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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预言溃败的时代，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家们蜷居在书写的家园中，极尽讽刺游戏的方式，自我消磨于文字的欢娱中。 世纪末的文化意蕴，一是颓废，二是预言。生活在世纪末的人，好似面临时间的深渊，再往前踏一步，也许会葬身于绝境，也许会神奇地像白鸟拔地飞起，扑向不着边际的天空。因为一切都是末知数，于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对本世的焦虑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既让人在飞升中幻想着死亡废墟里妮妮婀娜的悲凉手势，又让人在沉沦中领会着电光石火的启悟。飞升与沉沦在时间的深渊面前，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 十九世纪末文人的民族焦虑 在书写的世界里，所谓世纪末美学并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在任何时代产生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人们常常把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颓废美学与世纪末精神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类书写手法属于内心的时间观，以沉迷于唯美的方式弃绝尘世，以色情的国度消解虚伪的道德，以死亡的姿态蔑视前进的现代时间观。然而，我们在中国古典巨著《红楼梦》中也能体会到类似的世纪末美学。一曲意味深长的《好了歌》，一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繁华梦，以及作者曹雪芹独特的唯美手法，都是世纪末美学最好的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鲁迅《野草》里对黑暗、死亡、鬼影、墓志铭异常的眷恋;张爱玲描绘人情世故时挥之不去的苍凉的人生哲学;师陀小说中潜藏着的「梦随云散，花逐水流」的寒凉意蕴;白先勇笔下一群失落的台北人对逝去的上海繁华充满哀怨、凄婉的回忆与叹息，无不一一散发着典型世纪末情绪。虽然这些作品并不都产生于世纪末，我们却能从这些作品中体会出人生的无奈、悲剧和沉落感，以及文化的幻灭感。换句话说，这些作家把世纪末美学溶入他们对人生及大时代的直接体验中，和纯粹的形而上思考中。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谈论受时间、历史限制的世纪末文学现象，那么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末则有很大的区别。同样面临着排解不开的世纪末焦虑，上个世纪末的文人更为沉溺于民族的焦虑。虽然晚清小说中充满了「众声喧哗」(巴赫金语)，「侦探小说」、「科技小说」、「公案小说」、「狭邪小说」、「政治小说」等形形色色的小说体裁，在传统与现代的混杂、交融和碰撞中，热热闹闹地并存着，然而，晚清作家们比起这个世纪末的当代作家，更加具备对新时代、新小说、新国家的预言热情。当然，从「狭邪小说」里那些繁繁琐琐的礼仪排场和醉生梦死的艳情中，我们也能阅读出耽美文字里不可阻挡的颓废，但是颓废与进步极其辩证地共存。主张以「新小说」重建新社会、新中国与新民众的梁启超们，意气风发地在世纪末的废墟上，重建民族再生的神圣殿堂。颓废并未阻挡晚清文人对新时代的预言热情，反而成了这一预言冲动的催生剂。他们对「家国」、对「民族」的深深眷恋，与他们的世纪末焦虑，同时沉浮，同时升华，启发着下一个世纪继续「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 二十世纪作家无所依托 比起上一个世纪末的作家，这个世纪末的中国当代作家则失去了预言的热情。他们的世纪末焦虑，不再是民族的焦虑，而是一种生存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或者连所谓「焦虑」都谈不上，顶多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属于文字游戏的「姿态」。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纪革命、进步、新生的意识形态里有着过多的谎言，也许是因为高科技、电讯网络的日新月异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总之，世纪末的当代作家缺乏预言的热情，即使他们的文字间无不透散出「惘惘的威胁」，我们却发现他们早已摆脱了沉重的民族焦虑和寻找家园的焦虑。 展望世纪末的中国小说，王德威曾以四个方向概括其现象：一、怪诞的美学，如苏童、余华等的虚构世界诡谲多变，题材突兀惑人，有时刻意凸显丑怪，以敷衍堕落、死亡及疯狂的生命即景来瓦解以往「毛文体」当道时的所谓「高大全」文学。又如女作家钟玲、苏伟贞和钟晓阳的一系列鬼魅作品，以及西西、朱天文以动物托喻抒发女性意识，都以怪诞为女性的书写策略;二、以诗入史的叙事策略，如格非的《迷舟》、《大年》将历史抒情化及私有化;三、消遣并消解中国的恣态，如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王朔的痞子文学、莫言的《酒国》及顾肇森的《素月》，都打破了感时忧国和涕泪飘零的古老模式及主题;四、新狎狭体小说的形成，如李碧华的「故事新编」、王安忆的「三恋」及《长恨歌》、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都咏叹颓废、耽溺感伤，在男女欢爱色情中叙述世纪末嘉年华的场景(见王德威，《小说中国》，麦田出版，一九九三年)。当然，除了王德威所概述的这些小说现象，大陆后来又兴起所谓「新写实小说」，以刘震云、池莉为代表，通过细致入微、滴水不漏的新写真手法来揭示生命的本原状态，透露着对世纪末生存焦虑的思索。而在台湾、香港则仍旧续演着「新狎狭体」和「新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同性恋的「色情乌托邦」，如《荒人手记》、《鳄鱼手记》、《蒙马太遗书》和《恶女书》等，精心编织着眩目、浮华、喧嚣的「世纪末的华丽」。 然而，不知摆脱了沉重的民族焦虑和家国焦虑是一种解说，还是一种失落?这个世纪末的作家们在后现代的声光色影里，再不需要为所谓空洞崇高的「理想」牺牲自我，再不需要为民族危机而抛弃文字的快感，但是，当他们精刮犬儒得玲珑剔透时，当他们惟有在文字符号中寻找世故与苍凉的人生时，他们的作品也近乎于「世纪末的华丽」中那些千变万化、金光璀璨却空无一物的衣架子。解构了道德感、解构了民族国家的神话、解构了所有的政治寓言和性别寓言、解构了郎才女貌的古典爱情及诗意，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惟有废墟，一片精英文化的废墟及大众文化的废墟，没有预言，没有新生，也没有重建，人实际上是更加地无所依托。 世纪末症候--双重失落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曾讲过，「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它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这个世纪末的当代作家可以说只有生活在书写中，而他们琳琅满目、纤美矫情的书写就像抽空了内容的绫罗绸缎，空有无数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式，而内在的精神和思想早已被层出不穷的服饰品牌和衣料质地所淹没，虽然光怪陆离，却是那么地飘忽与迷离。无怪乎当代小说的读者愈来愈少，因为这些作家们对世纪末的书写，只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连张爱玲的「美丽、苍凉的手势」后面蕴藏的人生哲学都没有，只是模特儿在舞台上匆匆显示的面无表情的时装表演。 最近一期的《今天》杂志上，有年青作家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问卷中包括这样的问题，如「你认为《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由一些年青作家交出的答案则非常有趣，他们一半以上对这两本杂志持否定态度，认为：「《读书》是腐朽到无可救药的。《收获》是正在走向腐朽的」(贺奕)，「《读书》居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高读物乃是这个知识界没有头脑的证据之一」(于坚)，「《读书》是政府特辟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收获》的平庸是典型的，一望无知的」(朱文)。 作为文化生产的机构，这些杂志受到了当代青年作家尖锐的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说破了当代文坛的失落：失去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文人们在精英文化的废墟上惟有顾影自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群年青批评者自身的迷失、迷惘，没有着落，毫无精神支撑点。而这种批评对象与批评主体的双重失落正是世纪末症候。前一阵子，大陆文坛曾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但是在九十年代时髦的大众文化里，这种呼吁并未得到什么激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预言溃败的时代，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家们蜷居在书写的家园中，极尽讽刺游戏的方式，自我消磨于文字的欢娱中。文字的生产、消费和传播都是难以预见的，虽然仍在努力地日新月异，却始终逃不脱世纪末所带来的「惘惘的威胁」和焦虑。如果下一个世纪，书写的世界被新生代的影视文化及计算机所取代，那么一切耽美、颓废的文字是否也就无声无息地随风而去?也许预言正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当代作家们失去了预言的热情。 摘自《明报月刊》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