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县古城遗址出土的陶豆 新华社 供图
    
    东汉潞县图
    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拥有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漕运码头、皇木厂等一大批和运河有关的文物古迹。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通州区将以“一带四区”为依托，打造“运河文化”品牌项目。一带即运河通州段，展现历史文化遗存，营造滨水景观长廊，串联健康休闲绿道，描绘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百里运河画卷；而四区包括通州古城、路县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其中，路县古城是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池，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路县古城遗址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在今年的评比中，文物部门对路县古城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城村”之名自有特殊的含义，若是该处在古代没有城池，为何会称为“古城”呢？对此，《北京市通县地名志》中有详细记载：“古城，南邻胡各庄村，东邻后北营村，北隔运潮减河与召里村相望，西北临京秦铁路。西汉设路县于此，东汉改路为潞，县从水名。曾归渔阳郡管辖，并建有土城。东汉时期，因兵荒马乱，县治亦迁往它地，后成为普通聚落。因曾为路县古城，故名古城村。古城村西，尚存汉代土城一角，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路县最早的记录出现于班固的《汉书》。《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渔阳郡的12个县，其中就有路县。按《史记·周勃世家》记载，汉高祖十二年，燕王卢绾反叛，周勃率军平定叛乱，“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
    如今，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古城村于2016年底进行了搬迁。之后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勘探发掘，位于古城村地下的汉代路县古城遗址露出庐山真面目。本期的“品读”就为读者讲述路县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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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就是水陆交通要道
    洛阳铲，一种广为人知的工具。不过，多数人对其的最初了解，却是从一些关于盗墓的案件报道及盗墓类小说中获得。洛阳铲的最早用途确实是盗墓，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此后，洛阳铲在著名的安阳殷墟、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
    对路县古城的考古发掘，自然也离不开洛阳铲。在考古现场，经常看见几十名工作人员身穿反光背心，手持洛阳铲，排成一列慢慢地探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县居民的生活区、榨油作坊、制陶作坊、民居、道路……以及那上千座汉代墓葬，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经科学发掘，2212年前的古城四至范围也有了眉目。
    通过考古人员的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小范围的试掘，基本上确定了路县古城遗址所在位置、四至范围、古城形制。在地表，目前路县古城已无城墙遗迹可寻。但是，通过考古与钻探，得知路县古城的城墙基址保存完整。其中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墙基址长约555米，北墙基址长约606米。城墙基址残存高度，约为1.9到2.5米，纵向剖面为梯形，下宽上窄，底部宽约18米，顶部残存高度约为13到15米。墙基为人工夯筑而成，部分夯层夯土内夹杂有植物杆茎和料礓石。
    古城遗址四面墙址基本闭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从古城遗址的四至范围来测算，古城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城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明清时期的路面遗存，以及一条同为南北走向的辽金时期的路面遗存两条道路上下叠加，越往下发掘，时间越久远。在其下面，还可能叠加着更早朝代的路面。在南城墙基外侧约11米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护城河河道遗存，河道的走向也与城墙基址同向顺行。护城河道宽度约为30至50米。观其纵剖面土层分期，恰似一道道树木年轮，清晰可辨，也把我们的思绪带向了久远的秦汉时代。
    在古代，路县就是水陆交通要道。据《汉书》、《水经注》、《后汉书》和《通州志》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当时隶属于渔阳郡；王莽篡汉后，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时，将路县之名改为潞县。该城之遗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古时路县西隔鲍丘水（今称潮河）和沽水（今称白河）与蓟城（今北京城）相望；向北，可至渔阳郡城。秦始皇时修建的国道——蓟襄驰道亦由此通过，因此路县地处水陆要道，位置十分重要。
    如今，路县古城遗址仍被四水环绕。其东面是北京市与河北省的界河——潮白河，潮白河自北向南，在距古城遗址约6公里处缓缓流过；其北面是1949年后新挖掘的运河——运潮减河，该河自西向东从古城遗址北部静静流过，最后汇入潮白河；西面和南面则是自西北而来的温榆河、坝河，以及自东北而来的小中河、中坝河，这几条河流在通州北关二道闸处汇流，随即又在通州北门外与燃灯佛舍利塔下，与自西而东的通惠河相汇，最终汇聚成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脉——北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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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者曾考证古城村
    其实，古城村的神秘面纱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早在清代，刘锡信就对古城村有过详细的考古，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潞城考古录》。
    刘锡信，字桐村，清代通州人。他少年时代聪明伶俐，理解力强，喜好读书；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深通历史，谙熟传记，尤其善于根据历史文献、传记或出土文物等去考核证实历史社会和自然现象，学问颇高深。刘锡信曾任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主管湖广省有关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刘锡信在《潞城考古录》中写到：“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约高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余，疑当日角楼瞭望台之类。考之州志，曰相传为前朝驻兵处，或云古潞县，疑不能明也。”又言：“后读《水经注》云：鲍丘水（今潮河），南经潞县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
    《潞城考古录》是通州人在清代对古城村最早的考证，目的是考证此古城村是否是当年东汉的潞县古城遗址。当时的古城在地表尚有遗存，东西北三面均有城墙遗迹，且高约五尺。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古城地面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不变的是古城西面八里许的潞河，不过已改称北运河了。当然，在清朝雍正年间，已经有人将潞河称做北运河。
    路县古城墙的消失始于明代。明朝为了修缮通州城垣、仓场、衙署等官家建筑，补充南方运来的砖料之不足，在古城处设窑烧砖，当时古城的熟土被用来制砖，东、南、西面城垣被大量破坏，西北面城垣要用来防止诸河泛冲村庄，所以当时完整保存了下来。不过，民国期间，又被村民挖取而减小。在村民挖城制坯时，曾于垣墙内发现一枚汉初“半两”铜币与一些夹砂红陶碎片，还有村民在取土时，出土一件战国红陶釜。
    虽然历经损毁，但古城的价值之大仍然无法估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先后邀请了国内9家有团体考古领队资质的兄弟单位，调集了近2000名探工、技师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对古城村进行了发掘。据统计，共发掘出墓穴1092座（战国至清代），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陶器主要有鼎、壶、罐、盆、碗、盘、案、奁、耳杯、灶、灯、炉、磨、仓、井、楼、动物和人物俑等；铜器主要有戈、刀、带钩、钱币等。此外还有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粗细大致均匀。这套算筹是北京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考古学家根据古城遗址出土的钱币、陶片等，以及在城墙周边上沟壁上悬挂着的三个瓮棺葬，可以断定此城墙之遗址为汉时所建。最为有利的一个证据，是一个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也恰恰佐证了此地的衙署身份。
    为进一步了解路县古城，考古人员对南城墙的护城河做了小范围的局部解剖，发现了大量汉代文化遗存。同时，在城周围，也陆续发现各历史时期的遗迹，汉、北魏、唐、辽、金等，都有分布，其中汉代的文化遗迹最为丰富，可见路县古城在汉代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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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县”因紧靠“驰道”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代，今通州地区属于燕国。燕昭王（公元前335至公元前279年）开疆拓土设置五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当时的通州地域为渔阳郡所辖。到了秦代，《史记·秦本纪》提到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但没有列举三十六郡的名目。不过，《汉书·地理志》在京兆尹下注曰“故秦内史”，并注明了秦代的三十六郡，其中就包括渔阳郡。汉承秦制，到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通州地区仍归渔阳郡管辖，渔阳郡内设有路县，即今天的通州地区。可以说西汉初路县古城已经诞生，此地已有军民驻扎并繁衍生息。对此，在诸多史书典籍中，也都有详细记载，比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
    西汉初年在此设置路县，也许纯属巧合，但也有其必然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考入北大之前所念的中学就是通州的潞河中学，他在论述北京城成长中离不开的生命之源，也就是河流时，曾经提出了北京小平原之说，并指出了进出北京小平原的四条古老的大道。东面一条大路的走向，就似后来秦时的“蓟襄驰道”，而路县之所以坐落在今天的古城村，想必也不会空穴来潮，因为当年它就紧依驰道而建。
    何谓“驰道”？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始于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二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最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当然，还有直通北京的前身蓟城的蓟襄驰道。
    对于当时的华夏古国来说，路县正处于北部边塞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边疆草原文明的结合部。当年，路县占据着水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曾是各方利益的逡巡之所，也为各方受众交流与交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平台。即便前朝秦始皇在设置全国直道之一“蓟襄驰道”，以及秦始皇“东临碣石”经过此地的时候，路县还未曾设置，但不能说秦始皇没有从后来路县辖域内穿过。至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称帝之前就曾到过路县，这在史书上已有明确记载。
    东汉时期，社会更加发达，人们对河流有了更高的认识。鉴于治理等多方需求，官方将路县的“路”字，改成了潞水的“潞”字。由县从路名（道路的路），改成了县从水名（潞水的潞）。虽然地名的发音没有改变，但其意义与写法却有了明显的不同。《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通州为北京九河下梢，路县曾是水的故乡。及至辽金元时期，在其南部地区，还有皇家进行捺钵文化——狩猎娱乐休闲的大片延芳淀湿地。显然，路县地名的这一变化，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灵气与运气。不久之后，渔阳郡治所也从北南迁至此。然而，福祸相倚，因为一场人为大火，又葬送了潞县作为渔阳郡治所的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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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的消失源于战火
    路县古城的消失与渔阳郡守彭宠有关。彭宠在王莽当政时曾任大司空士，刘玄称帝后任命他为渔阳太守。刘秀、王郎争夺河北时，彭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归顺刘秀，并为刘秀平定河北提供将领、士兵、粮草，立下大功。但是，刘秀即皇帝位后，当初彭宠派去增援刘秀的吴汉、王梁都位列三公，而彭宠没有加升，他郁郁不得志，叹道：“我的功劳应当封王，现在却成这样，陛下忘了我吗？”后因幽州牧朱浮构陷，彭宠失去了刘秀的信任。公元26年（建武二年）彭宠起兵反汉，自称燕王。于是，在东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皇帝刘秀分兵三路，围剿讨伐昔日的功臣彭宠。只因彭宠所据潞县城四面环水，水浅处不能过马，水深处又不能走船。如此一来，潞县城外面的护城壕成为天然的浅滩、沟壕与屏障了。对于刘秀和彭宠双方人马来说，实是易守难攻。就在僵持不下之时，祸起萧墙，垒从内破，战局发生急剧逆转。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季，彭宠手下将彭宠夫妇捆住并杀死，然后将头颅献于刘秀，随后城破火焚，殃及池鱼，潞县古城也就灰飞烟灭了。古城虽没了往日规模，但古城村却在此延续千年的印记。
    如今，在北京市域已发现的汉代古城有七八座之多，但只有路县这个地方一直有人居住，这确实是个谜。其实，在西汉著名学者戴德与他侄子戴圣合著的《礼记》一书中早已有过解释：“广谷大川异制，民生期间者异俗。”大意是说，决定人居兴旺的恰恰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人的居住。路县这个地方之所以经历两千余年，而人丁兴旺不断不衰，皆因临水而得其灵气与神韵，始有人杰地灵之说也。
    往远了说，路县之侧流淌了千年之久的大运河，因漕运而兴盛，也成就了辽金元明清各朝代在北京城的辉煌。如今，民间还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讲的都是沿北运河一线迅速兴起的三座城市。今天，百里长街通州为东端，千年运河通州为北首，而大运河文化也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胜地。北京十三五规划重提东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而路县古城遗址也在今年位列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相关部门也在规划实施路县古城遗址公园建设事宜，以便向人们展现路县古城曾经的辉煌。相信考古人员的辛勤付出，能让汉代的路县古城再现其生活风貌。
    补白
    随着岁月的更替，汉代的城市中，有的已发展成如今的现代化都市。但是，随着考古发掘取得进展，一些汉代县治所在地的遗址也浮出水面。
    麻池古城遗址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政府西北约800米，总面积约90余万平方米。古城内杂草丛生，到处散落着质地细腻、花纹精美的汉代陶片。地表散见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罐、盆、碗、豆等陶器残片，常有“五铢”钱、铁田片、铁铲和铜镞等出土。
    包头地区的战国、秦、汉长城，多略呈方形，分布很有规律，所在位置一般都是阴山南北的交通要道，麻池古城正好面对昆都仑沟的南口，显然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经专家认定：麻池古城的北城较南城早，与秦直道起点形制、布局相同的三个夯土台基也在北城，北城应为秦直道终点——九原城。它也是战国、秦、汉九原、汉五原郡治所。
    与麻池古城相关的历史名人有王昭君。“敛眉光禄塞，回望夫人城。”南北朝诗人庾信曾这样描述昭君出塞的。王昭君所出的光禄塞被认为就是麻池古城。现在的村民还传说，在城中的夯土台基实际上是王昭君的行宫，在麻池古城里，王昭君度过了在汉朝疆土上的最后一夜之后，毅然决然地踏入了匈奴的土地。
    汉代索县故城，俗名崆咙城，又名汉寿城，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东北15公里处鼎城区韩公渡镇的城址村，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索县汉代城址规模大，遗存面积广，由古城出土秦简得知其至少在秦代就已经存在，西汉为武陵郡治，并一度升格为荆州刺史治，至隋延续使用的800多年间为索县（后改为汉寿县）县治，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郡县城址之一，是研究汉代及汉代以前长江中下游区域和湘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文化和社会价值。
    如今，索县汉代古城遗址基本完好。城四角的瞭望台，残高7至8米。四周30米宽的护城河还能养鱼。城东崆咙观宇虽毁，但遗址尚存，汉砖汉瓦，遍地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