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问遂先生
    
    胡问遂书录韦庄诗《台城》
    今年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之年。“正大气象——纪念当代中国书法大家和著名书学教育家胡问遂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得以举办，并列入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活动内容，既是对父亲的纪念和缅怀，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这一华夏文化千古绝艺的传承和发扬。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18个春秋，他用过的许多物品，依然在家里原地陈设。每当我看到它们，就仿佛走进了他老人家丰富的精神世界。父亲常说，他这辈子就是为书法而生，年轻时，还立下过“书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但在我看来，父亲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和抱负，则是他人品和人格中最首要的一面，也是使我们子女最为感动的。
    父亲是一介书生，但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时，尽管他心中怀有许多艺术梦想，还是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的国民党陆军第105师，在政治宣传处宣传队参加抗日。他能画一手好画，用油画和水粉色画了大量的抗战宣传画，还在卫生局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画过医用挂图。当时他已经能写一手好字了，自然在战地宣传画中发挥了作用。1941年战火蔓延时，他又放下画笔随军开赴缅甸腊戍，在运输处当了机务员，参加修建二战中的重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不幸染病回到地方后，父亲又想以实业救国，就筹备开设了一家印刷厂，取名“时轮印刷厂”，规模从小到大，成为西南最有影响的印刷厂之一（为现在贵阳新华印刷厂的前身）。解放后，父亲认为他的实业救国任务完成了，就主动把工厂交给政府，举家迁往上海，来实现他的书法梦想。
    虽然父亲之后的生活全部投入书法艺术，但始终关心着国家发展，胸中有着以国家为重的大局。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乐观坚强，爱党爱国。1966年6月，在破“四旧”的声讨中，书法家、国画家几乎全部成了“牛鬼蛇神”，父亲很快受到冲击，不久就和赵丹、巴金、丰子恺等沪上文艺界名人一起被关进了市文联的“牛棚”。让我诧异的是，从那苦闷而渺无希望的“牛棚”出来以后，父亲竟然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父亲胸前手执一枝亲手种植的向日葵，脸上洋溢着对未来憧憬的微笑，根本找不到一丝抱怨。为什么要手执向日葵呢？父亲是这样回答我的：“他们说我是黑五类，不能佩戴像章，我就拿着向日葵，表示我还是心向着党，我相信传承书法艺术不会错的，因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目前这个时期会很快过去。”父亲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率真天性，我们每次想起，都被深深感动。
    1971年，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纪念馆落成。馆前要建六面体的纪念碑，其中五面镌刻毛主席诗词手迹，而其中一首主席的名篇 《七律·到韶山》，因原稿改动过多，经毛主席同意拟请他人重写。最初由郭沫若执笔，但因郭老行草书和其他几首毛主席诗词手迹的字体风格相近，故决定在全国选聘一位书法名家用其他字体书写。上级部门到上海要父亲执笔，父亲当即抛掉手上一切事务，全神贯注投入创作。考虑到毛主席诗词应有的雄迈气势，他决定用北魏体书写。“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面对一丈二尺的大件尺幅，父亲真情倾注。这一巨幅大作下笔千斤，力透纸背。
    1973年，当中日邦交恢复后，多位日本当代大书家组成第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访华。父亲代表中国书法家参加接待，即席书六尺大幅草书“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赠日本代表团，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形势下的胸怀。1977年，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父亲在淮海路围墙上饱含深情写下百米巨幅大字——赵朴初的《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转眼妖氛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当时千百观者静静肃立，注目仰望。
    中国书法艺术也给了父亲不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力量，就是在最艰难岁月，他也绝不放弃，以隐忍率真之心，发愤于书法研究。记得小时候，家住南京西路324弄19号石库门老式住宅，父母亲居住在三楼亭子间。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是被批斗还是受表扬，每天一旦拿起毛笔，父亲便可以忘却外面的世界，连续十几小时沉醉在翰墨留香之中，疾病缠身时也从不间断。父亲经常临摹颜真卿、欧阳询楷书，米芾草书和北魏正书拓本，仅颜真卿 《自告身书》，4年中他竟临了1000余遍。他日临毛边纸一刀，写坏毛笔200多支。从南京路旧居搬家时，我发现阁楼父亲睡床的上方、墙面、木头移窗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小字，凑近一看，全是他学习书法的心得。我想，没准他的书法理论雏形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呢。父亲最终成为书艺“五体皆善”的集大成者，并自成一家，成为海派书法界的重要领军人物，是和他几十年间在书法艺术上锲而不舍、勤学苦练又不断创新分不开的。
    父亲晚年得了帕金森症后，吃饭穿衣拿东西手都是抖的。大家说，这下他可不能写字了。令人惊异的是，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他，只要拿起笔，手竟然一点不抖，写出来的字依然苍劲浑厚！这种毕生练就的功力，竟连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疾病也不能削减半分，以至于后来有人称这种奇迹为“胡问遂现象”。
    父亲的成就是与他的老师沈尹默先生分不开的。1951年父亲34岁，通过柳非杞先生结识了曾任北大校长的中国新诗体裁倡导者、书法大家沈尹默，立即投帖拜师。沈老从父亲的书法作品到经历、品行，几经考核，终于同意收他做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遵从沈老的教学要求，在“读帖、背帖、摹帖、临帖四个方面下功夫”，历经寒暑风雨，直至沈老逝世的20余年间，父亲学书从未中断。父亲在长期书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擅长正、行、楷、草书，书法作品浑厚凝重、雄强峻快、气势磅礴，尤其是楷书，书如其人，一派“正大气象”。由于沈尹默先生1961年向陈毅副总理的提议，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书法篆刻研究会。父亲经沈老推荐成为驻会干部，主持日常工作，用他的话讲，“终于成了一名专业书法工作者”。
    1962年，父亲执行沈老倡议，全力操持与市青年宫联合举办的大型书法学习班，前后三年，共办七八期，学员四千余人次，可谓盛况空前。父亲从此开始致力于书法教育培训，把为学生授业解惑视为神圣的使命，学生的成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在上海美术学校、上海出版学校、上海市青年宫、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海电视台开办讲座，前后就学者近万人。我还记得1963年，父亲第一次在上海电视台做书法讲座，带着一口浓浓的绍兴口音。这些学习班实际上成了大量优秀书法家的摇篮，周志高、张晓明、俞尔科、潘华鸣、林仲兴等后来事业有成的年轻人，都在这里汲取过营养。“文革”期间，我家成为各路青年才俊的艺术沙龙，每次受冲击后，看到家里济济一堂的学生，父亲的眼里就充满了激情。他不仅关心学生们的书法实践，也关心他们的家庭和子女教育状况，学生们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父亲生病时常常陪在左右，许多学生甚至比我们兄弟姐妹对家里状况还熟悉，有些东西放在哪里，一问他们就知道。
    父亲认为书法是我国传统的具有独特东方色彩的艺术，朴素、简练、宁静而又生动，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写好中国字。他不问出身、不问工作岗位，学生中有工人、教师、菜场营业员，有学中医西医的，也有来自里弄的待业青年，只要人品好，热爱书法，他都愿意手把手地教，不仅不收任何费用，还为学生免费提供纸笔。有一天晚上父亲受批斗回来，雨下得很大很久，几个在家里学书法的学生没带伞回不去，家里也没多余的伞，父亲便叫我赶快冒雨去街上买了几把伞，让学生们撑回去。父亲逝世后，逢年过节，学生们还是和往年一样聚到家里来。如今父亲的学生已遍及国内各地及欧、美、亚三大洲多个国家地区。
    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发展，父亲态度开明，只要求我们做正直善良的人，为社会做贡献，在职业上并不强求。但他还是希望我们兄妹四人中有一人能传承他的书法事业，要挑选最有天赋、最热爱书法的一个跟他学书法。父亲便让四个儿女各写一幅习作。我当时觉得学书法枯燥无趣，生怕被抓去苦行，就故意把字写得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结果自然是被淘汰出局。这个当时我曾窃以为喜的举动，现在想来却成了终生憾事。哥哥胡考被挑中后，全力投入学习。那时还是小学生的他，放学回家后还要练习五六个小时的书法，就是得了肺炎，吃药的同时还要继续练。为了增强哥哥运腕的功力，父亲在哥哥用的毛笔里灌上铅。在如此严格的训练下，哥哥早早就成为了书法家。
    父亲不仅自己恪守学生之道，也要求我们做到。当年沈尹默老看到哥哥书法功底不错，提出要好好培养。他认为书画同源，哥哥还可以学习国画，就专门写介绍信让哥哥拜书画大师谢稚柳为师，哥哥由此成了谢老的学生。“文革”后，谢老得到平反，当年抄家拿走的一些东西要发回来，父亲知道谢老家没有劳动力，而当时哥哥又正在外地，就叫我去帮忙。我当时忙于负责区里一家单位的工作，心想派个人去取不就行了吗。父亲说，谢老是你哥哥的老师，你要帮哥哥尽到做学生的责任。我于是借了黄鱼车，一个人骑到上海博物馆，将发回的红木家具等物件，送到乌鲁木齐南路谢老的家中……
    说到父亲的学生，不能不提到陈逸飞。这次将挂在书法大展上的一幅画父亲的油画，其实就是这位大画家作为学生要对父亲表达的心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在上海美专教过陈逸飞书法，从此建立起师生之谊。逸飞先生对父亲的艺术修养和人品特别尊重，只要在上海，他每年大年初一一定来给父亲拜年，父亲也会与他讨论艺术观点。逸飞一直在酝酿给父亲画幅油画肖像，但最终还没有完成时就突发疾病。临终时，他还特别交代了让弟弟陈逸鸣把没有完成的肖像画画好。逸鸣花了很大精力，才精心完成了他的遗愿。
    1986年4月，父亲获得上海市文联颁发的首届文学艺术奖，他激动地对学生说，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海派书法艺术的肯定，我们还要更努力。1995年10月，父亲又荣获上海第三届文学艺术奖。1997年4月，父亲获国务院突出贡献表彰……父亲一生唯一专注的就是书法艺术，他的大愿就是“愿华夏文化千古绝艺能得广传万代，问遂之心足矣”。父亲一生也因书法艺术而饱经磨难，但他始终对社会发展充满了感激之情，特别是晚年欣逢改革开放，心情舒畅，老而弥笃，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他所追求的“坚持继承与发扬时代精神和个人相结合”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