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鸟》一篇中有一个极小极小的故事：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小说家的“我”试图找回自己写过的第一篇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想到了一篇名为《白色的荆轲》的中学作文——那篇作文，应该还保留在当年的语文老师手中。于是“我”往母校寄信问询，得知那位老师竟在多年前被一位类似“白色荆轲”的人物接走，“据说有人在西安见过她，长发过腰，双眸闪亮，斜背长剑，一闪而过”。
    在我看来，这白衣飘飘的身影就如同一道充满魅惑力的裂缝、一次时间废墟中的隐秘抒情，固然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却直接通向双雪涛小说世界的内在精神结构：许多事物一再走失又被反复寻回，走失与寻回的，是否依然是同一个世界？虚与实的二重时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被打通，我们精神的疆域，究竟同哪一端更为亲近？在最直观的意义上，双雪涛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是冷静的感伤和一种不易察觉的眩晕体验，那是极度真实的细节、如在耳边的语气同已然消失的事物叠加交错时产生的特殊审美效果，是时光消逝的预感、岁月衰败的气味，是野猫兀自逃走后视野里留下的空白。
    《飞行家》一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被类似的背影撞击到心灵。那背影并非来自古代的侠客，而是属于一个庞大的时代：白色的大雪、黑色的长夜、国营工厂沉重的大铁门、在平房和广场间一闪而过的出租车灯……寒风吹过艳粉街，带着红旗广场方向上缥缈又热烈的烟火气味，那里有稳如泰山的雕像和自由来去的鸽群，俯瞰着脚下漂泊不定的人世。那时代为双雪涛的父辈们所熟悉，它曾经无比确凿却最终土崩瓦解，其确凿里的沉重及瓦解后的虚空都同样无比巨大，巨大到足以在天体物理学的意义上扭曲光线和时间。《飞行家》里几篇最惊艳的小说大都与此相关。那么多奇怪的人、那么多吊诡的事，交织出的是梦幻，却也如现实般充满质感；是现实，却又比梦幻更难以自拔。或者说，二者原本不可分割，就好像官家正史的书页侧旁手写着一小段酒气弥漫的私人批注，你无法确定哪一种更接近事情。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虚实交错之中，有些什么被真实地带走了，但也有些被虚构地存留下来。是的，那是东北，工业的东北、集体的东北、国营的东北，是“化为乌有”的宏大北方，是轰然倒地的巨人用遗体发出的最后回声。
    二
    集体生活的废墟，这是双雪涛小说展开的最典型的环境。《跷跷板》一篇中，主人公深夜进入废弃的厂区，发现一排排的厂房“已经空空如也，玻璃全都碎掉，有的还有生锈的生产线，工具箱倒在地上，我扶起来一个，发现里面有1996年的报纸……卫生所的地上还有滴流瓶子，上面写着青霉素”。已消失的生活依然留存着真实的痕迹，倒是此刻的现实变得有些荒诞失真：“我”坐在子弟幼儿园生锈的跷跷板上，“还能翘动，只是对面没有人”。在这样寒冷而死寂的夜里，厂区里的人们仿佛才刚刚离去，倘若路灯忽然亮起，便会看到年轻时的父亲与工友们说笑着走来，两手揣在军大衣宽敞的口袋里面。但这样的场景注定只是幻想。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曾经热火朝天的所在，如今已坍塌成巨兽废弃的巢穴（“巨兽”的意象在《飞行家》一书中多次出现）；那些充盈其中的爱恨与喜悲、期待与梦想，本以为能用一生的时间去从容地生长和衰耗，却在一夜之间被忽然打碎并急速甩出，四散走上了不知所终的流亡之路。
    废墟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历史伤痕。这当然是历史的必经之路，同时也留下了个体的无尽茫然；它的背后站立着宏大的真理，却也具体地呈现为无数微小的荒唐。这正是小说家所应施展的地带。双雪涛无意缅怀往昔的荣光、亦不曾流露对当下的怨念，他只是在真实地记录，记录那些日渐黯淡的街道、兀然中止的青春、被弃置路边的命运。
    歌舞厅、台球社、老百货商场、破败的城镇和无所事事的少年……当下文学现场中，这些早已不是新奇的图景；双雪涛的独特之处却在于，他不仅从中写出了欲望的燃与熄、青春的来与逝，更写出了记忆的实与虚、历史的正与反、命运的变与常，令这些小故事的背后浮现出阔大的精神格局，并一再于我们的心中激起莫名的震颤。我仿佛看见小说家双雪涛站立在时间废墟的中央，庞杂的经验卷裹着浩大的困惑向他依次涌来。他被打动、被吸引、被召唤，一次次伸出双手并努力地试图发出声音——正如《光明堂》里那句经文所说的那样，“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
    三
    值得注意的是，倒塌的回声，不是呻吟、不是咒骂，却是用口琴吹奏出来的。举重若轻、从容不迫，这是双雪涛讲故事的本事。
    “口琴”的意象出现在《光明堂》一篇，那位神秘的学校看门人老赵身上携带着两样不同寻常的物件，一样是手铐、另一样是口琴。二者在情感属性上截然相反，口琴是红卫兵时代旧日友谊的信物，手铐则是监狱生活的痕迹；时过境迁、人心凉薄，二者背后隐藏着的故事多少有些悲哀，却共同塑造了老赵身上那股遗世独立的迷人味道。只有手铐的老赵充其量算是个以暴制暴的冷面侠客，擦拭口琴的老赵却一下子触痛了我们的心底。双雪涛的小说也是这样。他的故事里有残酷暴力的一面：除却常见的少年斗殴与家庭暴力，《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都涉及到杀人凶案，《刺杀小说家》更是在题目上便把杀伐之气毫不遮盖地露了出来。但双雪涛从不刻意地强化或者炫耀这种残酷和暴力，他的叙述从容、冷静、节奏感把握得极好，即便在大风大浪面前，也不会丢掉自己的那份细致和精确。
    《跷跷板》里写到主人公去挖一具陈年尸体，挖到中间觉得累了，于是“歇了一会儿，抽了支烟，发现汗要凉，赶紧继续挖”，然后才“看见一串骨头，应该是脚趾”。即使是谈论亲生父亲的横死，《北方化为乌有》里的刘泳也依然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甚至始终以“故事”称之：“刘泳说，你这个故事不错。女孩说，一般吧。刘泳说，如果老刘活着，也会觉得是个好故事……女孩站起来说，我走了。我住很远，到家天要亮了。刘泳说，好，不送你了。”刘泳说完女孩说，连冒号引号都没有，读者却能从中听出那种被强行压制着的热血上涌的声音。
    没有渲染、没有吼叫，只有再日常不过的细节，总是一个动作连着一个动作、一段对话接上另一段对话，寻常得令人意外、平静得近乎惊悚。那么多破碎的灵魂、那么多艰辛的故事，被双雪涛满含深情却又不动声色地讲述着、形容着，这是多么残酷的优雅。与之相匹配的，乃是行文间那颇具辨识度的东北方言元素，亦庄亦谐、似真似假，干净脆落搭配着喋喋不休，东拉西扯中又有血气上头。此中感觉恰似大雪之夜的烧酒，一杯下肚，凉透肺腑又暖到脚跟，然后便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一切就都清晰起来”。
    四
    最后要说的，是《飞行家》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人。
    《光明堂》一开篇，便是写到廖澄湖留下的艳粉街地图。廖澄湖是疯子，地图却画得一丝不苟，甚至还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这张地图指引着主人公走向那座古老的礼拜堂，更在风雨飘摇的历史记忆和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中铺展开来：丢失的手指无从找回、阁楼上的泥塑包裹着故事、美貌的女子在某一天不知去向、被上天宽恕的罪人却因这宽恕不为世人所容……这一切既关乎历史、也抵及现实，既是在写命运、也是在看人性。双雪涛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孤独的，孤独的背后既有命运的重压，也有自身沉重的情感秘密。但正如书封上的文字所说，“大雪覆盖不了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在绝境里逢生”，这些孤独破碎的灵魂也在努力发出着自己的光芒。他们有时冷峻，但冷峻背后藏着温柔，例如《间距》里的“疯马”，他那些睡梦中的呓语是何其动人；他们有时浪漫，但浪漫破灭后也变得决绝，例如《光明堂》里的三姑，带着尸体上解下的丝巾傲然南去，“风吹着丝巾，扬起带血的斑点”。他们被命运一次次打倒在地、却始终不曾放弃对天空的向往，正如《飞行家》一篇里的高旭光和李明奇，前者一生怀念着在屋顶读书的日子，后者直到山穷水尽、青春不再，却依然渴望飞翔在天上。
    “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飞行家》的最后，李明奇这样说。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李明奇不过是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千千万万个下岗职工中普通的一员，但李明奇并不这样想。从青年时代的喇叭裤、到垂暮之年的热气球，李明奇用一生向世界宣布着同一句话：“我和你们有些不同”。从双雪涛的笔下诸多人物身上，我读出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温暖的执拗；那些平凡的喜悲、隐秘的梦想，经受了时光和苦难的洗礼，竟渐渐显露出金色的质地来。或许这样的人物序列之中，还应该加上《飞行家》的作者本人。双雪涛当年放弃了稳定的生活，从政策性银行“裸辞”来北京写小说，也许那时他的心中也回荡着李明奇式的独白：我和你们有些不同。今天的双雪涛蓄起了胡子，除去嘴边寻常的须发，还有腮边修长的两绺，远远一看好像疯狂原始人，据说是为了写长篇小说“蓄须明志”——这样的外表足够“奇怪”，但在我看来，更多是意味着狠和决绝。
    双雪涛在访谈里提到过，自己对所谓“圈子”比较警惕，同批评家也常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也许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双雪涛在本质上也是孤独的，真正的作家在灵魂深处都有着巨大的孤独。好在我们都是足球爱好者，常常在球场相见，身份是对手或队友，便不必为所谓“距离”纠结。双雪涛的球技好到不讲理，能跑能带，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窜来窜去。有时当我拿球奋力倚住了对方后卫，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东北大碴子味儿的响亮呼喊：“壮壮，传球！”抬起头，只见一道瘦削的黑影飞驰而来，两道古人的须髯纷乱飞扬。在那样的时刻，飞奔的双雪涛和飞翔的李明奇之间出现了重影的幻觉；那身影似乎想要跨越地面上诸多的灯光与人形、跳上《飞行家》结尾那只巨大的气球，而那气球将一路飞升，飞过红旗广场的主席铜像和空无一人的工厂废墟，消失在北方冬季那沉默的夜空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