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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子奇的诗集名叫《星空下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境的形象。这个完整的形象应该是——星空下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知道他是男人，不代表女人，虽然诗集中不少诗歌写到了女人，写到了爱情，但是仍然没有那样起名字，而是选择了准确地表达。我是赞赏和坚守王国维先生的“诗以意境为最上”之说的。而他这本诗集的名字就有意境，也是有美学意味的。《巴黎的忧郁》的作者波德莱尔说：阳光灿烂是没有审美意义的。为什么呢？太亮了，太刺眼了，不含蓄，没有回味儿的余地，太明确，失去了被深入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没有意境与意味了。而郝子奇的星空和星空下的男人，是有意境的，是美的、含蓄的，预留了很深很广的进入空间，是好的，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诗集，很多名字都是不从意境中去找的，而是从慨念到概念，从口语到口语，完全没有美学的自觉与审美的自觉，或者干脆说就没有美学的准备，甚至于连美学的直觉都没有。但是胆子很大，都快“著作等身”了，却没有什么美学价值，这很悲哀。郝子奇的这本诗集的名字，我就很喜欢，因为它有意境，而且有概括力，把自己概括在一个星空下，不仅有诗人的孤独，也有诗意的境界，特别准确。 看完这本诗集以后，我脑子里面跳出两个字——低微。尤其看《那一抹浅黄的迎春》这首诗，我就找到了解读郝子奇诗歌的钥匙——他是以一种低微的立场、低微的体验、低微的洞察，做着低的、微的表达。他的低微的表达甚至有点琐碎，有点细腻的纤毫毕现，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低微和低微的表达才实现了陌生化。他不是“高大上”的表达，他站的很低，把自己看得很小，看成“微”，所以他能从低处看到很多站得高处的人看不到的东西；又由于他把自己当成微，所以他由微至微，从低微处体验与发现的，就与任何人不一样，这也就成就了他的创造，使他的创造完成了崭新的超凡脱俗的创造。其实有些诗稍微修改一下，是可以成为经典之作的。像《那一抹浅黄的迎春》，他写道：“媚俗流行的季节/低 微是高贵的/低到孤独 低到不屈/在寒冷 低到/哀伤的小草 低到/最后的沉默 说出/你最灿烂的语言”。在诗歌《在大雾中行走》中，他说“任何渺小的东西/浓到一定的程度/都会淹没比自己强大的事物”。每首诗里都有他在低微处发现的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是我最看重他的地方。正因为他是这样一种姿态，所以他获得的体验和发现就实现了陌生化，而不是同质化与大众化，是属于他个人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这就很有诗意。我觉得一个好诗人，一定是也必定是这样的——用一种与人完全不同的立场去观察、去体验、去表达。这是其诗歌最让我感到高兴的地方，也是诗集《星空下的男人》和其他诗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的成功就在他的低微的选择和低微的表达上。 我说到其有些诗几乎可以成为经典，为什么是几乎而不是说他可以成为经典？问题就在于他的诗在形式上的创新还稍显不够，还没有摆脱“翻译体”诗歌的束缚，还在同质化的中国诗歌现状的泥潭中挣扎。我对中国新诗有一个看法：就是中国很多诗歌都是同质化，全是翻译体的形式。既没有古汉语精华，也没有民歌精华，精神资源贫乏，水分越来越大，但是就鲜见哪位勇士来“反动”一下。我们能不能不按“翻译体”排列？能不能不选择这几个词而用另外的词？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点诗歌的“造反”精神？从这些诗中，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是一个很用心地读诗、写诗，用心提炼诗意、发现诗意、创造诗意的人，但他缺少一种狂妄的想要自己创造的颠覆现代诗歌传统的反动劲儿。我就想：郝子奇诗歌的未来发展和创造，在形式上敢不敢来一次“逆袭”？来一次“造反”？来一个“反动”？诗歌写作百分百是“自主创新”，而你敢不敢更彻底地来一次创新？ 我觉得郝子奇在每首诗里所获得的体验和发现都很好，但为什么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把这些感觉一下子干净地表达完呢？这就是诗的形式和你体会到的东西没有完全融合的原因。我以为：只有完全融合时，才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至于为什么它不能成为经典？这里就需要考虑怎样让它不能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我认为其诗歌除了炼字的功夫有待修炼提高外，还有就是还没找到一种最舒服、最浑然天成的形式。现在中国新诗完全被翻译诗给影响给统治给同化了，这恐怕不行，新诗要发展，语言与形式也要创新，中国有56个民族，事实上，也有40多种语言习惯吧？只按一种“翻译体”写作，我认为是很恐怖的。而作为诗人，我们要想办法从民歌以及古代诗词里面汲取营养——我们老祖宗的文章很干净，文字美如斯。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要获得拯救，就一定要从古典诗词和民歌里面找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