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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传达出浓郁的本土气息的莫过于沈从文的作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当我们试图回眸寻找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历史叙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最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世界。湘西作为苗族和土家族世代聚居的地区，是一块尚未被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彻底同化的土地，衡量这片土地上生民的生存方式，也自有另一套价值规范和准则。沈从文的独特处正在于力图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去呈现那个世界，实现着他作一个\"地方风景的记录人\"的愿望。他以带有几分固执的\"乡下人\"姿态执迷地创造了乡土景观，\"不管将来发展成什么局面，湘西旧社会的面貌与声音，恐惧和希望，总算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保存了下来。\"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构成了乡土地域文化的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懂得，地区特征是中国历史中的一股社会力量\"1。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文学的一体化进程的时候，沈从文正是以乡下人的固执的目光，为我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最后的背影。 但是，这个本土形象在沈从文研究界却渐渐成为一个本质化的唯一形象。研究者们只偏重于把沈从文看成一个地域作家，在强调沈从文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时候，往往又漠视了他的复杂性。尤其到了40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沈从文，一个现代想像和国家想像的建构者。但是这个与历史、文化甚至政治语境绞结纠缠的沈从文，这个在地域叙事中热切思考和回应现代性和民族国家问题的沈从文却更容易被我们忽略。而这个有文化关怀和政治热情的沈从文，集中映现在充斥着传媒符码的《长河》中。 沈从文创作于四十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长河》2中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频繁出现了报刊的字样，既有如《创造》、《解放》、《申报》、《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等一些现代报刊史上重要的报刊，也涉及到省报、沅陵县报等地方性报纸。这些传媒字眼的大量出现或许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能不能把它们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符码来把握？在一部描写湘西少数民族地域史的追求\"江河小说\"模式的创作中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大众传媒符码？沈从文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中运用这些传媒符码的？通过传媒符码的运用，沈从文在建构什么样的想像？这些符码又是怎样以一种小说文本内的结构性因素参与了小说叙事意义的生成，从而成为小说文化幻景的一部分？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长河》中复现次数最多的是《申报》3的字样，一共出现了十六次。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湘西辰河中部的小口岸吕家坪，《申报》的读者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读者群，主要是地方行政人员（如小说中提到的\"税局中人\"）和民间的士绅阶层。小说中士绅的代表，是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商会会长和橘子园主人滕长顺，他们都是《申报》的二十多年的读者，是直接阅读《申报》的主体，《申报》既是他们从中了解天下大事的途径，又是一种身份、阶层乃至权力资本的象征4。吕家坪还有另一类《申报》的间接读者，代表人物就是小说的贯穿性的主人公老水手的形象，他是枫树坳的祠堂看守人，看守的就是橘子园主人滕长顺的祠堂。小说中两次写到他是\"老《申报》间接读者，用耳朵从会长一类人口中读消息\"，证明《申报》已经从士绅阶层辐射到平民百姓，构成了整个湘西社会获得消息的重要来源。 但是，由此而过高估计《申报》所表征的大众传媒在《长河》时代的湘西所产生的作用，则会陷入过度阐释的陷阱。湘西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公共舆论空间，而且是占据更主导地位的空间，这就是湘西大众口耳相递的传闻和道听途说的消息，构成了老中国更具普遍性的乡土口头传闻空间。老水手正是这一口头传闻舆论空间中的真正主角甚至是明星。他可谓是传统传媒方式--乡土传闻的化身，其本人就是一个微型的消息与新闻的集散地。沈从文动用了很大气力写老水手对消息的汇集与传播：\"老水手到了吕家坪镇上，向商会会长转达橘子园主人的话语，在会长家同样听到了下面在调兵遣将的消息……还可从那些船老板和水手方面，打听出一些下河新闻。他还希望听些新闻，明天可过河到长顺家去报告。\"因此橘子园主人滕长顺见到他总是会问：\"有新闻没有？\"小说叙事者接下来的干预性解释是：\"话中实有点说笑意思，因为村子里唯有老水手爱打听消息，新闻格外多。\"5 \"消息\"和\"新闻\"是小说《长河》的关键词。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一边摆摊子，一边听各路人谈各路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来往人多，过路人和弄船人经过坳上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吸一口烟，松松肩上负担……听生意人谈谈各样行市，听弄船人谈谈下河新闻，以及农产物下运水脚行情，一条辰河水面上船家得失气运。遇到县里跑公事人，还可知道最近城里衙门的功令，及保安队调动消息。 祠堂\"既临官道，并且滨河\"，而官道与河流，在湘西都是传播资讯的最重要的渠道。其中的那条辰河，更是沈从文图腾一般的符码，所负载的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乃至主题学方面的语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怎样诠释都是不会过分的。沈从文的读者都熟悉他的创作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这篇发表于1934年，与《边城》写作差不多同期的文字强调的尚是\"水\"对沈从文作品的环境背景、人物性格以及文字风格的影响，但到了《长河》中，\"水\"尤其负载了在交通和资讯方面的功能。这对于考察沈从文后期创作视野的变化是有启示性的。如果说，《边城》中的河流凸显出的主要是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价值，那么，在《长河》中，它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资讯传播方面的作用则被沈从文充分渲染。老水手坐守的正是水陆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人，经过老水手的祠堂时，\"必坐下来歇歇脚\"，同时交流各种小道消息。《长河》故事情节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写传闻与消息的传播。它塑造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典型公众舆论空间，枫树坳祠堂从而与鲁迅的咸亨酒店，老舍的裕泰大茶馆，沙汀的其香居茶馆，一起构成了乡土公共空间的象征。 正是这种由小道消息和口头传闻所构成的乡土舆论空间，构成了《申报》登场的具体语境。《申报》的地位是在与民间传闻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民间口头传播的消息大都是小道消息，其中又以谣言为主，缺乏可信度。而湘西人，尤其是那些关心外部世界和国家大事的当地士绅，他们了解到的更\"真实可靠\"同时也更重要的新闻都来自现代传媒。比如小说写到商会会长：\"会长原是个老《申报》读者，二十年来天下大事，都是从老《申报》上知道的。\"有人告诉他说老蒋明年要带兵和日本打一仗，他就表示不相信，因为他有更准确的消息来源：\"世界大战要民国三十年发生，现在才二十五年，早得很！天津《大公报》上就说起过！\" 由此可以看出，《申报》和《大公报》一类的现代大众传媒，建构了不同于乡土传闻的另一种话语和舆论空间。它带给湘西以\"天下大事\"，带来的是不同于真假难辨的口头传闻的另一种\"真实\"性的新闻。当然这个\"真实\"是要打上引号的，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看来，报纸的真实其实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在当时湘西人眼中，报纸才是真正可信任的资讯途径。小说中写到：\"老《申报》到地照例要十一二天，会长还是相信国家重要事总会从报上看得出。报上有的才是真事情，报上不说多半不可靠。\"在今天看来，迟到十一二天的报纸早失掉了时效性6，但是至少它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这就是现代传媒所塑造的神话之一，即真实性的神话。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长河》的叙事中，湘西这两种舆论空间--乡土传闻与现代传媒--塑造着民众不同的想像方式，从而也决定了湘西民众对外部消息的重述与重塑，进而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像。对我的议题来说，被传播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消息在湘西经过了怎样的改造和变形，又怎样介入和影响了湘西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时，我注意到了《长河》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生活\"运动。湘西的两种舆论空间所塑造的不同想像方式，集中表现在贯穿《长河》始终的关于\"新生活\"运动的话题上。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初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所谓\"文化复兴运动\"。它所涵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核心是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的总理扩大纪念周集会上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提出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符合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开始一个新生活运动\"，标志着历时十五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的开端。此后短短几个月里，新生活运动组织迅速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提灯游行、组织检查、发表演说，一时间好不热闹7。《长河》中就集中描述了湖南的常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的情形，毗邻的湘西也行将被它波及，这也说明国民党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权，还是有它在行政上的覆盖能力的，连湘西的普通百姓都感觉到\"新生活\"阴影的笼罩。 \"新生活\"由此构成了《长河》中的另一重要符码，这一字眼一共出现了整整五十次之多，既表现了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对湘西的影响，又标识着作者潜在的政治关怀。它显然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符码，它的频繁出现既生成着小说的政治语境，又显示着风格特征，与你读《边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边城》是一个相对自足而纯粹的民俗世界，它拒斥的就是\"申报\"、\"新生活\"一类的字眼儿；而当《长河》充斥着关涉外部世界的异质性语汇时，小说所建构的语义空间也显然与《边城》有所不同。 对\"新生活\"运动的描述在《长河》中是以两种形态表现的，一是通过民间传闻和小道消息的固有的乡土传播途径，二是以商会会长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读《申报》所得到的印象。 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老水手坐守祠堂，听几个过路的乡下人谈新生活运动，这就是\"新生活\"在湘西民间口头传闻中的最初呈现，被渲染成一副凶神恶煞般的模样，使乡下人感到的是大难临头般的忧虑和恐慌，比如小说这样写一个背着猪笼的妇人的反应：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又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二十四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接受了点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长河》接下来花费了许多笔墨写水手们谈论在常德所见到的\"新生活\"实施情形，写吕家坪人对\"新生活\"的传闻和议论，\"新生活\"在小说中演化成滑稽可笑的面目。小说中有一段写湘西人对\"新生活\"的嘲弄： 譬如走路要靠左，衣扣得扣好，不许赤脚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洁……如此或如彼，这些事由水手说来，不觉得危险可怕，倒是麻烦可笑。请想想，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必靠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浇菜用不用大粪？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哪里来卫生丸子？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痧？ 类似的段落在小说中集中出现过四、五处之多，可见沈从文非常重视\"新生活\"所指称的政治话语空间8。但沈从文所关心的并不是新生活运动的本意，他描述的其实是乡下人对\"新生活\"自己的观感和想像，是乡土舆论空间对国家大事件的态度和重塑，是民间话语以狂欢节的方式对官方话语的改造9。沈从文的策略是回避自己对\"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判断，而是让湘西世界的公共舆论空间自行呈现对\"新生活\"的认知和想像。但是小说中叙事者讽喻的口吻却还是透露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与嘲弄的态度。沈从文的政治关怀通过对新生活运动的调侃得到了充分的传达。 小说自然夸张了乡下百姓对\"新生活\"的惊恐与调侃。但\"新生活\"之所以让乡下人感到可笑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它以一种夸张变形的不真实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而与传播小道消息的弄船人、老水手乃至背猪笼的妇人不同， 税局中人、会长们是《申报》的读者，\"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早从报纸看到了\"10。因此，对于\"新生活\"即将来到湘西的传言，会长就有了自己的\"权威\"判断：\"会长以为这是全国都要办的事情，一时间可上不来。纵上河要办，一定是大城里先办，乡下暂时不用办……他的推测是根据老《申报》的小社评表示的意见。\" 会长的权威性其实来自于现代传媒的权威性。现代大众传媒正是以其\"真实性\"与权威性的幻觉实行对社会舆论空间的宰控。它也正是如此介入了湘西这样看似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在民间固有的新闻传播途径和舆论导向方式之外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建构湘西人对外部世界和所谓\"现代\"的具体想像。对湘西这样的偏僻的乡土，现代大众传媒是展现\"现代\"视野的最佳途径。二是塑造国民现代素质和民主法制公正等现代意识11。三是辅助集权国家在具体的行政权力之外实施新闻与舆论的控制，传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对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对国家想像的建构，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重要的功能。沈从文的《长河》显示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过程，与现代大众传媒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与国家机器有形的管制不同，大众传媒在无形中建构着一种统一的\"民族国家\"想像性图景，并塑造着国民对于\"国家\"的信仰。《长河》中的湘西士绅和普通百姓就每每流露出相信国家的朴素情感： 长顺是个老《申报》读者，目击身经近二十年的变，虽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对于官，永远怀着嫌恶敬畏之忱，对于国家，不免有了一点儿\"信仰\"。这点信仰和爱，和他的家业性情相称，且和二十年来所得的社会经验相称。他有种单纯而诚实的信念，相信国家不打仗，能统一，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的会好转的。 会长说：\"亲家，树大就经得起攀摇。中国在进步，《申报》上说得好，国家慢慢的有了中心，什么事都容易办。要改良，会慢慢改良的！\" 长顺的想法恐怕是有代表性的，中国的相当一部分老百姓也是这样，\"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国家\"。长顺和会长代表的湘西士绅，就有这样一种相信国家的意识，而且这种国家意识是与《申报》的灌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有意忽略了《申报》在中国现代传媒史中的特殊位置和具体特点，如办报方针及其演变、不同历史阶段所选择的意识形态策略以及与政权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复杂绞结的关系等等12，沈从文更是把《申报》笼统地看成现代传媒的象征和标识，所以它更是一个符码。但正是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申报》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13。无论是橘园主人，还是商会会长，其对\"国家\"的意识和\"信仰\"，都得益于《申报》（当然更包括《中央日报》）二十多年潜移默化的熏陶。至于老水手这类\"老《申报》的间接读者\"，则更加迷信传媒的权威性，并且更其天真地相信报纸是上传下达的最好方式，甚至于相信蒋委员长也能通过《申报》了解到湘西一隅发生的事情14。 从某种意义上说，《申报》所代表的现代传媒已经构成了《长河》所描绘的湘西社会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公共空间\"15。湘西人最早读《申报》的时间暂时无法考察。但沈从文至少在尚未离乡的青年时代，就已是《申报》等报刊的忠实读者16。据《从文自传》，在一、二十年代之交，\"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的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及各省报纸上讨论\"。沈从文或许还没有能力在报纸上参与这样的讨论，但当时地方为了\"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还筹办了个地方刊物，置办了一部大印报机，设立了一个报馆\"。沈从文则临时调到新报馆作了校对。不知这是否可以看成沈从文后来踏上文学之旅，进而经常与现代传媒打交道的一个开始。但影响了沈从文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毕竟在进入报馆后来临了。与他同住一间房子的一个印刷工人，\"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读的已经是五四时期的《改造》、《超人》、《创造周报》。这种新的阅读视野迅速征服了沈从文，\"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还把现代传媒带给他的影响诉诸行动17，直至他从湘西走出来，成为现代传媒的一个主角18。 这种受新书报和新思想的感召而迎来人生转捩点的伟人\"创始\"神话在现代人物传记中司空见惯，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意味可言了。但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长河》中如此频繁地出现传媒符码。它的功能是有多重性的。现代传媒既展示着一个崭新的现代视野，也意味着沟通湘西与外部世界的具体途径，同时建构着湘西人对于天下和国家的具体想像。有研究者通过对邸报的研究指出： 明清时期的邸报能够跨越地域隔阂，造成知识分子与朝廷、天下的联系，建立他们对天下国家的具体感。它的媒介功能构成了一个个人参与、观看公共事物的场域。当邸报（包括小报）透过行政系统或商品行销由权力中心向外扩散，以至于构成传播网络时，它也就成为一个\"天下\"人共同观看的\"舞台\"……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公共场域\"19。 现代大众传媒类似的功用则更明显。它一方面提供着民众辨识、想像\"天下国家\"的具体化的情境，另一方面，传媒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场域，聚焦着民众的目光，充当着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权威解释者和无冕发言人，同时也是现代生活和民族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具体建构者。我们往往忽略了大众传媒的这种建构的作用，以为传媒只是在客观报道和纪录天下的事情，其实传媒不仅在具体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在具体建构着我们的生活，甚至传媒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所以阿尔都塞早就指出：媒介看起来似乎在反映现实，\"而实际上是构建现实\"20。《申报》作为现代传媒作用于湘西世界，也有一种构建现实的作用。体现在《长河》中，则是对\"国家\"想像的建构。而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则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以及国家权力与统治对湘西宰控手段的一种既具体而又无形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进入现代以后，湘西社会就不再具有维持世外桃源之纯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21。 考察《长河》中的传媒符码的意义正在这里。传媒符码的存在揭示了湘西社会的历史性，揭示湘西与天下国家的一体化的图景。正是《申报》这类现代传媒持续地作用于湘西关于外部世界以及\"国家\"的具体想像，同时也构成了建构湘西社会关于\"国家\"意识和想像的重要环节，使湘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角隅得以把自己与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共同体联系起来，把自己想像为民族国家中的一部分22。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传媒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国家主义话语在《长河》中的介入，也同时复杂化了这部文本的政治倾向。以往的某些研究（譬如美国学者金介甫）有可能过度地强调了沈从文的少数民族立场，过度强调了沈从文的\"力争湘西自治\"的政治理想，可能是把西方语境中对中国地方性以及差异性问题的关注过多地带入了沈从文研究。尽管在沈从文那里，对湘西自治的主张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之间可能没有矛盾，但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其自治理想这一维度，则可能会忽略沈从文对于民族国家在心理和情感意义上的认同的一面。尤其《长河》时期更表现出这种认同感23。因此，对《长河》的概括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河》是一部试图以江河小说的形式写湘西地方史的地域主义小说24，另一方面，《长河》中建构的对\"国家\"以及\"现代\"范畴的想像，则使小说表现出超越湘西一隅的更广阔的政治与文化的包容性视野。 这就涉及到了沈从文一贯坚持的表述策略，即\"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举。沈从文常常自称是乡下人，他在小说中经常建构的也是\"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格局背后隐含的语义并非是少数民族和现代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是乡土与都市的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小说中叙述者有这样的声音：\"虽说民国来五族共和，城里人，城里事情，总之和乡下人都太隔远了。\"作者在肯定和认同\"五族共和\"的前提下把问题转化为\"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距离。这种\"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距离，也许揭示的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更本质的问题。对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始终如一的关注，使沈从文成为自觉思索现代性问题的作家。而在《长河》中，沈从文比在其它文本中更集中建构的正是关于\"现代\"的想像。正像他在《长河》题记中指出的那样：\"\'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那么，在小说文本中，\"现代\"究竟是如何被具体感知的？又是经由何种途径和方式被获得理解的？沈从文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想像？ 美国一学者指出：\"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他们的理解是通过建构社会不同阶层的形象来进行的；这些形象总是从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界定的。\"25尽管《长河》所描述的湘西世界关于\"城里人\"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众传媒的塑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并没有通过所谓\"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理解城市，相反，他却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来建构对\"城里人\"以及都市生活的想像： 城里大学堂教书的，一个时刻拿的薪水，抵得过家中长工一年收入！花两块钱买一个小纸条，走进一个黑暗暗大厅子里去，冬暖夏凉。坐下来不多一会儿，就可看台上的影子戏，真刀真枪打仗杀人，一死几百几千，死去的都可活回来，坐在柜台边用小麦管子吃橘子水和牛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苏州到处都是水，人家全泡在水里。杭州有个西湖，大水塘子种荷花养鱼，四面山上全是庙宇，和尚尼姑都穿绸缎袍子，每早上敲木鱼铙钹，沿湖唱歌。……总之，如此或如彼，这些事述说到乡下人印象中时，完全如哈哈镜一样，因为曲度不同，必然都成为不可思议的惊奇动人场面。 声音是叙事者的，但模仿的是乡下人的口吻，给人的感觉就像中国人看西洋景一样，都市生活在乡下人的叙述中就有一种奇观效应。当然细细分辨，叙事者的口吻中还有一种嘲笑，又譬如下面一段： 顶可笑的还是城里人把橘子当补药，价钱贵得和燕窝高丽参差不多，还是从外洋用船运回来的。橘子上印有洋字，用纸包了，纸上也有字，说明补什么，应当怎么吃。若买回来依照方法挤水吃，就补人；不依照方法，不算数。说来竟千真万确，自然更使得出橘子地方的人不觉好笑。 这种嘲笑是沈从文的，还是乡下人的，也许是难以分辨的。但这种观照都市的视角，却是典型的乡下人视角。 沈从文在都市辗转了近二十年，但是对\"乡下人\"的那份自我体认仍没有舍弃，或许在自我期许之外更构成了文本写作的表义策略26。在《长河》中，\"乡下人\"则成为一种视角，传达着湘西人对\"城里人\"的想像。尽管沈从文早期小说中丑化城里人的描写策略有所改变，但那份\"如哈哈镜一样\"的夸张和变形却一如既往。而背后，则是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表达的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的忧虑：\"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这是对现代冲击下乡土生存方式的隐忧，也是对\"现代\"本身的反思。沈从文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环27。与那些处处强调革新与改造的激进主义者不同，沈从文更看重传统与乡土生存方式及观念形态，如正直朴素人情美、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甚至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等等。换句话说，这些传统的存在是不能被一下子抛弃的，即使被替代，也要看看替代物好不好，不是一提到\"现代\"，就都是好的。\"现代\"在沈从文那里，不是一个\"进步\"的代名词，它必须在中国语境中检验，在乡土语境中检验，在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中检验28。因此，沈从文对现代的反思就提供了中国现代作家认知\"现代性\"的别一种视野。 它与鲁迅的现代或者李金发的现代，与胡适的现代或者吴宓的现代都有些不同，它复杂化了对中国\"现代性\" 的理解和体认，从而有助于把一个非同质化的\"现代\"范畴引入到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使\"现代\"自身成为一个蕴涵着多维的甚至悖反的内容的存在。 因此，沈从文通过\"乡下人\"的视角对\"现代\"的想像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性语境的丰富性。德里克认为，\"对现代性体验的结果却是历史的丧失以及和过去的断裂\"。沈从文正是意识到这种断裂的存在并进而屡屡表达自己的杞忧。\"现代\"在他这里是个需要具体分析的范畴，是无法直接纳入一个笼统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中的。至少在沈从文理解中，现代的理念与现代的具体表现方式其实是分裂的，\"现代\"在湘西要么变了味，要么就只剩下皮毛。在《长河》时代，\"现代\"在湘西还是一个异质的存在物，还没有变成湘西的内部的同质的东西。湘西依旧残存的地域特征与异质的现代因素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纠缠更印证着德里克所谓\"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国家\"29。这使沈从文所需要处理的观念和视野的矛盾从来就不像有些学者所描绘的那么单一。譬如中国的本土学者就突出强调沈从文的文化视野，而忽略了在诸如《长河》这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政治关怀和热情30。而西方学者则过于强调沈从文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以及对于地方自治的追求，而忽略（或者视而不见？）了《长河》在国家与现代想像问题上的复杂性。 《长河》最终体现出的是国家主义与地域话语之间的张力。而传统与现代，激进与守成的维度又参杂在国家与自治话语之间，使《长河》成为一个内部开放的话语空间。多种话语和权力形态的绞结，使小说呈现出的秩序图景是极不稳定的，各种话语也处在一个非平衡状态的张力场中，左右冲撞，四处奔突。小说中每每体现出一种两难的境地；同时不稳定的秩序图景作用于小说的叙事形态，也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叙事格局。读《长河》你会感到内心很喧嚣，既有阅读情绪上的浮躁，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困惑，你与作者一样寻找不到出路。这就是因为小说缺乏内在的远景形象，既是一种文化远景，也是意识形态远景。所以沈从文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他要写长河式的诗史般的大叙事，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长河究竟要流向哪里，又是作者无法企及的。《长河》的叙事视野中缺乏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景象的维度31。而文化视野以及意识形态远景的缺乏，则使沈从文甚至无法给故事中湘西世界的复杂局面一个哪怕是想像性的解决。如果说《边城》的结尾已经预示着湘西自足的田园图景的破碎，那么，《长河》则表现出一种未完成性32。当湘西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与国家形象和现代视野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是沈从文在纸上所能解决的。虽然《长河》题记中说：\"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但是在1942年写作《长河》的时候，这个\"未来\"尚遥遥无期。各种现实性的政治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的介入，使得《长河》真正要处理的主题远不如《边城》那么单纯。《长河》标志着沈从文从文化理想向政治理想，从审美想像向意识形态想像的过渡，这使《长河》不同于《边城》的人类学属性，而充分展示了意识形态特征。而《申报》所象征的现代传媒的介入，无疑更加彰显了这种意识形态属性。《长河》的意义就生成于关于传统与现代、乡土传闻与大众传媒、民族国家与区域自治、文化关怀与政治热情之间的夹缝中。 以《申报》为代表的现代报刊因此以一种大众传媒符码的方式构成了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也就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符码参与了小说叙事的生成，进而成为小说文化幻景的一部分，在《长河》中由一种外在于小说世界的传媒形象\"变成了叙事意义的生产者\"33，最终凝聚了沈从文《长河》时期的政治想像和文化想像。在研究界所乐于勾勒的一般视野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自足而封闭的世外桃源，其象征就是1934年的《边城》。而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跨越，仿佛是从\"前史\"一下子迈进了\"现代史\"。这与《长河》直接处理了湘西社会的\"现代\"想像和\"国家\"想像，直接介入了\"现代性\"语境以及现实政治语境大有关系。而这种\"现代性\"和现实政治语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小说中具体的传媒符码建构的。 2002年9月6日一稿 2003年1月1日二稿于京北育新花园 注释 1 金介甫：《沈从文传》，4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2 《长河》创作于1939到1942年，据沈从文的《长河》题记，小说本来要写四卷，但最终只有第一卷问世。对这部小说国内学术评论界重视的不够，但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曾经说\"《长河》最能够充分体现沈从文艺术天才的的各个方面\"。此外最喜欢《长河》的可能是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应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巴金 黄永玉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45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3 《申报》是中国历史上办报时间最长的大报之一，187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终刊。它对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报业史以及对民间阅读的影响力是难以估价的。《申报》在民间甚至成了报纸的代名词。比如江浙一带至今在民间语言中仍把报纸称为\"申报纸\"。比如我亲耳听到宁波老人说\"把申报纸整整好\"，尽管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申报》。徐铸成回忆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比如，新媳妇要回娘家，会叫他的男人：\'这些东西不好带，拿张申报纸来包包。\'虽然捡出的可能是《新闻报》，或者是别的报纸。\"所以人们往往尊称《申报》为\"老申报\"（《报海旧闻》，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 在湘西这样偏僻的乡土一隅，读《申报》肯定标志着身份，同时也标志着权力。 5 在二十世纪初叶到二、三十年代的具有前现代特征的湘西，考察新闻与消息传播的具体方式、途径与速度是令人着迷的话题。外边世界的消息传闻、政府的政令举措以及国家和世界的重大事变究竟是怎样传到偏僻的湘西一隅的？乡土传闻和现代传媒这两种形式在湘西社会舆论空间中各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又分别起着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的作用？外部世界的新闻与消息怎样作用于当地人的想像？又如何在他们的记忆中持续？外部世界发生的大事件在乡土记忆中持续的时间与资讯发达程度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在湘西这样保留了乡土特征的前现代社会，曾经发生过的某一重大事变譬如袁世凯称帝或革命军北伐，即使过了很久，仍会持续占据人们的记忆和话题的中心。《长河》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但\"在当地人心中，还老只记着护国讨袁时，蔡锷带兵在这里与北方军队作战，印象深刻\"，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二姑娘仍然在问\"不是下头南军和北军又开了火，兵队要退上来？\"这样落伍了十多年的问题。 6 消息的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和地域中，它的时效性也有所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中，迟到十一二天的报纸在当地人看来也许仍具有时效性。当然，湘西也有时效性更强的更\"现代\"的传媒，那就是当地\"福音堂\"的牧师才有的无线电，用小说中人物的话说，\"天下消息当天都知道\"。 7 参见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8 小说还借乡下人的口吻讽刺了一下蒋介石：\"我听高村人说，他船到辰州府，就在河边眼看到\'新生活\'下船，人马可真多！机关枪，机关炮，六子连，七子针，十三太保，什么都有。委员司令骑在大白马上，把手那么叉着对民众说话，（鼻子嗡嗡的，摹仿长官声调）诸位同胞，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姊妹，我是\'新生活\'。我是司令官。我要奋斗！\"据金介甫，沈从文在八十年代与他谈话中说，这里的委员司令指的就是蒋介石。参见金介甫：《沈从文传》，39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9 考察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狂欢节式的改造，《长河》中的民间舆论空间对\"新生活\"的叙述和想像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新生活\"在湘西民间传播的过程，由此是可以作为一个传播学的具体生动的案例进行分析的，从中可以考察乡土社会口头传闻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 10 《申报》刊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是在1934年5月15日第10版（署名蒋中正的重要文章放在10版，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申报》此后仍陆续刊有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报道。 11 譬如小说借保安队长的师爷之口说出的地方报纸--沅陵县报上\"凡事公正，公买公卖\"的宣传和主张，以现代传媒的方式传达出来，就有别于乡土观念形态，而有了一种现代意味。 12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3 1872年《申报》创刊号告白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样，不述荒唐之误，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申报》在漫长的办报历史中大体上坚持了初衷。即使在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作为以新闻时事政论商务为主的报纸，它也有别于《中央日报》一类的固守主流意识形态的党报，尤其在三十年代初期，《申报》批评政府，抨击时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从1932年7月16日起，《申报》全部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扣在市邮政局的地下室内，一律不准邮往外地。严格说来，《申报》并不是大力提倡国家主义的报纸（考察历史上的《申报》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是另一篇文章的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份报纸同样参与了塑造湘西人的国家意识的过程。这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证明了现代传媒在塑造民族国家，使国家成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4 《长河》原著中是这样写的：\"话既由油坊而起，老水手是个老《申报》间接读者，于是推己及人忖度着：\'我们南京那个老总，知不知道这里开油业公司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登个报，让他从报上知道？他一定也看老《申报》，他还派人办《中央日报》，应当知道。\'\" 15 这个\"空间\"主要是文本中建构的空间，或者说是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社会的可能存在的想像图景。至于这个图景是不是湘西社会本来固有的，不是本文处理的问题。当然可能湘西社会传媒空间的真实图景就是《长河》所描述的那样，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根据小说来指认湘西的历史真实。我们必须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文本中建构的，一个是湘西实有的。我只能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文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强调《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是文本内部因素，而且是结构性的因素。我的真正的兴趣其实是从文本的内部逻辑出发，探讨文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或者说，是沈从文在文本中所处理和建构的问题，是沈从文反映在《长河》中的观念视野。当然，进一步追究沈从文有没有把他自己对国家的想像移植到了湘西世界之中，进一步追究《长河》中的国家话语是湘西社会所固有的，还是属于沈从文自己的观念领域内部的问题，也会是有意思的。我们的困难在于无法确认哪些是湘西社会原初的图景，哪些是沈从文自己建构出来的想像。我们很难做关于二十世纪初的湘西在田野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即使有这方面的资料与条件，也很难还原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湘西本来的真实形态，尤其国家想像问题更属于观念畛域，是很难诉诸实证研究的。 16 《从文自传》中回忆，沈从文在军队中受一个司令官的秘书的影响，\"同一个老书记约好，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一份《申报》来看。 报纸买成邮花寄往上海后，报还不曾寄来，我就仿佛看了报，且相信他的话，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且俨然就从报纸上学会许多事情了\"。《沈从文文集》，第九卷，172页。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17 《从文自传·一个转机》：\"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普通新闻栏说的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等记载，便想，自己读书既毫无机会，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就全部买了邮票，封进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末尾署名\'隐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去，请求转交\'工读团\'。\"《沈从文文集》，第九卷，221页。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18 这个主角曾出演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角色，尤其以《论\"海派\"》一文，直接引发了轰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京派和海派\"大论战，诸多文化人包括鲁迅都卷入了这场论争。 19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共社会\"》，陈平原 王德威 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139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0 参见尼克·史蒂文森：《理解媒介文化》，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1 正是在与充斥着现代传媒符码的《长河》的对比中，沈从文的《边城》中的田园牧歌世界昭示了它的十足的想像性，它只有人类学意义上的自足性，是一个文化乌托邦。因此它不是一个现实之物，而是一个象征之物。所以《边城》的核心语言，是一种象征表意和意象表意的语言，比如小说中的\"渡船\"、\"碾坊\"、倒掉的白塔的意象，二老傩送吓唬翠翠时说的话：\"大鱼来咬了你\"，甚至\"虎耳草\"这类风物志意义上的意象，都是一种象征性表意语言。而一部文本中象征表意居多，文本的语言就是一种静态图景和画面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这使《边城》的叙事节奏相对较慢，而《长河》的节奏就快得多。《长河》第一卷的故事时间大概只有几天，它在短短的时间段中容纳了更多的情节。 22 而从湘西社会的现实层面考虑，对\"国家\"的认同也是保证自身安全乃至生存的一种策略。沈从文到了1981年仍在说：\"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题记》，《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80页。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23 这种对于\"国家\"意识的关注和传达恐怕还与《长河》写作的抗战历史背景有关。抗战爆发不久，沈从文就在老家将\"同乡文武大老\"（湘西沅陵行署第一届主任陈渠珍和苗民领袖龙云飞）请到家中恳谈，\"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87页。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1938年冬，沈从文还致信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提醒他们\"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沈从文：《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361页。花城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24 沈从文笔下的\"关键词\"之一是\"照例\"。《长河》的第一章《人与地》也\"照例\"是从湘西的人文与地理写起，勾勒居住在辰河\"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使这一章表现出风物志的倾向。\"照例\"字样的频频出现，标识着《长河》以\"江河小说\"的形式书写恒常的地方史的意向和动机。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这样自述：\"作品起始写到的，即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事事都受习惯控制，所以货币和物产，于这一片小小地方活动流转时所形成的各种生活样式与生活理想，都若在一个无可避免的情形中发展。\"所以，在\"常\"与\"变\"中，小说先写的是\"常\"，是习惯下的种种存在。小说从\"洞庭多橘柚\"写起，写辰河沿岸百里都是橘园，继而写到橘子的买卖，既写民俗、地方风物，又写了经济，即题记中所说\"货币和物产\"。这就是一种江河小说的模式。《长河》的开头表现出的沈从文的视野很开阔，也很大气。 25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9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6 至少在沈从文写作生涯的二、三十年代，\"乡下人\"的立场使他在作为\"城里人\"的读者阅读期待视野中有一种新奇和陌生感，他的创作也更容易\"出彩\"。 27 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文学评论》，2002，1。 28 回到作家的叙事中去还原历史，去把现代想像具体化，从而避免把现代性的问题本质化，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做法。一旦回到历史叙事中，现代性就自然呈现出一种多元景观。所以我关心对现代小说进行叙事分析，譬如通过沈从文的乡土叙事，可以更具体地考察各种各样的观念范畴--譬如现代性--是怎样在他的小说情境中展开的，这些问题又是怎样内在化为一种小说中的历史境遇的。杰姆逊即主张把\"现代性\"历史化、阶段化，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并不是有一个本真的，原初的，正宗的现代性存在于那里，现代性是必须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来处理的问题。杰姆逊甚至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当我们把\'现代性\'这个词仅仅运用于过去，它就会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生产出不同的历史叙事。\"（参见杰姆逊：《现代性的神话》，《上海文学》，2002，10）这种说法的好处是使现代性的范畴成为一种叙事，成为一种可在历史叙事中进行分析的范畴，现代性的真实视野也必须在历史叙事中展开。杰姆逊说：\"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获得叙事形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在小说家的叙事形式中才能获得现代性的历史境遇。 29 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38页。 30 沈从文的这种政治热情在《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新生活\"代表的政治符码以及追求自治的理念中都得到体现。 31 比如《红楼梦》就是一部无法展现历史远景形象的小说，它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寂灭。用《红楼梦》的语言来说即是\"空\"，或者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用鲁迅的经典概括，则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使《红楼梦》成为一个关于真正的颓败的文学和历史寓言。所以远景形象对于一部小说中的观念视野是隐含着的重要内容。 32 这不仅是指《长河》只写出了第一卷，而主要是指小说在想像秩序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意义上有一种\"未完成性\"，小说没有继续写下去当与此有内在的关联。 33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34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