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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既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也是文学公共性消失的过程。1980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与民间的政治诉求具有一种同步性与同构性，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合二为一，文学批判公众的大量出现等原因，种种文学活动均呈现出明显的人文、社会与政治关怀，文学话题变成了公共舆论，一个介入并干预现实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成型。19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领域在遭遇重创之后一蹶不振，作家去除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而退守自我，私语化的文学开始流行。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大众媒介的影响又改写了文学活动的方向，致使文学公共性消失而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诞生。在当下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恢复与重建已不太可能，但在文学之外更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中，依然隐含着重建公共性的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活动；公共领域；文学公共性；形成；消失 考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活动，我们大体上可把1980年代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兴盛时代。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方面文学已失去了80年代那种轰动效应，一方面文学活动也从整体上开始了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已被一些学者做过描述和分析，但有一个问题还几乎未被触及，即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呈现出何种关系？转型之前是否业已形成一个文学公共领域，转型之后是否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已走向消亡？借助于西方学者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来观照这三十年的文学活动，我们究竟能够从中发现怎样的演变轨迹？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思考的重心。 何谓公共性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进入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公共性、文学公共性等概念做出简要的界定。 关于公共性（publicity ），尽管国内有学者认为它是“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公共性’应该成为一种争取平等权利的战斗的呼唤”，但此说一方面与西方学者的定位不大吻合，一方面也与笔者的理解存在着一定距离。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由此看来，公共性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基本上可看作一个概念，或者是把公共性看作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之后呈现出的一种基本特征。 那么，何谓公共领域呢？关于这一问题，虽然阿伦特（Hannah Arendt ）与桑内特（Richard Sennett ）等学者也有过精彩论述，但我在这里主要还是靠在哈贝马斯的阐释上。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这里，“国家”与“社会”是理解公共领域的重要概念。因为国家代表着权力机关，它所形成的是一个公共权力领域；而社会（市民社会）则是由成熟而自律的私人领域建构而成的。当国家与社会二位一体时（比如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并不存在公共领域；只有社会与国家的彻底分离，公共领域才会诞生。哈氏指出：“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可以说，理解了这一论断，也就理解了社会与国家之分离对于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性。 由此看来，我们不妨把公共领域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中间地带，这一地带由私人领域生发而成，又可通过公共舆论抵达公共权力领域。而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公共领域的存在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公众在这一领域可以“进行批判”，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所以，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一个批判的领域。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又进一步把公共领域区分为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出现于城市之中，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此领域率先与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文化形式相对抗。而“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在哈贝马斯心目中，文学公共领域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领域，因为它既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又是联结私人经验与政治公共领域的中介与桥梁。按照我的理解，作为私人经验的政治诉求首先是通过文学形式的固定才进入文学公共领域的，而在此领域中因文学公共话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又可成为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前奏。如果说政治公共领域的舆论是刚性的、直来直去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舆论则显得柔和与委婉，而经过文学与诉诸人性层面的疏通与铺垫，文学公共领域的舆论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之后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美学力量，它可以让政治诉求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此对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做出描述，自然已大大简化了他的理路。但简要了解哈贝马斯说过些什么，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给文学公共性做出如下界定：所谓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虽然我们判定文学的尺度已有许多，但若要考量文学与一个时代是何种关系，文学公共性的多少有无及相关效应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尺度。 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把文学公共性话题代入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思考中，我们只能取其大意而不可机械套用，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首先面对国家与社会是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等理论难题。这些问题尽管重要，却并非本文谈论的重点。因此，本文将把类似问题暂时悬搁，而直接去面对文学活动与文学公共性的关系问题。 如果把目光稍稍放远一些，我们便会发现早在1978年之前，一些文学活动已经具有了公共性的雏形。比如，只要读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人都会意识到，即使在“文革”那样一个大公无私，公私不分的年代里，依然有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存在。它们以文学群落和地下沙龙的形式出现，秘密讨论、争论、辩论着文学问题和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政治问题。用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描述来说，这种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的生活格局，最终形成的是“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文学活动在当时却只能处于“地下”状态，而稍有不慎，便会惹来牢狱之灾（1975年，赵一凡、徐晓等因所谓的“第四国际”案而被抓，蹲监狱达两年之久，赵一凡所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也因此受到重创，即为一例）。这就意味着在1978年之前，虽然存在着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且这种私人领域已具备了生成文学公共领域的基质，但其讨论的种种话题却无法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而只能在小范围内流传。使文学活动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民间刊物《今天》的创办与传播。1978年年底，当赵振开（北岛）、芒克等人把《今天》创刊号张贴于北大、清华校园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并迅速流传而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时，中国当代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出现。而在1978年前后，《班主任》、《伤痕》等文学作品亦见诸报刊，“伤痕文学”也成为拓宽文学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谈到文学公共领域的发生时首推《今天》，不仅是因为它的民刊性质，更在于它是“文革”地下文艺沙龙的直接延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换的逻辑链扣。 以《今天》的创刊为标志，同时也伴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推波助澜，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等特征。徐晓曾经回忆说：“《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徐晓在这里力陈那个年代纯文学之说的虚妄，并隐含着文学介入政治（参政）的信息，实乃道出了1978年之后文学的共同追求。因为无论是民间刊物还是正式刊物，无论作家以什么方式发言，文学以怎样的姿态面世，其中都或多或少隐含着一种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在这样一种总体氛围中，文学公共领域开始成型。 许多事例都可以说明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活跃景观，在这里，我只想以报告文学（也包括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等）这种特殊的文类为例略作分析。作为一种文学与新闻杂交而成的文体，报告文学在80年代空前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具有一种快速、有力、近距离地介入社会、干预现实的特点。而自从《人妖之间》面世之后，一方面迅速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一方面也催生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理念。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无论是写人说事，大都涂抹着揭露、质疑、商榷、批判的底色。举例言之，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中国家足球队在小组赛中输给香港队后，引发北京球迷闹事，酿成了著名的“5？19”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把闹事者称作“害群之马”，一方面声明要对肇事者予以严惩。就在这种严峻的气氛中，作家理由和刘心武依然分别写出并发表了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和报告小说《五？一九长镜头》，刘心武在其作品的结尾写道：“事到如今，我们无妨反过来想想，倘如5？19那天球赛结束后，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的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显然，这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商榷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也在许多人那里激起了强烈共鸣。报告文学及时、有效的介入性与干预性由此可见一斑。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这一时期集中研究过报告文学的谢泳才从此种文体中提炼出一个概念——参预意识。他指出：“读《中国的要害》、《北京失去平衡》、《阴阳大裂变》等作品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参预意识’的冲击。”而在我看来，所谓参预意识，其实就是参政、议政的声音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一次彩排，它被热议和放大之后有可能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80年代存在着一个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公共性也曾头角峥嵘地处于一种疯长的状态，那么我们接着需要追问的是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因素大体有三。 首先是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与民间的政治诉求存在一种同步性与同构性，即从总体上看，二者都是要清算“文革”罪恶，清除极左思潮加在人们身上的禁锢。在这种状态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意放松了一些管制，这就让文学公共领域有了存活与生长的空间。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这里说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常态。当政治也想改变现状时，它就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谋而合了。80年代某些时段正好呈现出文艺与政治殊途同归的景观。而随着“创作自由”被1984年的作协“四大”规定为一项文艺政策，许多作家更是把它看作为文艺松绑的一个信号，他们的胆识才情因此也有了“自由”释放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80年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并非风平浪静，一派祥和，鲁迅所言的那种“冲突”也时有发生，比如，“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标志。但是今天看来，那种时松时紧的环境对于文学公共领域的生长并非完全是不利因素，因为这样一来，反而让文学公共领域成了一个“斗争”的场所，许多观念、理论似乎首先是在这一场所亮相、交锋之后才获得了某种言说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斗争的结果是擦亮了一些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观念，并让它们逐渐变成了常识。与此同时，公共领域也在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延展了理性的声音。 其次，从写作主体的层面看，80年代的作家往往身兼二任：一方面他们是诗人、小说家或报告文学作家， 另一方面他们又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本来，作家有作家的使命，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天职，前者只是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说话，其话语内容并不必然体现出文学公共性的要求；后者则以政论、时评等方式发言，其发言内容则会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并成为公共领域中重要的话语力量，但是80年代却是作家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合二为一。陈平原指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这里说的是学者，但我以为换成作家大体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当有作家在80年代中后期提出“玩文学”的说法时，立刻遭到了众人批评。而一段时间内，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路遥说：“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都会自觉地意识到保证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并不是对立的。人们希望作家艺术家关注国家的兴衰、人民的命运和现代化事业的前程，因为这和作家自身的命运和前程是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毫不动情，也不会对人民的疾苦欢乐漠然视之。”李存葆也指出：“正像我们每一个作家时时不可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一样，同时也更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现在看来，当许多作家把社会责任感落实成文学写作时的道德律令时，其作品中也就必然会让文学公共性的声音鸣响，因为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把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落实成了一次次的文学实践。 第三，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阅读公众，现在看来，80年代一方面是文学阅读空前繁荣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阅读公众走向成熟的时期。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助理杨葵说过，王府井书店刚放开时，“购书的人排出两里地，那时销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而据查建英回忆，她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北大书店经常有赶印出来的中国书和外国书，“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永远坐满人”。美学著作与哲学著作甚至也成为畅销书，有人回忆，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一次印刷达37000册；而据卡西尔《人论》一书的译者甘阳介绍，该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公众的阅读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众多文学杂志在80年代的发行量大得惊人（如《收获》最高发行量达100万份），亦可反证文学读者队伍的庞大。而由于一些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有着明确的文学理念和责任担当（如《当代》），致使一些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可以迅速走向读者群体。在我的理解中，文学读者并不一定就是阅读公众，但由于文学近距离地审视着生活，也由于构成文学阅读的主要群体来自于高校学生（也包括一些中学生），80年代的文学读者就像当年的“五四”青年一样，他们既通过文学认识着社会现实，也通过文学接受着思想启蒙。结果，文学读者不仅不断刷新了自己的审美意识，而且也逐渐拥有了一种冷峻的批判意识。这样的读者是具有一种再阐释能力的，一旦他们在学校中组织了文学社团，自办起文学刊物，或者拥有了某种话语权，他们就会营造出一个又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进而放大文学界的声音，扩散思想启蒙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由文学读者变成了具有批判意识的阅读公众，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与到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之中。 以上择其要者，我罗列了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三方面因素。自然，这并非其全部。事实上，如果80年代没有思想界（包括哲学界、美学界、翻译界等）的活跃，也就没有文学界的繁荣。李陀曾引批评家蔡翔的一个观点指出：“80年代文学界有一个优点，它和思想界是相通的，思想界有什么动静文学界都有响应，甚至那时候文学界有时还走在思想界的前面。”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思想界的革命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一种助力。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业已形成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土崩瓦解，文学与文学活动也进入到另一个时期。 文学公共性的消失 有限的篇幅很难呈现出文学公共性消失的全貌，但我依然想在一些关节点上予以停留，以便让一些基本的症候浮出水面。 经过80年代的喧哗与骚动之后，90年代以来的文学开始趋于平静。作家大都远离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始关注私人生活。报告文学走向衰落，家长里短的散文开始升温。越来越规范的文学制度（比如文艺政策的调整与落实，作协、文联机构的完善，专业作家制度的形成，各种官方文学奖项的设立等等）一方面试图把文学拉入到体制之内，另一方面，文学市场化的进程又给文学提供了与商业联姻的机会。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文学读者大量流失，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各种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骤减。世纪之交，文学期刊虽出现了“改版”风潮，但除少数杂志获得成功外（如《天涯》通过改思想文化类杂志而获得成功，《萌芽》因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起死回生），多数杂志或者回到原来那种不死不活的老路上，或者彻底改变了颜色而变成一种娱乐休闲杂志（如《湖南文学》变《母语》）。可以说，90年代的文学期刊已很难行使80年代的那种功能了。 让我以一些例子略作说明。例一：80年代的刘心武之所以是一个重要作家，既是因为他写过《班主任》、《立体交叉桥》、《钟鼓楼》乃至《五？一九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一系列具有现实感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体现出一种责任与担当。他的作品与他所做的文学工作因此成为公共话题，也成为建构文学公共领域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他虽然还在不断写作，但80年代的那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似乎已随风而去。人们对他略有记忆的要不是他在“二武对话录”中说过一些车轱辘话，要不就是把“江湖夜雨十年灯”据为己有的笑谈。这些年前度刘郎今又来，并不是因为他有苦心经营的文学创作，而是靠“揭秘”《红楼梦》大红大紫。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这种做法其他人自然无从干涉，但一个当年近似于信马由缰的文坛侠客演变成今天《百家讲坛》上的娱乐明星，不是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例二：90年代以来并无多少像样的文学讨论，唯一一次与文学相关并越出文学范围之外的讨论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鸣。现在看来，虽然这次讨论有着许多情绪化之处，但它显然延续了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流风遗韵。而从讨论中，一些学者重建文学公共性的努力也跃然纸上。然而，一些作家的反应却令人吃惊。比如，写过《躲避崇高》并为王朔辩护的王蒙便曾指出：“我们的作家都是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此种话语可以做出多种解读，但我以为这种皮里阳秋的表述起码暴露了作家选择后撤并为这种后撤辩护的犬儒主义心态。这种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论不但不可能为文学公共性的重建加砖添瓦，反而会迅速解构公共话题的沉重与隆重，让它在笑骂之中归于虚无。果然，人文精神的讨论无果而终，不欢而散，重建文学公共性的努力宣告失败。 例三：从文学公共性的生成角度看，文学研讨会在文学的解读与传播、文学话语转换成公共话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文学活动在9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80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其开会之认真，其气氛之热烈，其对文学发展的推动和对公共话语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都令过来人感慨。文学评论家陈骏涛曾回忆过80年代的几次文学研讨会（如1985年3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1986年5月在海南岛召开的“全国青年评论家文学评论研讨会”，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等），从中既可看出会议的盛况，亦可看出会议“辐射面宽、震动力大”而变成公共话语的可能性。笔者在1988年5月曾参加在芜湖举行的号称有189人之多的盛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也亲身感受到80年代文学研讨会的魅力。 90年代以来，以文学为名的各类研讨会虽越开越多，但它的威力、魅力和辐射力已今非昔比。与此同时，参会者的心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戴维？洛奇（DavidLodge ）曾经指出：“现代研讨会很像中世纪的基督徒朝圣，能让参加者纵情享受旅行中的各种乐趣和消遣，而看起来这些人又似乎在严肃地躬行自我完善。诚然，它也有一些悔罪式的功课要表演——也许要提交论文，至少要听别人宣读论文。但是，有了这个借口，你便可以到一些新的、有趣的地方旅行；与新的、有趣的人们相会，与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相互交换流言碎语与隐私（你的老掉牙的故事对他们都是新的，反之亦然）；吃饭、饮酒，每夜与他们寻欢作乐；而且这一切结束之后，回家时还会因参与了严肃认真的事业而声誉大增。今天的会议参加者还有古时的朝圣者所没有的额外便利。他们的花费通常都能报销，或至少会得到些补助，从他们所属的机构，如某个政府部门，某个贸易公司，而更普遍的，可能是某所大学。”他的这番调侃之言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大体适用。而由于开会甚至已成为高等院校或其他科研单位年度考核的一项指标，研讨会便成了一件例行公事。会议主办者因完任务而办会，会议参加者因游山玩水而赴会，大家心照不宣地在文学以外的层面达成共识。于是，研讨会不再有会上热烈争论的场面，也不再有会下继续讨论的冲动，更不可能指望文学话语变成公共话语而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此种会议更像一种大型的窃窃私语活动，从而变成了行业内部的话语游戏。李陀与查建英对谈时曾特别提到过这一现象，他指出：80年代的“会中会”、“会下会”以及知识界朋友们的定期聚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够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这样的聚会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观：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大家在一起只是谈装修，谈房子，发牢骚，发议论，但绝不争论。这种局面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真实现状。 正如我在前面谈及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时要寻找原因，面对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我们同样需要思考隐含在其背后的种种动因。众所周知，1989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当80年代的文学公共领域转换成政治公共领域并最终以广场话语的方式体现出来时，文学公共性已发挥到极致。这时候，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所描述的历史景象就演变成现实中一幕真实的场景。遭遇重创之后，1989年之后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知识界所有的人士都在逃离政治，政治似乎已成一个可怕的梦魇。这种局面再一次印证出如下事实：当文艺与政治发生冲突时，文艺总是脆弱的，而因此所建构的文学公共领域也往往不堪一击。 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知识界人士纷纷开始了对安身立命之本的反思，也开始了对价值立场的调整与转换。许纪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从9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而且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对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是有反省的，认为这是十分虚妄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90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称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90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这里说的是学界的情况，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描述出知识界的整体状况。而在我看来，这种心态与状态最终营造出来的是知识界人士纯化其角色扮演的集体行动：学者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分离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究，作家也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分离而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码字匠。一段时期内，知识界仿佛展开了一场自我矮化的体育竞赛，这时候，似乎谁越是低姿态、低八度、低到尘埃里去行腔运调，谁就越是能赢得鲜花和掌声。 这当然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这一意义上，王朔在此时的走红便依然值得反思，他及时地捕捉到历史转换时期的社会心理，并把知识界的矮化运动转换成了文学上祛魅（祛知识分子之魅）行动。 现在看来，作家去除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其实就是放弃了80年代的那种价值追求，文学公共性的建设工程被迫搁浅。而文学公共性的关门之日也正是文学私人性的开张之时。当作家从社会退守自我，文学也就从外部世界退向内心世界。萨特（Jean-Paul Sartre）谈到18世纪的法国文学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把作家看成一种专家；假如作家竟然会思考社会秩序，他就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烦，产生恐惧，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于作家的只是让他们分享作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这一来，文学就与在十七世纪一样，还原成心理学了。”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界似乎也在重复着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于是，“私语”成为文学的重要形式，而“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则成为一些作家重新宣布的文学主张。这种写作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对社会责任感的一种逆反或逃避，但我们同时也不该忘记，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无疑也隐秘地透露出民族、国家、社会等宏大叙事受阻和遇挫之后的创伤性体验。 在这一语境中，1993年所出现的《废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文本。它似乎含蓄地回应了那种创伤性体验，却又走得更加极端，以至于把私人写作变成了身体写作。而贾平凹让作为作家的主人公选择女人并使其沉迷于肉的狂欢之中，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隐喻：当作家卸下知识分子的重负之后，不得不直面迷茫和虚妄。由于无路可走或无计可施而逃向女人怀抱常常是封建末世文人的传统套路，所以那种通过性来寻求忘却、超脱、反抗或振作便显示出一种双重的退化。一方面是道德层面的退化，一方面是文化层面上的退化——一个现代作家居然既抛弃了80年代新启蒙的成果，也穿越了“五四”思想启蒙的底线，而直接接通了末世文人的雅好畸趣，作家的沉沦之深与堕落之远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 与此同时，《废都》也开启了一种纯文学的商业炒作模式：“当代《红楼梦》”的预先宣传，百万稿酬的事先报道，“□□□”的精心设计等等，均调足了读者的胃口，以至于短短几个月内正版盗版发行百万册。当时一个出版社负责图书发行的人士说：“我认为这是贾平凹和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广告策略，他们合作得巧妙，同时利用起新闻界，如：他们不时地透露一些诸如‘一百万稿费’的消息，然后矢口否认，用这种既透露又否认的办法使自己成为热点，既不冒风险又赚到了钱。《废都》热起来不是偶然的，北京出版社去年曾成功出版、发行40万册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前例。北京出版社这二年探索的出版发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种广告策略居然成为其他出版社可资借鉴的经验，由此可见《废都》商业炒作的成功。而事实上，这种炒作策略此后果然频频用于纯文学的出版发行之中，进而内化为文学商业化的一个游戏规则。如今，由于经济利益，作家更是与书商和出版商捆绑在一起。每当一部小说面世，他们往往高调出场，四处演讲，签名售书，频频在媒体上亮相。他们成了文学商业化的推波助澜者。 在这里，我之所以对《废都》的商业炒作旧事重提，是因为它改写了公共话题的性质和方向。当名符其实的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之后，有关文学的公共话题并没有消亡。特别是1992年文学也迈开市场化的步伐之后，图书出版界、新闻界乃至文学界亟需要一些话题来添补公共领域消失后留下的真空地带。这时候，制造话题、营造热闹景象从而迎合与满足读者大众的消费心理，便成为文学市场化时代的重中之重。《废都》的出场适逢其时，它的香艳与颓废、名人效应、广告策略等等非常适合商业时代大众传媒的口味，也很容易形成一种奇观文化。于是，以《废都》的名义，我们仿佛又拥有了与文学相关的公共话题。但这样的公共话题却充斥着猎奇、笑骂、心理宣泄、裸露与窥视等内容，与80年代已无法同日而语。甚至当年那些批判《废都》的文本也大都被那种畸变的公共话题所感染，从而显得夸张变形，它们融入到公共话题的消费浪潮中，成了消费文化的同谋。 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指出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大众媒介的冲击对文学活动造成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主要有二：一方面，它们让文学“非活动化”了，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文学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们又使许多文学变成了“活动”，文学因此新闻化和传媒化了。韩少功曾经指出：“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这是对前一种状况的回应。昆德拉（Milan Kundera ）说：“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播媒介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播媒介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播媒介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被新闻控制，便是被遗忘控制。这就制造了一个”遗忘的系统“，在这系统中，文化的连续性转变成一系列瞬息即逝、各自分离的事件，有如持械抢劫或橄榄球比赛。”此说法是对大众媒介进入到文学活动之后的分析。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纸媒、电媒与网媒的崛起与繁荣，中国开始进入媒介文化时代；而由于大众媒介从总体上朝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迈进，文学界便时常成为媒体重点关照的对象。如果说80年代文学活动还主要掌握在作家与批评家手里，他们在其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么，90年代以来，文学活动中作家与批评家的声音却日渐式微，话语权开始转移到媒体记者手里。他们开始控制局面，并成为其言说主体，或者作家批评家也成了媒体记者的合作伙伴。新闻娱乐话语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入侵与掌控，意味着切入角度、行文方式、话语风格、兴奋点与聚焦点等等均发生了变化，文学活动从此被新闻娱乐业接管了。 那么，指出以上问题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之后，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与伪私人领域的兴起。哈贝马斯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认为，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中，公众批判意识的养成来自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并非受制于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然而随着大众媒介侵入私人领域，失去私人意义的内心生活遭到破坏，批判意识也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结果，文化批判公众逐渐淡出，文化消费公众则走向前台。而“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要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实际上，中国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对文学活动的挤压与裹胁，也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哈贝马斯的分析。于是我们看到，大众媒介虽制造了文学活动的热闹景象，却同时消解了公众的批判意识，催生了他们的消费意识。而目标受众的位移与消费公众的大量出现，也给重建文学公共领域的努力带来了很大难度，因为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形成后，它既会遮蔽、掩盖、淡化、擦抹原公共领域的问题意识，也会把原来的真问题变成伪问题，而把现在的伪问题变成真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在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境中，我们进入到昆德拉所谓的“遗忘的系统”之中。 何处寻找公共性 当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与文化伪公共领域的诞生显然是一起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表征着当代中国政治气候、经济因素、文化场域、时代风尚等方面变迁互动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而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中，文学公共性一旦消失，对它的恢复和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文学远离现实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阐释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专家治国的年代里，文学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具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虽然“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 ）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下中国也开始了“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 ）的进程，这意味着公众的政治诉求已发生很大变化并因此变得更加分散，人们在“解放政治”层面所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今的文学与文学活动已失去了生成公共性的基质。 既然文学已与公共性无缘，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建设公共性的基础呢？简单地说就是在文学以外。事实上，当90年代的公共领域不复存在后，重建公共性的潜流就一直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暗自涌动。而此领域的一些学者也通过种种方式寻求着在专业之外发言的机会。世纪之交以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议论渐成话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界对重建公共性的期待。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特别策划，其入选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而所评选出的50人涉及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律师、历史学家、哲学史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科学家、公众人物、传媒人、专栏作家和时评家等。这一评选虽有媒体炒作意味并引发一些议论，却也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作家虽有入选，但50人中只有五人（分别为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且五人中大陆作家又只有两人的事实，也印证了文学界确实已不再具有生成公共性的能力。第二，公共知识分子多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又意味着重建公共性的基础已从原来的文学界转移并扩散至经济学界、法学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传媒界和科学界等。这种既有专业背景又有公共关怀的多点突破，应该是当下中国重建公共性的新气象。 大概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变化，才有学者对重建公共性方案做出过如下构想：“新的公共性基础不再是左拉、萨特式的普遍话语，也不限于福柯式的特殊领域，他从专业或具体的领域出发，实现对社会利益和整体意义的普遍化理解。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视野来看，世界既不是由虚幻的意识形态所构成，也不是被后现代和技术专家分割得支离破碎；它从各个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场出发，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与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样由具体而编制成整体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础。”这种方案应该说是合理的，但也必须到意识到重建的种种困难。伪公共领域的存在正在削减着文化批判公众的规模，明松暗紧的媒体管制又让话语空间变得或大或小、阴晴不定。学界虽然已是重建公共性基础的重镇，但现行的学院体制又正在熄灭着许多学人的公共关怀与公共冲动，或者如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言，久居学院的教授“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让公共性的重建变得艰难困顿起来了。而正视这些难题，积极寻求应对方法，并在种种缝隙中拓宽言路，从而逐步改变公共领域的现状，可能正是所有还未淡忘知识分子职责者所需要长期做的一项工作。 2008年11月2日 注释部分 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刘锋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124页；[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徐晓：《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60－85页。 徐晓：《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 载《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 谢泳：《报告文学及其态势评价》，载《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期。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路遥：《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载《光明日报》1986年1月2日。马玉田、张建业主编：《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1979－198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54－755页。 李存葆：《我的一点思考》，载《光明日报》1985年12月4日。马玉田、张建业主编：《十年文艺理论论争言论摘编（1979－198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页。 吴琪：《畅销书历史：精英落幕》，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8期。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25页。 赵士林：《对“美学热”的重新审视》，张未民等编选：《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3页。 参见《〈当代〉大编畅谈“文坛往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09/23452.html. 李陀：《漫说“纯文学”》，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参见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后世纪”的文化瞭望》，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载《东方》1994年第5期，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陈骏涛：《从一而终——我的文学批评之旅》，载《芳草》2007年第1期。 [英]戴维·洛奇：《小世界·序曲》，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260－261，256页。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转引自多维编：《〈废都〉滋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韩少功：《灵魂的声音》，《夜行者梦语》，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法]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米兰·昆德拉访谈录》，谭立德译，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16页。 此种现象笔者在《从文坛事件看文学场的混乱与位移》一文中有过分析，可参考。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25日。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此处借用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的说法。他认为解放政治可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大体而言，笔者以为80年代的中国主要是沉浸在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中；而90年代以来，解放政治开始退位，生活政治开始兴起。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248，252页。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此文刊发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