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繁花》之后，2017年金宇澄老师又出新作《回望》。金老师的父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部作品中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父母的往事，尝试着探寻一些父辈“烂在肚子里”的秘密往事。作品一问世再次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近日来，金宇澄老师正忙着和墨镜导演王家卫把《繁花》拍成电影，这个编剧和导演的搭档卡司，让人对这部电影油生想像。在这期间，他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因为时间较紧，他选择了电邮的方式。看到金老师深夜发回的邮件，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说，自己庆幸这个采访方式的选择——因为如此，金老师的个人思考没有被再度“翻译”，你能在这些答复文字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追求、警醒、温度和诚意。 在这篇采访中，金老师提到了关于《繁花》和《回望》的写作，提到了自己是在用“编辑的眼光”写小说，还提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繁花》的电影改编，面对与王家卫导演的合作，金宇澄老师说，“我相信会是一部好看电影”。 关于《繁花》和《回望》 问：《繁花》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浓郁的上海味道，但它又不是纯粹的方言小说，北方读者也完全能读懂领会。这种能令读者感受到明显地域特点的写作是您有意追求的吗？如果不考虑兼顾读者群，您是否认为一本沪语《繁花》会更纯粹、更有精髓？ 金：小说的语言很重要，读者第一时间看的就是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普通话或者北方方言的写作，吴方言是另一个系统，难以驾驭，但它是自然的生成，生动而活泼，如果只原汁原味照搬，会失去创作的特质，必须经过选择和改良，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文学魅力，是更纯粹的写作精髓。 问：《繁花》写的是普通人的琐碎日常，但它每一章节又在前后时代中跳跃。全书文字非常考究、技法又很灵活，有读者说它是考验读者是否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对此您怎么看？ 金：时间已经流走了，听一首过去的歌，提一个过去的故事，复杂的感怀，每位年长者的回忆，青春的时代，有没有意义？《繁花》等于看一盘过去的录像，我完全忘记了这些事，完全忘了，意思就是这盘带子对记忆是无意义的，但是我一看，曾经的那些人和印象就开始复活了，让我极为惊讶，不是幸福，也不是痛苦，这种重现，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感受。我关心城市生活，关心普通人的立场，希望他们可以自由说话，包括密集的章节、简单的标点、旧文学元素等等，喜欢写作意义的挑战，写作和阅读，一直需要这样的实验精神，我也知道如今我面对的早不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读者了，而是更挑剔、更见多识广的读者群，在这严峻的环境下，只有写出我最喜爱最熟悉的内容，提供最特别的样式，从内到外都得这样认识，才是一种挑战。 金宇澄（摄影师：戴显婧） 问：您书中对女性的描写细腻入微，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多次在书展等场合看到您，您不太细腻的形象和极端细腻的文笔有很大反差，非常好奇这两者是怎么统一的？您对女性的细微体察是怎么得到的？ 金：老舍先生讲的“上知绸缎，下知葱蒜”，现实主义的小说需要这样的体察，因为生活太丰富，你所遇到的人太丰富，读者对作者的要求也这样。必须仔细地表现人生的丰富性。 问：我仔细看了您的新作《回望》。您用三种不同的叙事对自己父母的一生进行了梳理定格。他们的过往生活，鲜明生动，比如地下党员父亲被捕的细节、他在新形势中对自我思想的剖析、母亲记述单位饭菜的品种价格、怎样涨了一级工资平衡家里的收支等等。但这种细碎的诉说并不令读者感到冗长，反而令人感到生活的质感、温度和真切的现场感。请问，您对写作语言有怎样的自我要求？是否一直在坚持树立一种自己的风格？ 金宇澄手绘图：父母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 金：非虚构的写作，细节甚至决定了成败，如何处理材料，凸显细节，如何记录人的历史，都在于这些细节的动力，首先也正是这些细节打动了我，让我感知它的价值，值得去写，克制自己，不解释议论，只让细节说话，让细节组成曾经的图像，形成氛围，是我对这个过程的主张，如果没这些原材料的诱发，完成这本书是很难想象的。 问：《回望》的编排极其细致复杂，不仅书页间穿插的老照片清楚标明拍照时间地点背景，一些书信、明信片、剧本草稿、学籍证明、手写公函等影印件点缀其中，时代感扑面而来。请问，这本书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您是怎样把握从庞杂的家族史料中遴选材料的标准？ 《回望》之彩插设计 金：家里确实保存了不少的材料，父亲过世后，有一天母亲拿出一叠信件说，你爸爸写的信，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些内容……这是父亲和老友马希仁的通信，青年时代，他们就是朋友，但双方从不谈自己的事，直到了老年，才开始频繁通信，他们回顾年轻时代的经历，那时代早已过去了，到老年才可以谈，仍然历历在目，细节独到，身临其境，极为鲜明的现场感，那么具体，这束信件是写作本书的主干，引导我慢慢寻找关于它一连串的回答，寻找过去的声音和画面。历史最容易遗失的就是脆弱的细节，它们非常醒目，也非常容易散失，这个过程里有无数次梳理与选择，有挑战意义，却并不困难。 用编辑的眼光写小说 问：您曾说过，自己是用编辑眼光写小说的。什么是编辑眼光？它和普通写作者眼光有什么不同？ 答：作为一位作者，看得最多的应该是文学经典，而编辑看最多的应该是来稿；作者一般不会清楚目前的写作基本面，编辑，则始终在这大宗的稿件里，寻找最特殊的文本、最好看的语言——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作者常常是自重、自我的，而编辑，永远是在冷静等待最为难得的文字与内容，永远在稿件之间反复地比较——甲稿和乙稿的差距是什么、这稿子的方式在如今是多见的，还是稀少的……这些客观的判断，作者不大会有。 问：当下，随着阅读形式的多样化，读者群细分化程度也非常高，作为一名纯文学创作者，您认为纯文学的前景光明吗？您觉得自己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 金：文学不会消亡，因为人与人永远需要对比和沟通，作为小说作者，我应该知晓眼前这越来越细化的世界，读者对文学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作者要打动他们，也将越来越难——我一直认为读者往往比作者更专业，我的写作目标，应该是有阅历、有文学见地、有幽默感的读者。 问：在《回望》的最后，您提到父亲在《日瓦戈医生》的封三白页上写道：“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您一直觉得这是他为您写的，那您现在觉得作家的任务什么呢？ 金：留下这时代的质地，留下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王家卫的《繁花》会是一部好看电影 问：有个大家比较认可的说法，好的小说很难改编成好的电影。作为编剧，您怎样最大限度地保存《繁花》的原貌呢？您认为改编过程中最不能流失掉的是什么？ 金：改编《繁花》确实很难，尤其它容量的庞杂，以及王家卫导演独特的艺术方式，但一切还算顺利，保存上海的生活方式，保存时代质感，是原作的努力方向，也是导演的方向。 问：《繁花》里人物众多，沪生、阿宝、小毛、蓓蒂、银凤等等，这里面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他们在书中只负责讲述自己的生活日常。您怎么把他们揉捏到电影中呢？谁最应该承担主线的作用？故事的主线是什么呢？ 金：即使小说的画面感再丰富，也只是文字的丰富，电影的途径不一样，是导演的艺术，它一旦走向银幕，体现的就应该是导演的全掌控，王导的许多方法非常有趣，我相信会是一部好看电影（我只能说这些）。 问：您觉得电影《繁花》应该是一部什么样气质的电影呢？它最好是静水深流的，还是缭绕更多烟火气些？ 金：是一部体现了导演一贯的艺术方式的电影吧，他非常重视影片涉及的每一个方方面面。 问：每个《繁花》读者心中都会有一部自己的《繁花》电影，您觉得该如何区别欣赏小说和电影这两种形式？ 金：看电影，也就是全面脱离书本的一种体验，文字的作用和声光电的效果，从来就那么不一样，因此以小说来判断电影，或以电影来定位小说，是过于简单的方法吧，除了欣赏，作为小说作者，我比较反对某种混合，即用影视剧的方法来写小说。谢谢。 延伸阅读 《回望》著者：金宇澄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回望》采用了一种特别的传记写法，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来完成，讲述了作者父母辈的故事，成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继《繁花》之后的第二部非虚构力作。 1945年，程维德与姚云相识。姚云是上海银楼老板的女儿，而维德则是身份隐秘的、中共在上海“沦陷”期的情报人员，背景差异极大的他们后来相恋并共同走过一生。 他们所经历的乃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维德曾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死里逃生，这个普通的青年人经历血与牺牲，面对选择，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无奈。而姚云则伴随维德共同走过世界的天翻地覆，在他不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守住他们的家。 这本书，仿佛是一点点地在恢复那段曾经失落的往事：血与牺牲、理想、青春、爱与守候，以及历史的宿命……最终这一切都随风而逝。 这正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