英雄好则好也、英雄叙事优者优也。但是，无论中外古今，英雄毕竟是少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如果与英雄相比）绝大多数是凡人。问题不在去追问英雄叙事的成败与否，问题在于，文学的宽泛性和多样性，以及文学由它本身质的界定，文学所在表现与表达的是整个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精神等诸种面相。因此，与英雄叙事相对（不是对立的对）的凡人叙事，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学里呈现出来。凡人叙事，一样地是文学叙事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不知道聂鑫森写没有写过英雄叙事的小说，反正我从读聂鑫森的小说起（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如今天的《俗世凡人》（《湖南文学》2017年12期）一样：写小人物，写凡人。写凡人的七情六欲，写凡人的柴米油盐。在聂的这样的小说里，小说中的人物来自无所不在的底层，也来自无所不在的机关、市井，有时还来自与城市相对立的乡村。在这些凡人中，生活的琐碎或者重压，成为小说人物向前推进的动因。同样，生活的琐碎与重压，使得凡人的七情六欲与柴米油盐，有了坚实的根基与平台。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根基与平台上，凡人鲜活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煤球》里的做煤球的谷师傅，在别人看来做煤球的人就是下等人，但谷师傅却把做煤当成与人交际与人为善的善事。于是有了一个体力劳动者与一个读书人公良灼的邂逅与友好交际。事实上，聂鑫森的凡人小说，往往是有微言大义的。《漆尚净》里漆尚净，生活的重压不在于生活本身，而在于政治（文革）环境的重压。一个有些历史文化积淀的漆匠，面对破四旧时，“烧他的书籍、字画，这是一场世纪的文化大劫，他躲不过”，他任认命。认命，是凡人的本质之一，随波也是凡人的本质之一。聂鑫森就是要把这种认命，不同状态下的认命写出来。通过他的凡人的行为举止的还原于生活细节与本真地写出来。但仅此，不足以展示作家的人文情怀。因此，在认命和躲不过的现实里，凡人的精神开始活跃起起来：“最让他伤心的，是不能再穿自备的黑白工作服（都烧了，也不可能再去缝制了）上班”。在《煤球》里，文化人公良灼邀请做煤球的工人谷梁丰到他家坐坐。这时的谷师傅却说“不急，我先回去收拾工具回家洗澡，换衣，弄出个干净样子。晚上，我再来拜访”。俗世里凡人，有温暖的人心。
    温暖的人心则聂鑫森凡人叙事的“根”与“眼”，也是凡人叙事里的重要关节。倘若不是这般，凡人生活的琐碎以及重压，便有可能成为抗争以及愤怒。抗争以及愤怒，显然不是凡人叙事的主旨。凡人叙事里，凡人明明知道（或者随波似的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有着许多的不同（譬如与权贵的生活），而且他们的这种生活也许并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凡人却依然故我般地坚守着这样的生活。在坚守里，让人活得更真实一些。那些身外的大事，由那些制造大事和处理大事的英雄去身体力行。也许，真应了那句俗语，“给他一点阳光就灿烂”。在聂鑫森的小说里，温暖的人心便是阳光。不过，温暖的人心，并不能抵抗诸如文革那样的劫难。因此，凡人叙事里，往往出现，细节丰盈与生活原生的另面，缺少对现世的思考与焦虑。这不仅仅减轻了对现世的认识，同时也减轻了对人性多样化的认知，以及萎缩了小说的表现与表达空间。也许，这是凡人小说的一个悖论。但我们知道，契诃夫却是凡人叙事的超一流大师。事实上，今天如果还有在向契诃夫致敬的话，那里面一定有聂鑫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