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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艺工作者要涵养情感趣味。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的品位格调，在本质上就是其内在的美感趣味的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从来不主张美与真善相割裂，而是倡扬美与真善的贯通，其理想就是高洁超逸的美情高趣至境。将中华美学精神运用于具体文艺实践，就是追求内容形式兼具、尤以情趣格调为要的美感向度。它将文学艺术的目光引向了作品的情感、风骨、襟怀等深层的内涵，使得文艺实践的主体不拘泥于华美的辞藻、炫目的形式，不流于肤浅的欲望、简单的宣泄。唯此，文学艺术才能存正气、有筋骨，不当市场的奴隶，不以低俗、庸俗、媚俗为美。其中关键而基本的问题，还是文艺主体如何涵养美情陶养美趣的问题，即如何先涵养提升自己的情感胸襟，通过涵情、正情、炼情、提情，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情感格调。情是文学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情感品格也是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的核心素养之一。文艺工作者如对人民大众的情感意趣理解不深，对高尚高洁的情趣境界把握不力，必然随波逐流，误以种种泛情俗情糜情庸情为美，为那些情感低俗、庸俗、媚俗的作品叫好，为那些形象缺乏精凿、情感肤浅浮泛的作品叫好，为那些美丑不辨甚或肆意嘲讽、歪曲、诋毁人类诚挚、朴实、深沉、崇高等美好情感的作品叫好。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高度强调了情感对于艺术的本质意义和艺术情感教育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情感的表现，但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善的、美的，因此艺术有着鉴别提炼的任务。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认清楚自己的地位”，“最要紧的功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他说，艺术家“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梁启超对中国艺术的表情特点、方法等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中国艺术传统是以含蓄、回荡等表情方法为主，缺少奔迸、激越等表情方法，这与我们民族温柔敦厚中和的文化特性和诗教传统相关。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是较早对以柔美、中和等为基调的古典审美情趣提出反思批评的，这既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现代转型的需要，也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呼唤。钱穆也曾谈到，中华民族“只认识了静的美，而忽略了动的美。只认识了圆满具足的美，而忽略了无限向前的美。他们只知道柔美，不认识壮美”。针对中国艺术的这种情感取向，梁启超曾提出艺术情感“刺”和“提”的美，反对“靡音曼调”，要求“绝流俗”，“改颓风”，振励人心。他通过对屈原等作品的研究，讴歌了 All or nothing 的悲壮情怀和“眼眶承泪，颊唇微笑”的从容赴死的崇高人格，呼唤激越、遒劲、磅礴、博丽的美感情趣，从而推动了民族艺术的古典情趣向现代精神的拓展。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钱穆等的反思，其实质并不是温柔蕴藉与热烈磅礴的表面对立，而是呼唤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强健多元。今天文学艺术的发展，早就不拘于含蓄中和的单一审美标准了。但是，我们的艺术从20世纪初年的呼唤崇高到今天的消解意义，在某些艺术中，从我情到我欲，矫情、滥情、俗情、媚情、糜情之作并不鲜见，缺乏情感的热度、力度、厚度、深度、高度的作品也并不鲜见。艺术呼唤崇高情怀、高洁情感、刚健情趣，仍是今天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第三，文艺工作者要有责任担当。报告指出，要坚定民族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不仅自身要业务精湛，还要胸怀家国天下，有高度的责任担当。中华文化自古就有大人文的传统。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关切，是中华文学艺术的基本品格之一。境、趣、格、骨、韵等艺术审美范畴，“文如其人”、“美术人”、“大艺术”等思想学说，都凸显了中华艺术以艺品人、育人、立人、升华人的美趣意向。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人格是相通的。文艺活动不只是形式和技巧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切入生命本体的诗意活动，是映照和提升生命境界、追求和实现生命超拔的诗性路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需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需要呼应时代发展、展现民族风采、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批评。美情高趣至境，作为中华艺术最高的核心美学追求，也是文艺工作者责任担当的核心价值指向。在当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商业原则凸显，大众口味弥散，种种物欲主义、游世主义、个体主义、形式至上，种种欲望追逐、感官享乐、放纵粗俗、消解意义，种种西方现代、后现代和本土文化复杂交融，所形成的纷繁缭乱的生活和艺术景象中，不失却理想之根基，不迷失价值之方向，保持足够的警醒和反思，坚守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品位格调，推动引领艺术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兴盛，确实对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意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既责无旁贷，亦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