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迟子建的小说创作虽然时空跨度很大，但对变与不变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却是其一以贯之的主线，这一思考在她的那些乡镇写作中表现尤其明显且具有症候性。对迟子建而言，“乡镇写作”是试验场，是城与乡、全球化与边缘化等多重矛盾交织的“中间地带”，她虽然无力也不可能解决上述这些矛盾，但她能在她的小说中给予这些矛盾以诗意充沛而混沌的表现。她的这些小说代表了现代性视域下“乡镇写作”的美学高度。
    《群山之巅》（2015）是迟子建继《白雪乌鸦》（2010）和《晚安玫瑰》（2013）之后新近推出的一部长篇。这部作品与作者的前两部小说都不太一样。如果说《白雪乌鸦》代表的是作者历史写作的一脉，而《晚安玫瑰》是其试图介入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的话，那么在这部长篇新作中，作者重又回到她十分熟悉且为之倾注了大量感情的大兴安岭群山环绕的小镇生活中。但这种反复又不仅仅是回返与回归，而毋宁说糅合了作者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经验和对全球化时代中乡土文明的思考。《群山之巅》虽不一定能代表迟子建小说的艺术高度，但其蕴含时代社会的症候性特征十分明显，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都极具象征色彩。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作品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历程乃至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位置。
    虽然说迟子建向来以潮流之外的姿态侧立文坛，但她在现实面前并非总是闭上自己的眼睛，她的小说，纵是远离时代，仍能从中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喧嚣。可以说，她是以潮流之外的写作介入到对现实社会的“表象”之中的。她的小说虽然融入社会万象及其各种问题的表现，但她似乎无意于态度鲜明的现实批判或道德判断。关于这点，用施战军的话就是“文化意念的恒久性和文学情思的当代性兼具”[1]，其一方面以“群山之巅”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或前景，但其指向的话题却是现代都市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症结所在。这正是迟子建小说的最大特色和独特之处：看似远离时代主潮但又投射其中，看似诗意充沛但又暗含着某种隐喻式表达。《群山之巅》中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错手杀死养母并强奸安雪儿正是这一隐喻式标志事件，其既彻底打破了宁静乡镇的生活节奏，也再一次把诸如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变与不变的矛盾[2]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
    显然，就这些问题本身及其解决的方式方法而言，《群山之巅》并不显得有多少开创性或独到之处。它们都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必然遭遇的命题，自“五四”以迄的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书写。《群山之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作者并非从城乡之间对立的角度开始她的探索，而是把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展开，置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乡镇时空），这样一种时空转换，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另一重看问题的角度，更是作者思考世界与自身关系的新的基点和起点。
    一
    乡镇写作自中国近现代以来不绝于缕。这里所谓的“乡镇”是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形态，它主要包括乡、镇、县城、小城等，即今天所谓的乡镇以上、县级市（包括）以下的行政区划。乡镇写作不同于城市书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叙述。乡镇的最大特点是兼具城市的流动性和乡土的凝固性的双重特质，换言之，它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结合。而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乡镇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来。它是介于城市书写和乡土写作之间的“中间地带”。鲁迅的《祝福》和《在酒楼上》中落后的停滞的“鲁镇”与“S城”形象，让人想起“五四”退潮后的中国现实，从这个意义上，“鲁镇”与“S城”简直是乡土中国的象征。乡镇的迟缓、落后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以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为代表的乡镇小说是其代表，自80年代以来，这一小说传统仍时有显露，如叶兆言的《花影》云云。但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乡镇也最能见出时代变迁的症候。这样的文本很多。即以8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学而论，电影《相思女子客店》、《天云山传奇》，古华的小说《芙蓉镇》等即是如此。而像张一弓的《乡场上》（小说）发生于冯幺爸内心一刹那的变化，显示的正是时代巨变施之于人的内心的深刻影响，而这，是与小说故事的背景——“乡场上”——密不可分的。同样是表现改革时代农民精神气度变迁的《黑娃照相》（张一弓，小说），黑娃在乡镇集市中的照相馆里看到或感受到的，也正是全球化商业贸易网络之于中国乡镇间的彼此依存关系。
    但迟子建与他们都不同。迟子建的乡镇写作可以上溯至沈从文的《边城》。这都是试图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建构不变与永恒的乌托邦实践。或许，正是因其双重性质，乡镇时空才能在时光荏苒的变幻中保持某种永恒的品质。一个是在“边城”，一个是在“群山之巅”，它们都是看似落后的地区，但也正是这里，最有可能寄寓人性的理想和乌托邦情思。这一乌托邦不可能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镇。余华《兄弟》中的“刘镇”，就与现代大都市几无区别。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十分清楚，这只能是自造的“希腊小庙”（有趣的是，在《群山之巅》中就有这样一个土地祠），既不可能长久地被供奉，也终将为时代精神所不容。如果说，沈从文在当时面对的时代命题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的话，那么到了迟子建的时代，则变为全球化下的历史进程了。相比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对乡镇生活的改变是立体且全面的，它使得空间意义上的距离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时间也因而具有了多重向度。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乡镇写作之于迟子建的意义所在。对于迟子建而言，乡镇写作是试验场，是缓冲地带，是城与乡、全球化与边缘地带之间的过渡与纽带，但也正是在这里，最能见出作者的矛盾、困惑和进退失据来。
    乡镇叙事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举凡《穿过云层的晴朗》（长篇）、《树下》（长篇）、《鬼魅丹青》（中篇）、《秧歌》（中篇）、《香坊》（中篇）、《旧时代的磨房》（中篇）、《五丈寺庙会》（中篇）、《酒鬼的鱼鹰》（中篇）、《冬窗》（中篇），此外还有大量的短篇，如《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微风入林》、《月光下的革命》、《亲亲土豆》，等等，都是乡镇写作的代表。对于迟子建而言，乡镇之于城市和乡村的最大不同是其若即若离。它可以是远离时间进程之外的无时间的“逝川”，也可以是联结乡土和城市的枢纽，换言之，它既能感应时代的变化，也能按照自己的节律跳动。正是从这里出发，迟子建在她的乡镇写作中执意构筑她的梦的乌托邦。
    就当前的文学创作而言，迟子建的乡镇写作与贾平凹和田耳彼此遥相呼应。他们一个在东北边境，一个在崇山秦岭，一个在湖南湘西，都在营造着当代中国文学中最美的乡镇想象。这些乡镇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都处于边缘地带，既不是沿海地区、江浙一带或长江三角洲，也并不靠近政治中心。这些乡镇虽然显得落后且远离时代的喧嚣，但也正是这种迟缓的生活节奏，更能见出“人”的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就像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所显示的那样。某种程度上，时代的退场，是为了让“人”更方便地登场。“人”更成其为“人”，而不像《兄弟》那样，往往只能从隐喻的角度加以理解。
    可以说，贾平凹、田耳和迟子建代表了当代乡镇叙事的三种维度与高度。第一种是以贾平凹的《秦腔》、《带灯》和《老生》为代表的改革时代的乡镇叙事。他在这些小说中一直都在思考传统之于现代的悖论关系，现代文明的长驱直入之下，传统的存继是否可能？在这之前，贾平凹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传统虽有着美好的东西在，但在现代性线性的发展和进步的逻辑下，终不可避免走向衰败，这一悲壮之气弥漫在他乡镇小说的始终。但自最近几年来，他开始反思并质问自己：线性的时间观和发展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他的近作《老生》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小说中以《山海经》式的神话讲述的方式呈现历史事件的变动，表现的正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及其多样性的可能。第二种，是以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夏天糖》、《风蚀地带》、《天体悬浮》等小说为代表。正如其小说名所表明的，田耳把他的写作称之为“风蚀地带”，这一“风蚀地带”的特征正是乡镇这一特定的时空所能提供的。乡镇既在时代之中，又处于时代之外，这样一种过渡性质，造成了乡镇时空的杂糅、多变和晦暗色彩。这是一个混杂的交错的时空，因而在这一时空下发生的故事往往也就很难以道德判断上的简明和直接所能阐释。田耳的乡镇小说提供了这一“天体悬浮”中晦暗不明的景观。
    迟子建的乡镇叙事代表的是第三种。她的小说中既有时代的症候、时空的转换，但这些都是以一种融于寓言和写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写意而兼寓言，这使得她的小说格外具有诗意的特征。迟子建深知，如若实写，群山之巅的乡镇日常生活，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乡镇之间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时代的影响、政治的进入、现代文明的入侵，都会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在乡镇的日常生活当中。但若仅仅寓言化又容易流于讽刺而显得凌厉浮躁，故而她又采用写意的笔法，这样一来，现实中的乡镇在经过“寓言”的过滤与写意的提纯之后，就显得诗意盎然、生机勃勃了。过滤针对的是外在现实，提纯则指向的是内心世界。其结果是，外在影响在经过内心的过滤后以一种“寓言”形式呈现出来而能中和其凌厉粗糙的一面。《群山之巅》中龙盏镇长以建土地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世界变动的恐惧和悲壮的抵制即是最为明显的表征。这就是迟子建小说中乡镇时空的特性：外在世界的变动在进入到乡镇时空后，往往以扭曲混杂的形式显现。与之相应的是，那些所谓的伦理和道德上的判断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复具有有效的阐释力。这样一种过滤和提纯，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针对现代社会巨变的反应形式，颇似于本雅明意义上的“挡板说”。在本雅明那里，挡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把现代社会的震惊“体验”转化为可以接受的“经验”[3]。对迟子建而言，乡镇时空正是这一现代性进入传统社会的“挡板”。而也正是通过这一“挡板”，使得她借以思考传统社会在外在世界的冲击下产生的种种可能，能否及其何以保持相对自足自在的形态。
    我们从迟子建的乡镇小说中可以看到自近现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变，大凡日本入侵、“文革”爆发、改革开放乃至全球化进程等等，在她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但这些似乎并不构成她的乡镇主人公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的小说主人公们仍旧沿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轨道日复一日地展开。日本人的铁骑和枪炮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香坊》），“文革”的激进思潮也不能扭转他们的思维逻辑（《穿过云层的晴朗》），但全球化的触须所及，这一切却悄然发生着变化。《群山之巅》中这一变化的触媒是辛欣来。当人们还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逻辑中的时候，辛欣来的错手杀死养母及其随之而来的强奸小仙安雪儿，彻底打破了人们生活的应有平静。用小说的原话说就是“他强奸安雪儿，等于把龙盏镇的神话给破了”[4]。
    龙盏镇的什么“神话”呢？安雪儿到了成人的年龄，身高却只有九十二公分。这一矮小的高度，与她的预卜死期的特异功能之间形成一种奇特的对比，使得龙盏镇人把她视为神人、小仙。“有人甚至说她不是肉身，没见她的皮肤那么透明么。还有人说她走路轻得没有声响，是因为真身在天，在大地漂移的不过是她的影子。”[5]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仙”却被辛欣来给强奸了。用辛欣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早就想干她，看她是不是肉身”[6]。
    在这篇小说中，所谓“真身”和“肉身”的说法只是为了营构一个传统的循环自足并能自我完善的时空，即所谓“龙盏镇的神话”。这一神话的存在，使得龙盏镇人可以在时代的巨变中保持自己生活的节律，而不为所动。而事实上，这一自足的时空，也是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所竭力要营造并要守护的。他之所以多次拒绝升迁的机会，正在于想要构筑一个“龙盏镇的神话”。他一方面抵制外界的商业开发，拒绝安装互联网，想方设法阻止地质勘探，一方面在龙盏镇龙山顶上建土地祠，祈求龙盏镇不要沦为矿区。但我们也知道，仅靠他个人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的。虽然说龙盏镇的水泥路修后重又毁掉变回山路，互联网最终还是开通了，地质勘探也一再地进行，而这之外，主要是人心大变了。辛欣来自不必说，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同龙盏镇的格格不入。这样一种人心的变化可以从寓言的角度加以理解。小说中的单尔冬父子正是这一寓言人物。单尔冬被山外的世界所惑，遗弃了单四嫂并离开了龙盏镇，他们的儿子单夏又因高考失败而变傻。在他们身上，外在世界皆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呈现其巨大的影响。
    小说中，辛欣来的身份极具象征色彩。他是辛七杂的养子，上海女知青刘爱娣和陈金谷的私生子。这一身份，使他一直想着要去寻找生母，他的外出寻母就成为连接龙盏镇和现代大都市的纽带。正因此，他同龙盏镇和安雪儿的关系才别具深意。在唐汉成的经营下，龙盏镇是一个宁静自足但始终发展不起来的化外之地，与安雪儿的永远长不高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侏儒”，在辛欣来的强奸之后，却奇异地发生变化：她的身体在不断地长高。显然，安雪儿的“侏儒”以及后来的身体继长，都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其在小说中，只能视为某种象征。这与辛欣来身份的象征有着某种关联。如果说辛欣来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杂种”的话，那么这一“杂种”与象征传统的安雪儿的“结合”，却意外地促成了她的身体的再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喻。传统文明虽十分美好，但已经走到末路，只有在外来文化的刺激并与其杂交之下，才能爆发出新的生机。但这一生机的造成，却是以传统的破坏为前提的。这真是一个无奈的悖论！迟子建注意到了这点，所以她塑造出安雪儿这样一个充满歧义与奇异的人物形象来。这就像当年寻根代表作《爸爸爸》（韩少功）中的丙崽。所不同的是，丙崽的生命力怪异而旺盛（历劫而不死），安雪儿的生命力却有赖于“杂种”的刺激才能激发。从这里，显现的是对待传统的两种态度。如果说韩少功揭示的是传统的丑陋而“超稳定”的顽强一面的话，那么迟子建表明的则是传统的美好、脆弱且不堪一击。从这个角度看，安雪儿又有点像王安忆《小鲍庄》中的仁义之子捞渣。但终究，时代的流转与错位，使得迟子建的龙盏镇并非小鲍庄。这是全球化时代中的群山之巅，其内在矛盾并非一场滔天洪水（《小鲍庄》）就能想象性解决的。迟子建以安雪儿的形象所欲表达或思考着的，是全球化时代中重被放大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困惑、冲突以及种种可能。因这一切都是发生生城市和乡土之间“中间地带”的乡镇小城，因而也就别具隐喻色彩。
    二
    事实上，这一矛盾和困惑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存在。对于作者而言，其越是刻意回避，其所表现出来的也就越是无奈。《采浆果的人》（短篇）中，一辆从城里来的收购浆果的汽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时秩序，更何况是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小说中主人公内心的笃定与坚持，反映出来的毋宁说是作者/叙述者应因时代巨变的方式方法和策略选择。迟子建的小说既有以大兴安岭的“群山之巅”为背景的所谓乡土边地写作，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有深入历史时空的历史书写，如《白雪乌鸦》、《伪满洲国》、《秧歌》、《香坊》、《旧时代的磨房》，同时，她还把笔端介入当下日趋喧嚣的现实的城市生活之中，如《晨钟响彻黄昏》、《晚安玫瑰》、《黄鸡白酒》、《起舞》，等等。从这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她的小说取材涉及时（现实、历史）空（城市、乡村、草原、森林、群山之巅、边陲小镇）的方方面面。但这是否意味着迟子建创作的驳杂或多重面孔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她的小说写现实城市题材，却非意欲表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的不能自主，相反，她的小说凸显的是个人在时代变动的环境下的生动活泼。写现实，而不凸显时代暴戾的一面，同样，写历史，即使是大历史（如《伪满洲国》），也力求写出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平凡的面向（小说中的溥仪、婉容等形象即此）。迟子建的小说，虽写到沧海桑田、时代巨变，但她人物的内心却是始终如一的，甚至可以说是似乎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
    迟子建的小说并非没有时间的脉络，只是这一脉络很多时候不是以时代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而是以内心的情绪变迁为线索。这在她的乡土写作中尤其如此。此一转化，用批评家的话就是，时间在经过了日常生活的转化后具有了“情节”的意义，“迟子建在以田园诗方式解决小说时间问题的基础上，使日常生活诸因素经过改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7这一“时间的情节”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内心情绪的波动上。在她的小说中，外在世界的演变只有作用于内心情绪的变迁时，才能显示出其意义来。《香坊》中，日本人的入侵对于小说的女主人公邵红娇而言，只是使得马六九在她的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坚固。她的殉情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种祭奠自己的仪式。这样也就能理解《秧歌》中时间的流转之于故事的展开的无意义。时间往往只能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却改变不了某些更为永恒而坚硬的内核。相反，它会使一个人的内心情愫不断发酵，经久弥香。
    这样来看《群山之巅》的回归——从城市题材回归到小镇题材——就会发现，时空的转换之于迟子建的意义所在。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仍试图从内在世界逻辑自足的角度构筑时代巨变中的乌托邦实践，但她终于明白，这些只是枉然！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表明的那样，鄂温克人的游牧生活终究会在某一天被农耕生活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虽然这进步是以美好家园的失去和牺牲为代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大地的任何一块土地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纵使怎么阻挡都无济于事。《群山之巅》中龙盏镇镇长对互联网的抵制终究以失败告终即是最为明显不过的表征。可见，《群山之巅》并非仅仅是回归，而毋宁说是几经思考后的新的选择。在这部小说中，她把她一直以来对人性及其变与不变的探索，重置于城乡之间“中间地带”的乡镇时空，以此表现他对外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新的理解、思考和困惑。
    在小说中，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互为镜像的小仙和绣娘（小仙的奶奶）两个人物身上。绣娘的形象让我们想起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乌娜吉。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年轻人们一个个不安分了，惟有九十多岁的乌娜吉和傻乎乎的安草儿才愿意留在山上，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活在自己的记忆和经验世界即已足够，时间的流转似乎是无意义的。而山上的生活也与他们的数十年积累的经验更为相符，如果下山来，他们的经验就不足以因应社会的快速发展了。这一苍老的、迟缓的、怀旧的“最后一个”老妇形象在迟子建的小说（如《一匹马两个人》、《黄鸡白酒》、《晚安玫瑰》、《伪满洲国》等）中普遍存在。对迟子建而言，老妇形象常常是作为变与不变的辩证隐喻出现的。也就是说，她们集一生的经验、经历以抵制时代对人心的影响，她们即使生活在闹市，但仍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记忆是她们的生存方式（如《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群山之巅》中的绣娘就是这样一个与乡土精神血脉相连的形象。虽然很多时候，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县城和乡镇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作为“中间地带”存在，但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构筑了县城同乡镇的不同层次。绣娘一生都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城市（某种程度上是县城），最后无奈她选择了龙盏镇。龙盏镇在她那里其实是作为寄寓乡愁的残留时空和中间地带而显示其意义的。
    小说最后，一个（绣娘）死去，一个（小仙）重生，象征着乡镇社会的两种宿命。迟子建当然清楚，绣娘只能作为记忆存在，她的死亡不可避免，传统如要重获生机，仅靠经验的继替传承显然不够，因为毕竟，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是传统经验所不能承载的。绣娘作为一个遥远的没有时间的具有永恒记忆的形象消逝了，她的死亡象征着一个时代的逝去和经验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小仙的涅槃重生则显示的是一种经验被打断后的再造，在这里，小仙安雪儿的命运预示着乡镇社会的未来走向及其多种可能。
    小说中，小仙两次被强奸，前一次被辛欣来，后一次被单夏。抛开法律、伦理和道德上的判断不论，在理论上，强奸其实表明了一种对接与“耦合”的方式。强奸虽充满暴力，但另一方面表明的也是一种强力，其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治愈的功能，迟子建的短篇《微风入林》中，就是讲述停经的女人方雪贞被野性十足的鄂伦春人孟和哲强奸而被治愈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群山之巅》中安雪儿被辛欣来强奸而身高突长就是这一寓言的表征，只不过，在这里，显现的不再是《微风入林》中那种文明被阉割的焦虑。如果说《微风入林》中沿用的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那种性的隐喻的话，那么《群山之巅》中安雪儿的形象所表明的则是传统的缺陷。代表外来活力的辛欣来的进入（强奸）就成为“释放”传统活力的象征。强奸在这里代表的是强力的推进，这是迟子建所不愿却又不得不承认的地方。它代表的是一种“变”的力量，任何“不变”（像安雪儿那不再长高的身体）在它面前，都将溃不成军。如果说辛欣来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文化形态的“杂种”的话，那么傻子单夏表征的则是外来影响和本土文化的“冗余物”：他既走不出群山之巅，也无法融入到乡镇社会中去。对于这样一个傻子，小说结尾，安雪儿被其强奸则意味着“冗余物”的悖论式影响力的存在。他虽以“冗余物”的形式存在，但并非“风景”，而毋宁说是一个游荡在乡镇社会的时空中的“幽灵”，时刻向人们宣告他的存在及其可能有的冲击力。这样来看，乡镇时空似乎就陷入了某种不可化解的悖论和两难中：传统文明的潜能与生机虽不得不倚靠异质文化的激发，但异质文化一旦进入本土又常常制造出“冗余物”式的幽灵。
    三
    虽然说迟子建无力也不能提供更好的解决这一悖论的方案，但这部小说却比她的任何其他乡镇小说都更能见出她的努力来。悖论既然无法以外在的方式得到解决，迟子建转而从内心去寻找出路。事实上，这也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做法，人物内心的逻辑自足是他们用以因应或对抗外在世界的方法。只不过在《群山之巅》中，这种逻辑上的自足与平衡被一种心灵史式的自我救赎的悖论所取代。对于迟子建而言，一旦内心的平衡被打破，其修复也只能寄希望于指向内心的自我救赎，而不可能过多倚靠社会或外力来完成，从这里，也可见出迟子建与问题式写作（如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和余华《第七天》）的区别。她的小说中虽能见出时代社会的种种症候，但这些在其中却往往是以一种深受折磨充满矛盾的内心形象显现。唐眉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形象。大学毕业后的她本可以有很多机会留在城市（父亲和舅舅一家都是地方各级政府大员），但她毅然选择了回乡照顾疯癫的同学并立意终身不嫁，这一切皆因她对同学犯下的罪过。她的行为表明了她的深深的忏悔和自我救赎的努力。唐眉之外，这种自我救赎的努力，在迟子建的另一部小说《晚安玫瑰》中的女主人公赵小娥身上也有体现。赵小娥是母亲被强奸所生，这一悖论式的身份使得她始终笼罩在某种焦虑中，她的寻找身世之谜的行为也同时具有了寻父和弑父的双重含义，而一旦她“成功”完成这一寻父和弑父之后，她的内心重又陷入了新的焦虑之中，对此时的她而言，忏悔和自我救赎或许就是唯一的选择。综合唐眉和赵小娥的形象可以看出，忏悔和自我救赎显示的是作者/叙述者对不可解决的悖论的心灵史式的解决路径。她们都是身处现代文明和乡土文明、城市与乡村之“中间地带”的人物形象，在她们的身上显示出来的悖论及其解决方式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迟子建对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矛盾的思考。矛盾既然不可避免，而又不能回避，故而只能以一种悖论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这里，显示出迟子建思考变与不变的一贯思路及其努力的方向。她既拒绝以一种戏剧冲突的形式显示传统和现代间的二元对立，也拒绝那种道德判断或伦理冲突的解决方案，她的小说虽诗意充沛人性饱满，但其人性之美并不体现在其纯粹性上，而毋宁说是以一种悖论式的混沌状态显示出来。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齐•阿甘本曾指出：“现代人的根本矛盾恰恰在于他仍没有获得与（他的）历史观念相当的时间经验，因此被痛苦地分裂成两半，一半是作为难以捉摸的瞬间流动中的时间中的存在，另一半是作为人类起源的历史中的存在。……迷失在时间中的人无法拥有自己的历史本性。”○8在这里，阿甘本是想告诉我们，人类一旦深陷于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中，便会迷失自己，“无法拥有自己的历史本性”。德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本雅明也在不断反思这种所谓的“现代”“进步”：“现代作为救世主时代的典范，以一种高度的省略包容了整个人类历史”，故而他推崇一种“在时间中找到其丰富蕴藏”[9]的实践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混沌显现出来的就是对这样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反拨和在时间中寻找丰富蕴藏的美学表现。因为显然，就混沌背后的时间观而言，其既非传统的循环时间观，也非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的呈现，而毋宁说是其混合，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它看似杂糅，但并不是暧昧不明，也非毫无立场，而毋宁说是一种姿态、一种视角、一种展示。混沌中内含彼此矛盾着的冲突，时代、社会都能在其中见出显影。就其存在形态而言，混沌有点类似于陈思和提出的“民间”范畴[10]，它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是人性和日常的复杂的呈现。同样，混沌也是对简单二元对立和道德上的价值判断的拒绝，它更是一种敞开和多种可能。就此而论，混沌显示出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瞬间的经验表达。它只停留在现在（具体而言即现在的某个瞬间），而不指向过去和未来。它是一种被放大的瞬间的感觉，既可能指向某种解放，也意味着含混和多种可能。小说《群山之巅》中安小仙的两度被强奸显示出来的正是一种解放与含混的悖论式结合。她被象征外来力量的“杂种”辛欣来强奸，身体却意外地获得重生，强奸于她具有了某种“释放”或“解放”的象征意义。可被解放的身体，最后又遭到傻子单夏的再度入侵（强奸），这一入侵又意味了什么？显然，就傻子混乱的思维和经验而言，他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或者说过去和未来在他那里是以现在的瞬间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对傻子而言，瞬间即是永恒。从这个角度看，安小仙最后被傻子强奸，也就意味着生长的再度阻断与延宕。可以说，解放而又被延宕，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最广大的乡镇时空这一“中间地带”的美学表现，它是一种过渡状态，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既孕育各种可能，也暗藏危机，既看似一成不变，却也终究物是人非。小说没有告诉我们安小仙被傻子强奸后的结果，事实上，迟子建也不可能解决这一悖论，故而她只能以悖论的方式结尾：要么就像唐眉那样终生陷于自我救赎的忏悔之中，要么就只能如安小仙那样以一种悖论式的身体形式（在成长的中断和接续中摇摆的身体）展现自身。
    显然，就中国当前的小说创作来说，混沌并非迟子建乡镇小说的专属，这一混沌的美学表现，在贾平凹的《带灯》、《老生》和田耳的《夏天糖》、《天体悬浮》等小说中都有表征。只不过，对于迟子建而言，她的乡镇小说创造了混沌和诗意充沛的辩证结合。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处于现代与传统、变与不变“中间地带”的乡镇时空所特有并能赋予的耦合。从这个角度看，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及其它相关小说代表了一种现代性视域下乡镇叙事的美学高度。
    注释：
    [1] 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2] 参见刘艳《童心与诗心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品格论》，载《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3] 参见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5页。
    [4][5][6] 迟子建：《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第27页，第267页。
    [7] 韩春燕：《迟子建小说论》，载《长城》2009年第1期。
    [8] 吉奥齐•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9]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6页。
    [10] 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