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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学术创新特色与创新价值很早即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在本书的主编与副主编带上本书的写作大纲与部分样稿与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时，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在写作大纲眉头批了一行文字：“独具匠心，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另具一格，创新立意，大有可为。”本书甫入零售书店，即有同行专家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它的出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带来学科意识的觉醒”。专家进一步论断：《综史》“这种建立在新的本体论之上的文学史结构框架，从根本上摆脱了既有的文学史体例以决定与被决定，作家传与作品论，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应关系的组合为特征的文学史结构模式，在当代文学史的本体论和文学史的结构体例上是一大创造和发明。其次，《综史》也不满足于对既有的文学史实作被动的‘实录’，或依傍时评和翻‘炒’史料，而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史的动态过程的整体观照和对它的内在规律的深层把握，为复杂多变的当代文学史现象重新作出历史定位，从而为当代文学史构造一种新的认识的系统和秩序。”专家之言诚为过誉之辞，但对《综史》的价值与特色的理论概括还是符合实际的。 《综史》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与概念系统，正是这一系统支撑了本书的理论系统，使本书的理性色彩熠熠发光。这并不是说本书的范畴、概念系统具有多少真理性，乃至具有排它性，而是说这种试探本身具有启示价值。它呼唤别样的、更多的文学史范畴与概念系统，此所谓抛砖引玉之功效也。 《综史》代表了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求索的高度。它也体现了我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研究的个性。我在近年推出了一部作家论与文学史的专著《当代作家的背影与文学潮汐》，它是我数十年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补充，也保持了我的学术气质与个性。 周燕芬：您晚年的文化研究有什么新意？ 赵俊贤：退休后，我离开了讲台，结束“舌耘”生涯，但笔耕仍未终止。我在以主要精力对抗几种大病之外，身体状况稍好，便回忆大学生活写出若干短文，后辑成《学府流年》一书。这部书由系列性短文组成，它实际上是百年老校西北大学的校史研究类著作，可以说是高教史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化史研究。 《学府流年》中我的文化随笔《钱学森：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坦诚地评述钱学森的功与过，有人认为表现出可贵的器识与某种冒险精神，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好评。我的杂文《大学学术的沦落已不容忽视》痛批高校的学术腐败现象，引起社会重视，有的刊物予以转载。我在随记中批评了金庸对“学院”大师的错位追求，我论述过“顾准现象”。这都需要学术积累与勇气。我所写的“于丹热之后的思考：‘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有位读者说，“国内文化界当年所发表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但大多是谩骂之辞，不事说理；而赵先生从学理的角度说明于丹说‘经’是属于‘六经注我’，即是对‘经’的通俗解说，她不属于‘我注六经’的学术研究”。 我在文章中写道：“社会贫穷、物质匮乏固然不幸，但道德下滑即软件建设江河日下，这令人忧心不已。为了让更多的人选择崇高，人们应该创造理解崇高、支持崇高、赞美崇高的良性社会环境”。 我的文化随笔的主旨在于宣扬崇高。事实上，这是我的文学评论与研究审美原则的赓续。我的审美，不大喜欢优美，而看重崇高。当然我厌恶伪崇高，即假英雄、假理想等等。 周燕芬：您的当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总体特征？ 赵俊贤：有两方面，其一，矢志不渝地坚持追求学术创新，力争走向学术前沿阵地；其二，在学术选题上，不走平面推移之途，而是采取一步一个台阶的跳跃式跨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