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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为世界贡献思想与智慧 在保守主义势力回潮的当下，菲尔斯基的书写得分外审慎，深怕授人以柄。即便如此，“后批评”的主张依然遭到不少自由派与激进派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后批评”代表了一种在政治上的退缩与无为。比如，特里·伊格尔顿在赞赏《批评的局限》“是一本大胆的书”之余，还是隐晦地提醒菲尔斯基，不能因为放弃了对深度的兴趣而落入“现象主义”之中，丧失理论批判的锋芒。可以想见，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站在文学研究与批评未来的角度看，“后批评”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并非“前沿”层面，而是体现了西方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面对人文学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所作的有效调整。这些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一方面是日益扩张的消费主义与经济理性冲击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研究自身的“堕落”引起的，这点无须回避。因为今天从事人文研究的不少学者已经不再相信人文主义，只关注如何解构与颠覆人文价值，那么社会为何还要对他们有所支持与期待？鲁迪克曾对七十多位英文系的青年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学术训练把他们塑造成了对生活充满麻木的人。 这些学者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研究若继续无视社会现实，将沦为行话的大本营；文学学者们若不能对诗歌与小说有所感动，却只对反叛与发表倍感兴奋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必将付出被社会不断边缘化的代价。正是在此处境中，人文学者需要放弃某种自恋与自负，而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向社会证明自身研究的价值。正如菲尔斯基在文集序言中所警示的那样：“那种每每将自己置于边缘与抵抗处境的心态，终将使严肃的思考始终居于象牙塔之内，却对公共领域缺乏任何的影响力。”文学研究需要证明自己，需要清晰地向人们传达阅读文学、关心艺术的重要性。它决不能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圈游戏，而应努力面向现实世界贡献货真价实的思想与智慧，来为人类社会未竟的启蒙事业尽一份力。在此意义上，“后批评”绝非新鲜的理论热点，而是体现了西方文论界（甚至包括人文学界）拨乱反正的探索与努力。对于当下依然热衷于各种时尚理论的中国文论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值得聆听的声音。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