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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7-12-06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程章灿
    摘要:晚宋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等人的《文房四友除授集》,向来因其为游戏文章之总集,而不受人重视。其中,郑、林之文作于淳祐六年(1246),刘克庄之文作于淳祐八年,胡谦厚文约作于淳祐十年或之后。伴随其时的政局动荡,以及郑、林、刘三人的仕宦起伏,还有胡谦厚困于场屋的境遇,四人同作此类除授文字,其意非仅在于游戏,更在彰显词翰才华,同时透露各自不同的政治考量。宋本《文房四友除授集》中存录林希逸、刘克庄及胡谦厚序三篇,陈垲跋一篇,是极其重要的文学文献。
    关键词:《文房四友除授集》  文学  游戏  政治  晚宋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方22岁、当时还是临安国子生的刘克庄,在他一生师事的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座上,结识了当年的新进士、未来的四六大家李刘。[1]多年以后,刘克庄对这次遇见依然记忆犹新:
    四六家……近时学者多宗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忆余少游都城,于西山先生坐上初识之。时功父新擢第,欲应词科。西山指榻上竹夫人,戏曰:“试为《竹夫人进封制》,可乎?”功父须臾成章。末联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称赏。今人但赏其全句对属,以为警句。功父佳处,世所未知也。[2]
    西山先生即真德秀,刘克庄曾称其“四六高处,不可慕拟”,[3]李刘此次拜访真德秀,有意向前辈讨教词科文字技巧。真德秀以“竹夫人进封制”为题,测试新进士李刘,亦是因为此乃翰苑人才必备的本领。李刘“须臾成章”的敏捷文才,以及贴切精当的用典警句,[4]不仅获得了真德秀的赞赏,也给年轻的刘克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铭记不忘。刘克庄当时不可能料到,整整40年后,他会写出《文房四友除授集》中那八篇精致的四六文,通过这一系列戏仿性的创作,怀念去世多年的恩师真德秀,致敬三年前刚刚辞世的骈文前辈李刘。
    本文拈出这两件相隔四十年的人事,目的不是追索刘克庄的生平,也不是回顾刘克庄与李刘的交往,而是以这两件人事为中心,纳入与此相关的史事背景考辨,进而考察宋代四六文、词翰人才及其与政治之关系。
    一
    在与李刘相见之后两年,24岁的刘克庄“初筮靖安主簿”,他的四六文写作才华即受到上司袁燮的称赞,袁燮认定他“它日必以四六名家”。[5]后来,刘克庄果然凭借其杰出的四六才华“两叨词臣”,[6]证明了袁燮的远见卓识。与刘克庄文集中大量的制诏诰令章表谢启等各体四六文相比,他貌似“以文为戏”的《四友除授制》,很能体现他在四六文创作上的不俗功力,虽然这组文章往往被人轻视或低估。实际上,刘克庄本人对此是十分郑重其事的。
    这组四六文共八篇,包括《代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实封制》《代毛颖谢表》《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代石虚中谢表》《代陈玄除子墨客卿诰》《代陈玄谢启》《赐楮知白诏》《代楮知白谢表》。很显然,这里所谓“四友”,即指笔、砚、墨、纸,亦称“文房四友”。在这组作品中,高度拟人化的“四友”不仅分别得名“毛颖”“石虚中”“陈玄”“褚(楮)知白”,而且封侯晋爵,成为翰苑文章的题材新宠。这八篇骈文既见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七,亦见于今人整理的《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二七。[7] 除了刘克庄的个人文集,这组作品还收入晚宋另一颇具特色的文学总集《文房四友除授集》。[8]这部专题总集共收四友除授文二十篇,除了刘克庄上述八篇外,还包括另外三个人的创作:郑清之四篇——《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陈玄除子墨客卿诰》《楮知白诏》;林希逸四篇——《代毛颖谢表》《代石虚中谢表》《代陈玄谢启》《代楮知白谢表》;胡谦厚四篇——《拟弹中书令管城侯毛颖疏》《拟驳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奏》《拟驳陈玄除子墨客卿奏》《拟驳召褚知白奏》。胡谦厚的四篇合称《拟弹驳四友除授集》,与郑、林、刘三人所作有所区别,可谓自成一体。所以,《丛书集成初编》据《百川学海》排印时,即将胡氏《拟弹驳四友除授集》部分省略,同时也省略了书中存录的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以及陈垲等人所撰四篇序跋。实际上,对于研究这二十篇除授文的产生背景及其政治意义,这四篇序跋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本文将其作为关注的焦点,即着眼于此。
    《文房四友除授集》卷前林希逸序云:
    淳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师领奉国节钺,留侍经帷,寓第涌金门外养鱼庄,日有湖山之适。仆时备数校雠府,官闲无他职,颇得奉公从容。一日,谓仆曰:“某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诰,因官湖外而归,旧稿蠹蚀不复存。今仅能追忆一二语。”仆因请闻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数日,公连以数则示教曰:“余因子之请,遂得追补成之。”仆读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无谢,可乎?”遂各为牵课表启一首以呈,公大加称赏,且曰:“某屡尝以词翰荐兄,信不辱所举矣。”仅语之葺芷,而他人未之见也。逾年,公再入相,余谨不敢出。今既得请补外,无复争名求进之嫌,因取而刊之郡斋,庶异日知希逸所以辱知于公无他谬巧,又知公于友朋游聚,不过以文字为乐,而位穷公相,年德俱崇,健笔雄词,不少减退,巧而不斲,雅而能华,亦非晚辈所可企望其万一也。淳祐戊申腊月,朝奉郎、直秘阁、权发遣兴化军兼管内劝农事林希逸序。
    林希逸原有《鬳斋前集》六十卷,见于《宋史·艺文志》著录,“久佚不存”。[9]今存《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亦称《鬳斋续集》)未见此序,[10]然而,《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有类似记述,恰可与此篇序文相互印证。[11]众所周知,郑清之因建废立之大功,而深得宋理宗宠信,绍定六年(1233)和端平二年(1235)两次拜相,并兼枢密使。端平三年,郑清之虽然罢相,优游湖山,但恃其旧宠,仍然在南宋政坛上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淳祐五年(1245)十二月,已经罢相九年的郑清之又“拜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越国公,赐玉带,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进读《仁皇训典》”,[12]就是其依然深受宠信的最好证明。总之,在林序所述的淳祐六年丙午这一年,郑清之虽然早已罢相,“日有湖山之适”,但是,谁都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重出江湖,再度拜相。郑清之作《四友除授制》,与其个人经历及这一时代背景皆有关系。
    根据林希逸的记述,郑清之这四篇除授文早有初稿,只是到了淳祐六年,才有闲情逸致,“追补”定稿。对郑清之来说,这次创作活动可以展示他作为退相优游湖山而不干预朝政的风度,但也可以展示“其健笔雄词,不少减退”的身体状态,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对林希逸来说,继郑清之四篇除授文之后而作四篇谢表谢启,也不是简单的几篇游戏文字而已。“既有除授,而无谢”,既不合于礼制,从文学结构的视角来看,也留有缺憾。所以,林希逸作此四篇表启,既是与郑清之之间的文字酬答,也是晚辈致敬前辈的一种礼仪行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作为“备数校雠府”的闲职下僚的林希逸,在前任权相也可能是未来宰相郑清之面前,表现自己词翰才华的一个绝好机会。这四篇表启不仅大获郑清之赞赏,而且引出了郑清之“某屡尝以词翰荐兄,信不辱所举”的可贵回应。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林希逸此举不无“争名求进之嫌”,因此,他对此次文字酬答之事一直没有声张,除了两人的共同好友应(葺芷)之外,[13]他暂时也没有将所作表启向别人展示。淳祐七年,郑清之果然再度拜相,林希逸更不便张扬他与郑清之的这段交往,以免别人误会他有谋取词翰之职的用意,以避嫌猜。淳祐八年,林希逸外放兴化军,已无缘词翰之职,他才将自己与郑清之的八篇作品结集,刊刻于兴化郡斋。从政治上看,林希逸此举一箭三雕,一是从文学的角度赞颂郑清之的风雅之才,二是从文字的角度表现自己的词翰之才,扩大社会影响,[14]三是从社交的角度展示自己与郑清之的关系,表明自己在朝中不乏奥援。实际上,林希逸此次荣归故里,履新莆田,就有郑清之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
    二
    《文房四友除授集》刊于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郡斋,时在淳祐八年戊申十二月,此前林希逸已将郑、林二人之作出示刘克庄。《文房四友除授集》中载有刘克庄序一篇,值得注意:
    右一制一诏二诰,今傅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笔;三表一启,公客竹溪林侯肃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怜才,王魏公门无他宾,惟杨大年至则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欧阳九,居常相追逐倡和于文墨议论之间,不待身居廊庙、手持衡尺,然后物色而用。盖其剂量位置,固已定于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刘克庄,亦公门下客也。虽老,尚未废卷,因拾公与竹溪弃遗,各拟一篇,公见之,必发呈武艺、舞柘枝之笑。淳祐戊申季秋望日,克庄书。[15]
    很显然,刘克庄是从林希逸那里看到郑、林二人的制诰表启。所谓“副墨”,表明林希逸手里只有钞录本,其原本应该保存在郑清之府中。拜读郑、林二人“四友除谢之作”之后,刘克庄继作八篇,这是对郑、林前作的酬答,是礼尚往来。虽然刘克庄自谦这只是班门弄斧,是拾郑、林二人之“弃遗”,但实际上,他以一人之力,完成除、谢之文各四篇,一身而兼二任,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刘克庄此序作于淳祐八年九月十五日。其时,他正在福建提刑任上,驻莆田。当年九月一日,朝廷为照顾其奉养老母,而特许其“即家建台”,在家中处理政事。[16]他与林希逸同处一城,来往便利。对读林、刘二序,可知刘序在前,林序在后,晚刘序两三个月。照常理说,林希逸作序之时,应该看到了刘克庄这篇序文,也应该可以看到并获取刘克庄的八篇新作,他完全可以将刘作与郑、林二人的作品合编为一集。可是,奇怪的是,林希逸此序未有一字提及刘克庄的新作,据此看来,他似乎也没有将刘作与郑、林二人之作合集刊刻。有鉴于此,侯体健所作的推测似乎是合理的:淳祐八年兴化军郡斋刊刻的《文房四友除授集》,只包括郑、林二人作品在内;而含有刘克庄作品的《文房四友除授集》,则可能是淳祐十年在杭州刊刻的。[17]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此事颇为蹊跷。尤其考虑到刘克庄与林希逸二人的密切关系,同时考虑到刘、林二人当时同城而居的空间位置关系,此事就更难解释了。窃以为,此中或有隐情有待抉发。
    从淳祐八年九月到是年十二月,这个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区段,虽然不长,却使刘克庄经历了仕途的止跌回升和人生的乐极生悲。九月一日,他正式就任福建提刑,即家建台,就近养母。十五日,他在阅读郑、林二人四友除谢文之后,继作除谢文八篇,这显然都是可以欣乐之事。然而,仅仅二十一天之后,十月六日,其母魏国夫人林氏因病去世,享年88岁,刘克庄遂丁忧去职。本年十二月,他将母亲葬于莆田城南。[18]可以想象,作为家中长子,亦是诸子女中地位身份最高的一位,刘克庄为料理母亲的丧葬事宜,必有一番忙碌。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未能及时将自己的作品及序文传递给林希逸,但更可能的情形是:其作品早已传递给林希逸,但刘克庄要求林希逸不要刊印,以免引起政坛不必要的疑猜。
    说到政坛的疑猜,就有必要追溯刘克庄淳祐八年前后的仕历。淳祐六年,也就是郑清之与林希逸作四友除谢文那一年,时任江西提刑的刘克庄于七月离任入都,先除少府太卿,八月入对三札,即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旋又兼任史事,十月五日,除权中书舍人,草外制七十道,展现了不凡的词翰功力。没有科名的刘克庄,不仅得赐进士第,而且出任权中书舍人,是相当不简单的。这一年,刘克庄可以说达到了他仕途中从未达到的高峰点。然而,好景不长,是年十二月,他强烈抨击史嵩之,褫夺其除命,因而轰动朝野,而他本人也为此得罪史嵩之势力,被栽上“贪荣去亲”的罪名而受劾去职。所谓“贪荣去亲”,就是影射刘克庄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留在福建莆田老家,未尽赡养之责。岁末,刘克庄离开临安之时,退闲家居的旧相郑清之特地“冒雪祖道”,[19]为他送行,以此表达对刘克庄的同情、理解与支持。次年二月,刘克庄除直宝文阁、知漳州,他只好力辞。四月,郑清之再相,刘克庄即除直龙图阁,主明道宫。[20]淳祐八年元日,刘克庄又除宗正少卿,五月六日,又除直龙图阁知漳州。[21]虽然这几次除命都因刘克庄苦辞而得免,但从中明显可以看出郑清之对他的有力援引,现存刘克庄当时写给郑清之的几封书信可以为证。[22]是年九月,刘克庄苦辞不获,才最终接受了秘阁修撰、福建提刑的除命。这两年间的一系列除命,说明刘克庄虽然暂时外放,但朝廷一直没有忘记他,郑清之更是想方设法,为其复出创造机会,即使不能马上回到临安,至少也要在老家福建为他谋取合适职位,以便就近奉养老母。其间,刘克庄的品秩也得到了提升。郑清之对刘克庄的提携是毫不隐讳的,而刘克庄在郑清之面前,也敢毫不避忌地坦承:“某厌退闲而喜进用,特甚于他人。”[23]此外,刘克庄序文中还自称是郑清之的“门下客”。看来,郑、刘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但是,面对外人,面对虎视眈眈、处心积虑地欲陷其于“贪荣去亲”罪名的政治对手,刘克庄又不能不时时警惕,事事小心。他撰写文房四友除授文及其序文,正当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微妙的时刻。他此时的处境和心态,与林希逸在临安时不愿张扬其与郑清之之间的文字往来,是极其相似的。本来,他刚刚为奉养老母而离开临安,若此时着意渲染自己的词翰之才,突出其与郑清之的私人关系,势必招来“争名求进”之讥,甚至落实对手极力构陷的“贪荣去亲”的罪名。在此情境之下,刘克庄忧谗畏讥,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要求林希逸暂时不要刊布他的作品,是完全有可能的。
    细读刘克庄这篇序文,亦可以体会到他的深细用心。这篇序文不仅交待了八篇除授文的撰作缘起与写作时间,[24]更着意点明郑清之与林希逸以及自己的关系——这种主公与门下客之间的亲密关系,无疑可以视为一种政治资源。熟悉本朝历史的刘克庄在称赞郑清之“好文怜才”时,有意将其与本朝历史上的名相王旦和晏殊相提并论。郑清之对林希逸的知遇,与北宋名相王旦优待杨亿、晏殊厚遇宋祁和欧阳修等如出一辙,这里不仅恭维了郑清之,也顺带恭维了家乡的行政长官林希逸。但是,这种恭维是一柄双刃剑,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恭维就是社交网络的展示,甚至是政治势力的炫耀,可能招来对手的忌恨,陡然增加政治的风险。
    三
    刘克庄的《四友除授制》至迟在淳祐庚戌亦即淳祐十年已经刊刻于临安,[25]其证据是《文房四友除授集》中出于胡谦厚手撰的第三篇序文。其辞云:
    淳祐庚戌客京师,一日于市肆目《文房四友除授集》:制诰(诏)各一,诰二,乃青山郑公代王命也;表三、启一,乃竹溪林公代四友谢也。仿其体而易其辞者各一,乃后村刘公鸠集隐微,以彰其博也。昔薛稷加四友以九锡,至玄香太守,犹“吐异气,结楼台”,以旌其善。况今文章宗工,游戏炳蔚,四友有知,宁不澡泽焜燿乎!然旁搜博采,事证不遗,继之者几不能赞一辞。予中表李几复且作一表三状,代辞免,吁!至是又穷矣。小子狂简,辄为弹文一,驳奏三,以附篇末,非曰仇四友而招(昭)其过也,进退之正,或者尚有取焉,则犹得与《修竹弹甘蔗》伍,言辞蹇拙,引援阔疏,极知僭逾,惟斯文之先觉针砭之。紫阳后学胡谦厚谨序。
    淳祐十年,胡谦厚在杭州书肆见到了包含郑、林、刘三人作品在内的《文房四友除授集》,可见,至迟淳祐十年,也可能早到淳祐九年,刘克庄的八篇继作及其序文即已刊刻面世。其时,刘克庄正在守制里居,按礼制不能复出,时过境迁,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情境,消除了其作品前此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敏感性。胡谦厚作为《拟弹驳四友除授集》的作者,除了从其本人序文及下文陈垲跋文中,可知他是“新安胡氏子”,与李几复为中表兄弟、当时尚困于场屋之外,我们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
    陈垲的跋文作于宝祐四年丙辰(1256)。其辞云:
    戏言出于思也。文可戏乎?譬之博奕,犹贤乎已。汉唐文儒之戏,曰《客难》,曰《解嘲》,曰《宾戏》,子虚乌有之问答,翰林墨卿之应酬,至韩昌黎作《毛颖传》,牵联陈玄、陶泓、褚先生三人得书大概,述颖出处独详,始嘉其强敏受任,终惜其老秃被弃,凡诸儒所为文戏,抑扬开阖,同此一机,非善谑乎?近年青山郑公发昌黎未尽之缊,托王命,出高爵,合文房四友,例有除授,训辞甚美。代谢表启,则有林竹溪。增广八篇,则有刘后村。人争传诵,不容更措词矣。新安胡氏子谦厚,乃谓褒贬对立,褒不可以无贬,遂仿弹驳体作四疏,岂故立异耶?三年前已携示余,今持以求跋。余诘之曰:“子以除命等作纯乎褒,故设辞以贬之,安知好事者不咎子纯乎贬?沿剥而不已必复之义,又生一说见敌乎?昌黎大儒,无敢议者,只因传颖,柳子厚笑其怪于文而题其后,戏终非作文正法也!且夫四友之在天下,匪但文章家所须,若贵若贱,皆不可以一日缺,虽不免为人役,亦有时而不能徇人。人有遇否,友实随之。其遇也补造化,演丝纶以名世,其否则交韦布,资铅椠以待时。其尊以官称,亲之为友者,岂不谓能灵于人?子尚从场屋游,四友方纳交,相与培子远大之业,愿无鄙夷,使得以指班超、君苗藉口,将有验于余言。”遂为题后。宝祐景辰六月朔,可斋老叟陈垲书。
    按:陈垲,字子爽,嘉兴(今属浙江)人,曾兼吏部尚书,以宝文阁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召赴阙,提举宫观,久之加端明殿学士,咸淳四年(1268)卒,谥清毅,著有《可斋瓿稿》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五有传。毫无疑问,陈垲是胡谦厚的前辈,他的题跋是应胡谦厚要求而作,立意较高。一方面,胡谦厚只将四友除授制这类游戏文字,追溯到初唐薛稷的《文房四友九锡文》,而陈垲则将此类文儒之戏的源头,上溯到汉代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和班固《答宾戏》,再往下追踪到韩愈的《毛颖传》,既强调这种文戏善于戏谑,“抑扬开阖,同此一机”,又肯定汉唐文儒之戏犹贤博奕,从而肯定了胡谦厚《拟弹驳四友除授集》的价值。另一方面,陈垲也对胡谦厚翻案作文、主题标新立异提出了婉讽,认为对文房四友固然不必“纯乎褒”,但也不要“纯乎贬”,而要看到四友的重要性,尤其是“人有遇否,友实随之”,文人一生与四友朝夕相伴,结缘极深,不应以“纯乎贬”待之。
    如果说,林希逸序意在突出郑清之的“健笔雄词”,表彰郑氏仍是一匹具有千里之志的老骥;刘克庄序意在表彰郑清之的“好文怜才”,其着眼点明显在于政治立场的表露;那么,胡谦厚序则是突出《文房四友除授集》是“文章宗工”的“游戏炳蔚”,多少流露出些许仰慕歆羡之意;而陈垲跋则强调四友与文儒的特殊关系,其立论最终落实到文章与文儒身份的关系。表面上看,林刘与胡陈着眼点明显不同,这固然跟林刘与胡陈不同的政治身份有关,更与林刘、胡陈与郑清之的疏密关系直接相关。但是,这绝不是说,胡陈二人的序跋,毫不涉及《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政治意义。实际上,胡谦厚故持异论,弹驳四友,有意翻案,就是着意展示自己有能力于意尽辞穷之际独辟蹊径,柳暗花明。换句话说,胡氏的弹驳与郑林刘三人的除谢,虽然主题立意不同,但皆有炫耀词翰之才的用意,殊途而同归。至于陈垲,他之所以详细论述文儒与四友的密切关系,强调四友是文儒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物品,其实正是在突出“文房四友除授”这一主题对文儒的特殊意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四友就是文儒身份的符号,是文儒存在及其命运的象征。
    从郑清之到林希逸、刘克庄、陈垲,再到李几复、胡谦厚,此诸人地位自有高下之别,社会身份也显然不同,但“文儒”是他们共同的身份标签。围绕“文房四友除授”展开的这次同题创作,就是对他们认同的“文儒”身份的最好证明。这种认同,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借用王水照先生论王应麟时使用的“词科情结”这一术语来表达。[26]所谓“词科情结”,就是希望以自己的学问和文字才华为朝廷效力,通过为朝廷起草制诏诰命等文稿,发挥政治作用。事实上,这种情结不仅宋末王应麟有,前述诸人也都有,上到郑清之、下至胡谦厚,概莫能外,只是各自的表现方式与目标指向不同。像郑清之这样的权相,是要通过“词科情结”展现自己“好文怜才”的一面;[27]像刘克庄、林希逸这样的才学之士,则希望进一步呈现自己的博学鸿词之才,为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蓄势;而像胡谦厚这样的场屋之士,则希冀通过此类“狂简”“僭逾”的举动,“露才扬己”,引起在位有力者的重视,使自己得到不次进身的机会。
    淳祐六年,素无科名的刘克庄不仅得以赐第,而且除权中书舍人;淳祐十一年,刘克庄复出,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景定元年(1260),74岁的刘克庄再次兼权中书舍人,寻真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身兼内外两制,以词翰见重于君上,声闻内外。[28]刘克庄“两叨词臣”[29]的传奇经历,是犹困于场屋的胡谦厚们梦寐以求、日夜追逐的目标,刘克庄的成功对他们是莫大的鼓舞。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追和《文房四友除授集》,固然是追逐一时的热门题材,亦更是为了磨练自己的词翰之才。当后进士子把这类文字作为贽见之礼时,作为前辈和过来人的刘克庄一方面告诫他们:“文章于道为小技,四六又文章中之小技,然自唐以来,朝廷大典册率用此体,不习则不工。顾今之士,有科举之累,多未暇焉”,只有勤奋练习,提高四六笔力,才“能用事而不为世束缚,能用古人语如自语者”。[30]另一方面,他更以王安中(有《初寮集》)和汪藻(有《浮溪集》)为例,勉励他们:“昔王初寮、汪浮溪微时,代人表笺,已为世传诵,厥后终为词臣,君勉之。”[31]为他们指示了遥远地平线上那一抹若有若无的政治曙光。
    注释:
    [1]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嘉定元年戊辰(120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页。按:李刘,字功甫(父),号梅亭,崇仁(今属江西)人,举嘉定元年进士,仕至中书舍人,《宋史翼》卷二九有传。
    [2]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〇六《题方汝玉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32页。
    [3]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二《杂记》,第4674页。
    [4]参见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四“竹夫人制”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65页。按:罗大经不仅同样摘录此联对句,更详载此次测试题为“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制”,而且解释李文获“西山击节”的原因云:“盖八字用《诗》《书》全语,皆妇人事,而形四方之风,又见竹夫人玲珑之意。”所谓“八字”,指出自《尚书·周书·召诰》的“保抱携持”和出自《诗经·周南·关雎》的“展转反侧”。
    [5]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二《杂记》,第4672页。
    [6]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跋翀甫侄四友除授制》,第4501页。
    [7]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88-5197页。《后村先生大全集》有《四部丛刊》本。
    [8]《文房四友除授集》,见《百川学海》己集,后来的《丛书集成初编》即据《百川学海》排印,然有所删略。关于此集的编刊情况,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3-379页。侯体健曾论及此集的刊刻与流传,见氏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0-261页。按:《丛书集成初编》本封面作“文房四友除授集,郑清之撰”,《宋人总集叙录》著录此集,则作“林希逸、胡谦厚编”,皆不确。
    [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鬳斋续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09页。
    [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跋蔡伯英四友集》有云:“退之《毛颖》,或者以为俳,子厚独以诗之善谑、史之滑稽比之。四友除谢之作,亦犹是也。初,安晩先生留养鱼庄,仆以文字时奉燕笑。先生偶出此数则,仆戏和之,既而后村亦和之。”
    [12]脱脱等:《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12421页。参见脱脱等:《宋史》卷四三《理宗纪》,第834页。
    [13]按:应㒡,字之道,自号葺芷,庆元府昌国(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绍定六年,郑清之拜相,应入朝任著作郎兼翰林。郑清之罢相后,两人同居东湖,商略文史。淳祐七年,郑清之复相,应亦复任起居舍人,权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掌内制。淳祐八年,授同知枢密院事。次年,拜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应氏是郑清之的同乡,深受郑氏器重。郑清之《安晚集》中,存录郑、应二人唱酬赠遗之作颇多。
    [14]景定年间,林希逸除中书舍人,“再入禁林掌词翰”,当时有“旧词臣、真学士”“当行铺席”之称(林同《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原序》,见《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时《文房四友除授集》早已流行于世,显然可为林希逸此次召命制造舆论,加分助力。
    [15]《文房四友除授集》,见《百川学海》己集。
    [16]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34-235页。
    [17]参见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第260-261页。
    [18]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35-236页。
    [19]刘克庄:《郑丞相祭文》,《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八。参见《刘克庄年谱》,第211-221页。
    [20]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28页。
    [21]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34-235页。
    [22]刘克庄:《与郑丞相书》,《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23]刘克庄:《与郑丞相书》,《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34页。后来,甚至有人指刘克庄为郑党,参见程章灿:《刘克庄年谱》,第257页。
    [24]辛更儒谓:“后村所戏作《四友除授制词》,写作年代不详,然大体应在早年仕宦未达之日。”此说大误,盖因未检《文房四友除授集》也。又谓“四友者,笔、砚、镇纸、墨之通称”,亦显误。见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二七《四友除授制》注,第5189页。
    [25]参见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第260-261页。
    [26]这一术语借用自王水照先生的论文《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
    [27]按:郑清之工四六,刘克庄晚年所撰《杂记》中有一条记其四六表启警句云:“端平乙未,并拜二相之后,时事小异。安晚《辞官表》云:‘忧心愠于群小,或忧蹊隧之渐开; 众贤聚于本朝,未必规模之遽变。’再相数年,求去不允,群议稍侵之。又表云:‘大臣负暧昧之谤,不能自明; 小臣窃忠直之名,以徼后福。’似此类不一,语意极条畅。”见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二,第4663页。
    [28]参见《刘克庄年谱》相关年份,尤其是第213-216、249-254、316-317、321、326-328页。
    [29]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跋翀甫侄四友除授制》,第4501页。
    [30]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七《跋黄牧四六》,第4456-4457页。
    [31]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黄孝迈四六》题跋,第4491页。
    作者简介: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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