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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公社是个红太阳 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 花朵磨盘大 不怕风吹和雨打 我们永远不离开它…… ——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在三里湾采风的画家老梁，画了一张三里湾的大幅水彩画，在旗杆院征求大家伙儿的意见，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对话： 老梁说：“不要光说好，请提一提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玉生说：“老梁同志！现在还没有的东西能不能画？”老梁说：“你说的是三里湾没有呀，还是世界上没有？”玉生说：“比方说：三里湾开了渠，”用手指着画说，“水渠从上滩这地方开过，过了黄沙沟，靠崖根往南开，再分成好多小支渠，浇着下滩的地；把下滩的水车一同集中到上滩这一段渠上来，从这里打起水来，分三道支渠，再分成好多小渠，浇着上滩的地；上下滩都变成水地，庄稼比现在的更旺。能不能画这么一个三里湾呢？”老梁说：“这自然可以！你想得很好！那可以叫‘提高了的三里湾’，或者叫‘明天的三里湾’。” 金生说：“老梁同志！我们现在正要准备宣传扩社和开渠。你要是能在十号以前再画那么一张，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梁说：“可以！”金生想了想又说：“还可以再多画一张！将来我们使用了拖拉机，一定又是个样子！ 金生的话似乎醍醐灌顶，一下子激发了大家伙儿的想象力，于是，旗杆院里的人们七嘴八舌、热热闹闹地议论起来： 有的说：“那自然！有了拖拉机，还能没有几个大卡车？”有的说：“那自然也有了公路！”有的说：“西山上的树林也长大了！”有的说：“房子一定也不是这样了！”张永清说：“我从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县委说现在不应该宣传那些，你们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一路上来了！”金生说：“县委也不是说将来就不会有那些。县委说的是不要把那些说得太容易了，让有些性急的人今天入了社明天就跟你要电灯电话。我们一方面说那些，一方面要告群众说那些东西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换得来，大概就不会有毛病了。老梁同志要是能再画那么一张画，我们把三张画贴到一块，来说明我们三里湾以后应走的路子，我想是很有用处的！老梁同志！这第三张画你也能画吗？”老梁说：“能！我还带着几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画哩！把那些情景布置到三里湾不就可以了吗？”有人问：“三里湾修的新房子，能和别处的一样吗？”没有等老梁回答，就有个人反驳他说：“那不过是表明那么个意思就是了吧！难道画上三个汽车，到那时候就不许有五个吗？画了一块谷子，到那时候就不许种芝麻吗？”……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尤其是在那些徜徉于颓废的现代性之中不能自拔的摩登者们看来，三里湾的村民们议论的这些东西，是那样的普通，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因深切渴望而努力追求的东西，不过是些芝麻、谷子之类的粮食和拖拉机、汽车之类的生产工具，甚至连县委都不鼓励宣传的东西，也不过是如今司空见惯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囚笼”一样的生活场所和“催魂铃”一样的现代通讯工具而已。然而，在三里湾的村民们眼里，这些东西就不仅不那么稀松平常了，而且简直就有些“先锋”和“另类”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想象力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彼岸，是他们的感知力所能感受到的“黄金世界”——四个现代化——的概貌，是遥远的未来在憧憬中的现在展开…… 表面上看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往深远处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乍看起来，他们津津乐道的，不过是芝麻、谷子、拖拉机、汽车之类具体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些具体的东西后面大有文章，或者说，这些具体的东西不过是一种载体和象征：承载着他们长期以来深切渴望的幸福生活，象征着他们所要走的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们甚至可以放大一点说，这是他们用朴素的思想和话语对即将纷至沓来的“现代时间”的“现代规划”——只要扬弃代代相传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抱成团，齐心协力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远远地离开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受苦的封建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就可以“鸡毛飞上天”——不仅粉碎、告别始终如鬼魅一样纠缠着自己的贫穷，而且“土里刨金”，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就可以建设出一个山肥水美、苗青木秀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拖拉机舞蹈、汽车欢笑的“三里湾”；建设出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三里湾。到那个时候，“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台词就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再是一种令人心酸、感动的向往，更不会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空想，或空想社会主义。 是的，只要找对了“路子”，幸福的种子就发了芽！ 为了让幸福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勤劳勇敢的“三里湾”人不仅对“时间”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划”，而且对“空间”也进行了整齐的“现代规划”。前一点，作者是通过画家老梁的水彩画“投石问路”，领着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后一点，作者则干脆通过副区长张信对专署何科长的介绍，向我们和盘托出，并引领着我们“参观”了在这规划下，“三里湾”人正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产活动： 张信同志一边走着一边向何科长介绍情况说：“这黄沙沟往北叫上滩，往南叫下滩。社里的地大部分在下滩，少部分在山上，上滩也还有几块。社里的劳动力，除了喂驴的、放牛的、磨粉、喂猪的几个人以外，其余共分为四个劳动组。三里湾人好给人起外号，连这些组也有外号：咱们现在要去的这个组是第三组，任务是种园卖菜，组长是金生的父亲王宝全，因为和各组比起来技术最高，所以外号叫‘技术组’，打这里往西，那个安水车的地方叫‘老五园’。在那里割谷的那一组是第二组，组长是副村长张永清，因为他爱讲政治——虽说有时候讲得冒失一点，不过很好讲，好像总不愿意让嘴闲着——外号叫‘政治组’，靠黄沙口那一片柳树林南边那一组捆谷的，连那在靠近他们的另一块地里割谷的妇女们是第一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民兵——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一点，他们愿意在一处保留这一个特点，社里批准他们的要求——外号叫‘武装组’。社里起先本来想让他们分散到各组里，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起模范作用，后来因为要在那一片几年前被黄沙沟的山洪冲坏了的田地里，起沙搬石头恢复地形，都需要强劳力，才批准了他们的要求。第四组今天在黄沙沟做活，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组长叫牛旺子，因为河滩以外山上的地都归他们负责，所以外号叫‘山地组’。” 通过这短短几百字条理清晰的介绍，我们领教了一个因地制宜、因人而用的生产方案。这样的安排，既充分考虑到不同的自然条件，又充分照顾到人的能力，并加以合理的配置，所以，激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而我们，也随着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欣欣向荣的劳动场景和丰收景象：在侍弄得像花园一样的菜园子里，副区长张信和专署何科长不仅吃到了又熟又脆、既香且甜的瓜，而且还“精打细算”，历数了菜园沉甸甸的收获——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十八亩菜园竟然收入三千万 ，颇有“一亩园十亩田”的架势！在社里的试验田边，何科长又大开眼界——玉生鼓捣的这二亩地，不仅包罗万象，而且许多地方都暗合科学道理，这样的试验，为增产丰收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好根底；穿过一片穗子长得像棒槌似的玉蜀黍地，他们来到了“政治组”劳动的地方，与菜园里一切井井有条相比，这里又是别一种景象——严肃而活泼！劳动间隙，组长张永清正在向人们介绍自己在省里的国营农场里参观过的“康拜因”收割机收割麦子的场景，说到兴奋处，拿着两把镰刀表演起来，一不小心，把两个谷穗子打掉了，引起社员们的阵阵欢笑，并请张信和何科长给他们“修理修理”这台“机器”。这也真不愧是一个“政治组”，在这里，张信和何科长顺便了解了“常有理”告张永清状的情况，并教育了张永清，果真帮社员们修理好了这台“机器”——不过，不是“康拜因”收割机，而是爱“走火”的“大炮”；在“武装组”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团结、紧张的劳动景象：“十多个人顺着地畛散开，一个个好像练把式，先穿起一捆谷子来，一手握着扁担紧挨那一捆谷子的地方，另一只手握着那个空扁担尖，跟打旗一样把它举到另一捆谷子的地方，把那一个空扁担尖往里一插，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前用力一顶，就挑起来了。不到五分钟工夫，他们便又连成一行挑往场里去。” 与此同时，耙地的人就开始在空出来的这一溜地上耙起地来——担的担，耙的耙，安排的密不透风。女社员们也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着；在“山地组”，我们随着张信和何科长“站得高，看得远”，看到了一群群的牛羊，看到了一片片的柿子树，看到了一片片的黑枣树…… 然而，请不要被这一派繁荣景象冲昏了头脑，因而忽视了正在侵蚀着我们事业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因为，就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条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给我们带来的胜利和它美丽的远景，就容易滋生消极颓废的情绪，变成不思进取的孱头一样，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正在遭遇的问题和以后将要面临的困难，就容易滋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变成“一根筋”的“莽汉”。而这两者，前者使我们裹足不前，甚至退回到没有出息的“老路”上去；后者则使我们耳朵失聪，眼睛失明，看不见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和陷阱，摔得鼻青脸肿，而这，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跌倒而胆怯，因失败而气馁，满肚子牢骚，抱怨自己所走的道路，最后变成新的孱头，回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截然不同，可实际上，本质和危害却一模一样，是阻挡我们前进的同一条“绊马索”的两个“变体”。 让人高兴的是，在“三里湾”，尤其是在那些清醒的“大多数”那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苗头，而且，“三里湾”的人们对自己的事业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就像小说通过金生那“奇怪的笔记”，以幽默的笔触向我们揭示的那样。 从旗杆院回到家的玉梅，在拿大哥金生的笔记本哄小侄子大胜玩儿时，从笔记本里掉出了个纸单儿，单上的字大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个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是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着说：“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数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公的，小三的乌嘴驴是……” 就在嫂子、小姑两个人热热闹闹地讨论的时候，金生回来了。经过解释，我们在忍俊不禁中明白了这几个字复杂的涵义。 原来，这是金生对合作社人多、地少、地不好这几个问题的原因，以及社里正在酝酿的解决办法的高度概括的记载：“高、大、好、剥”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第一种是翻身户，第二、三、四种也有翻身户、也有老中农，不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既然参加社的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这些户虽然还不愿意入社，可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为了怕担落后之名，有些人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们也不要入社。为着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要是把积极分子一齐集中到社里，社外的生产便没人领导；至于“大”户因入社有了分家问题，最好是劝他们不分，不要让村里人说合作社把人家的家搅散了。这两种意见完全相反，金生目前也拿不定注意，正考虑着呢。至于“公、畜、欠、配、合”，也完全与“公畜”、“母畜”无关，“公”指的是公积金问题，“畜”指的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 “配”是分配问题，“合”是社内外合伙搞建设的问题…… 请看，短短十个字，包含了多么深刻的内容：既有一直困扰我国农村发展的人多地少这个老历史问题，又有当前互助组和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资源再分配中的不均衡、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剥削现象重新抬头等，还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使互助合作运动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转变而引发的资源组合、财产分配、合作建设等即将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层次分明，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哪一个环节解决不好，都会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互助合作运动积极稳妥地发展，对“三里湾”的乡亲们而言，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这已经不仅仅是“三里湾”一个村的问题了，而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遇到的共同问题。也许，换个说法，表达得会更准确些，即：作者写这个小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也就是说，与其说小说所呈现“三里湾”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具体的村庄，不如说这是从众多的村庄中升华出来的一个抽象的存在，是黑格尔笔下寓具体于抽象的“这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细节的真实”水乳交融的“典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一个”“典型”，象征着刚刚从苦难中挣扎着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几乎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象征着他们不得不经历空前绝后的“历史阵痛”，克服重重困难，在废墟上建设美丽的家园！ 可是，要想解释清楚这些像一团乱麻一样纠结在一起的问题，不仅需要对我国互助合作运动的起源和发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需要对这一运动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的辨证发展的逻辑有一个清晰的梳理，而且，还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探究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所要解决的老问题和新问题，凝视它所遥遥挥指着的哪个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远大的目标而必须攀登的所有台阶——而这台阶，却由困难堆砌而成。 这是多么的难啊！这不仅是思想的困难，而更是意识的困难。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弥漫于整个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几乎成了唯一“政治正确”的话语——不仅是唯一“政治正确”学术和思想话语，而且几乎是唯一“政治正确”的“日常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互助合作这一虽然不无坎坷乃至惨遭失败但却蕴涵着高贵的情感和高度的理性的运动，早已被打入万劫不复的话语的“冷宫”之中，连提“互助组”“合作社”之类的词语，都会被视为“极左”的异端，被扣上色彩班驳、新旧不一的辱骂与恐吓的帽子，更何况深入这段历史的心脏地带，探究它的来龙去脉，解释他的合理性呢？ 在这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中，诸如“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道路”、“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失败了”之类真正应该被追问的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并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只剩下一个像真理一样不证而自明的结论：灾难，彻头彻尾的灾难！ 然而，“骗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遮蔽，掩盖，乃至瞒与骗，是徒劳的。历史永远不会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是冷静而庄严的矗立在那里，尽管有些时候，它会为话语的唾液所玷污，为认识的迷雾所笼罩，但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幽灵一样，蒙着时间和言语模糊的面纱显现，呼吁哈姆雷特，呼吁那些上下求索的人们，走近它，走进它的灵魂深处，直面它的模糊，直面它丰富的痛苦，直面它的光荣与梦想……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而更是为了敞开思想的大门，使未来在现世思想的交锋中鲜花一样怒放。 而这，就是我沿着先辈的足迹，呼应着同路人的吁请，既贴着良心的前胸，又贴着学术的后背，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们必须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形形色色的障碍可能碰得我们东倒西歪，甚至伤痕累累，但我们无路可退，就像我们的先辈们当年无法回避那如宿命一样无奈而沉重的选择一样。 是的，你别无选择！ 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请允许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形象。 这个人物是那么得可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忘记他：我们无法忘记解放前他拼命发家却屡屡碰壁的遭遇，更无法忘记革命胜利、土改成功、他分到了土地后终日在土地边徘徊，甚至连家也不敢回的场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没想到，挣扎了一辈子都没有实现的土地梦，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竟然砸到了自己头上。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将他砸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以至于让他感到有一种莫名的虚幻感，让他以为出离了真实，自己是生活在梦幻中。 在许多人眼中，老人的表现太异常了，然而，在我看来，老人的表现不仅不怎么异常，反而再正常也不过。因为，长久的匮乏，长久的压抑，长久的渴望，使他对土地的爱变得那样深沉，在得到后竟然魂不守舍、坐立不安。否则，就无法理解当最终确认这土地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之后，那衰老的躯体里突然迸发出来的巨大热情——弯了多年的腰也直了起来，没日没夜的劳碌在土地上，并为儿子梁生宝的“不务正业”而捶胸顿足，懊恼不已。 可爱的梁三老汉！ 又一个“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又一个现实主义的杰作：用无所不在的细节的真实呈现出意识到的深刻的历史内容，或者说，这个人物之所以那么传神，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是常青的生活之树上结出的一棵生动而甜美的果子。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表现的，既是他自己，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众多的“同路人”。离开了《创业史》，离开了“蛤蟆滩”，我们照样能看到他无所不在的身影。你看，他这不是又出现在“三里湾”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了？你看，他这不是站在王申老汉身后直说“使不得”吗？你看，有时候他甚至站在“糊涂涂”马多寿身后，指挥他“打”一些“没出息”的“小算盘”哩…… 除了艺术的真实，这更是现实的真实。也许，那些远离农村、背对历史的人，以为我们这是在“上纲上线”，“无限夸大”，可如果我们放下架子，进入农村，或者，只是翻翻那个时候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多少可爱的“梁三老汉”啊，有的甚至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汉”呢！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一个例子，用“现实的真实”反证这“艺术的真实”：针对湖南农村工作实际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1951年7月18日起，《新湖南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报纸上展开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所谓“李四喜思想”，是指土地改革完成后，出现在农村干部中的一种松懈麻痹思想，一种“原地踏步”乃至“向后转”的思想。李四喜原来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做了十多年长工，受了一辈子苦，解放后才娶上妻子，生了孩子。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工作非常积极，并当选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可是，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分到了土地，就不愿意再工作了，只想回家去埋头搞生产，发个人的“小家”，创个人的“小业”。干部去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竟然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 这就是革命胜利、土改成功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革命成功论”流行，有些原本很积极人，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近视眼”，或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或狠下心来，准备“大干一场”，做一个成功的个人主义者。 对诸如“李四喜思想”之类的“革命成功论”的论调，必须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进行辨证的分析，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者任其自流。可以说，土地改革完成后，使在长久的剥削压迫下几乎枯萎、衰竭了的中国农民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因而焕发了极大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热情。可是，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却仍然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式的自发的小农经济的热情。也就是说，虽然通过中国革命和土地改革，我们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和个体的，我们的农业经济形态，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革命，虽然粉碎了小农经济思想所依附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但这种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却不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从人们的潜意识中消失，而是阴魂不散，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时时出来作祟。这就是“李四喜”们在分得土地后就只关心“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原因，是干部来给他做思想工作时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原因，是年迈的梁三老汉精神百倍地投入家庭生产的原因，是范登高一听见人们讨论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就觉得跟念“紧箍咒”一样烦恼不堪的原因…… 然而，虽然这种小农经济思想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我们必须字正词严地指出其危害的严重性：几千年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其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农民陷入永远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而且是精神的贫困——之中，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由于人多地少这个资源问题多少年以来就一直是困扰我们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因此，土地改革后，如果放任这种小农经济思想自流，虽然在短时期内会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活，使农民得到些许实惠，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实惠，却只是“小恩小惠”。因为，这样的选择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极有可能使我们重蹈覆辙，使一代人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才挣来的胜利果实在无声而残酷的内耗中损失殆尽，而走到少数人发家、多数人吃苦的老路上去，就像《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因埋怨梁生宝只操心互助组而不顾家，心生不满，在一天早饭时心血来潮，为了表达对儿子的失望情绪，跟他要十块钱，决心“下馆子”去“挥霍”一把进行抗议时，父子俩就“剥削”问题进行的那场辩论告诉我们的那样： …… 老汉反而说：“你甭和我寻气！我给人家十块钱做啥？我那么傻？我在黄堡镇下馆子哩。……” 他这么一说，儿子、闺女都哈哈大笑了。老伴也笑了。 “笑啥？”老汉还是不高兴，感慨地说，“我不吃做啥？还想发家吗？发不成家啰！我也帮着你踢蹬吧！” “你光想发家！”老婆笑毕，又说老汉。 老汉翻起有皱纹的眼皮： “谁愿意学任老四的样？谁倒愿意吃了今儿的没明儿的？” 生宝见二老再说下去，话激话，又要失和气了。同时他不在家的那回冲突，也提醒他有必要认真地向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他收敛了嬉笑，用他在整党学习会上学来的道理，给继父讲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什么不同。 “啥叫自发的道路呢？”生宝说，“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亩稻地，是吧？我甭领导互助组哩！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那十八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儿做。年年粮食有余头，有力量买地。该是这个样子吧？嗯，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是不是？” 老汉掩饰不住他心中对这段话有浓厚兴趣，咧开黄胡子嘴巴笑了。 “看！看！”老伴揭露说，“看你听得多高兴？你就爱听这个调调嘛。娃这回可说到你心眼上理吧？” 梁三老汉为着表示他的心善，不赞成残酷的剥削，他声明： “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叫后人甭像咱一样受可怜。……” “那不由你！”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继父，“怪得狠哩！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扁担和背绳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时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个儿做活。爹，你说：人一不爱劳动，还有好思想吗？成天光想对旁人不利、对自个有利的事情！” 老汉在胡子嘴巴上使着劲儿，吃力地考虑着生宝这些使他大吃一惊的人生哲学。 生宝他妈和他妹子秀兰，被中共预备党员惊人的深刻议论，吸引住了。她们用喜悦的眼光，盯着头上包头巾、手里端老碗的生宝——这个人在她们不知不觉中，变得出人意料的聪明和会说话。似乎要赶上郭振山了吧？……8 道理很简单，可我们就是不愿意面对它，思考它，批判它。 虽然梁三老汉后来还是用郭振山这个“力量无穷”的“榜样”做例子，来跟生宝进行“辩论”，可实际上，他已经被生宝的道理说动了心，虽然他还没有像生宝善良的母亲和纯真妹妹那样，被生宝一番热诚的议论所深深折服。不过，有一点，生宝的母亲和妹妹却看“走了眼”，他们因为爱而太“高估”自己的亲人了。 其实，就像我们上面说的那样，生宝的议论并没有那么“深刻”，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并没有满腹的经纶，使生宝滔滔不绝，口吐莲花，动人心魄。生宝所讲的，不过是些家常话。他跟梁三老汉之间，表面上看起来隔着千山万水，实际上，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只要力量用得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之间所有的矛盾和隔阂顷刻间就会烟消云散。因为，难道生宝所讲的，不是他们曾经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活现实？当年，他们一家子不就是这样被“吕老二”盘剥、奴役？或许，当生宝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们眼前。 这也是梁三老汉听了生宝的话之后“心动”的原因——当生宝讲“大道理”的时候，他又不服气起来！其实，说到底，梁三老汉，不是不明白梁生宝所讲的道理，只是由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小农思想的影响，使这“谬种”在他的心里扎了根，在他的血里发了芽，使他本能地抗拒梁生宝所讲的道理。或者，就像他“理直气壮”地宣称的那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不雇工”，也“不放粮”，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因为，就像梁生宝斩钉截铁地反驳的一样，那怎么可能呢？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庄稼人地一多，钱一多，手就不爱握木头把儿哩！当然，也许有这种可能，即梁三老汉能够遵循良心的安排行事，可是，他的子子孙孙能吗？或者，即使梁三老汉和他的子子孙孙都能恪守这良心的准则，不剥削，不放粮，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肯定无法如梁三老汉想象的一样，能将家发起来，不“受可怜”，因为，按梁三老汉的逻辑运行的社会，是一个动物凶猛的“丛林社会”——你不“吃” 人，人就“吃”你！当这个家庭在自己的发展周期中由盛而衰的时候，当他们也像“老任家”一样，“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时，或者，遭遇意外灾害侵袭时，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说到这里，道理已经像明镜一样清澈了：土地改革后，虽然在农民群众中，甚至在部分干部中，焕发了高涨的个人劳动的热情，但这样的热情，却只能带领刚从“龙潭”中爬出来的中国人，原地踏步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危机四伏的“虎穴”中去。 因此，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因此，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互助合作的道路，并非像今天的许多人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是一条僵化死板的命令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拔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从大地上提溜起来”的乌托邦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吃大锅饭”的“共同贫困”的道路……事实上，就像“1980年代”以来，人们在谈论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时，总是津津乐道这是以安徽凤阳为首的农民们自己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一样，互助合作的道路，何尝不是农民们在历史的黑暗中找到的一枝希望的火把，是农民们在历史的泥泞中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异常灵活的道路，是一条在矛盾斗争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道路，是一条从星火到燎原的道路——从一粒种子，到一棵幼苗，最后，长成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 如果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命令主义”的话，那么，有的也只是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对经验加以总结的指导性“命令”，而这，却是任何事物发展中都需要的。毕竟，没有人愿意跌交，尤其是在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或者更多。 让我们回顾回顾这条不断扬弃自我、超越自我的道路吧。 很难说清楚互助合作运动的种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但是，比较成型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源头却有案可稽——“19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为了合理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应该是互助合作运动比较成型的早期组织形式。到了1933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发现了这一宝贵的创造，并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归纳、总结、推广这些可以“救命”的创造性经验，制定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耕田队条例”、“组织犁牛站的办法”等文件，有意识地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有计划地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有余的不至于闲置，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足的，也能够因此而能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正是这样的“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级合作组织，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克服了困难，扩大了耕地面积，充裕了粮食储备，度过了那段封锁连绵、围剿不断的艰难岁月，保存了后来引发燎原烈火的星星之火。 随着时间的延伸，社会形势的变化，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抗战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劳动竞赛，不仅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且，在这一阶段，人们，尤其是那些既扎根大地又高瞻远瞩的人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把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阶段。1943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合作社》的文章，从“两个”“革命”的高度阐明了互助合作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今年陕甘宁边区在发展生产力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大大发展了生产。在过去束缚陕甘宁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陕甘宁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革命已经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陕甘宁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他接着指出：“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生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区的经验，一般的经过变工、扎工的劳动力，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陕甘宁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在将来的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是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是生产制度的革新，这是第二个革命。” 通过上述言简意赅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的探索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外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而且初步看到了这一运动的内涵——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农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一认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那时候就基本明确了。而且，虽然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确从“精神”这“第三个”“革命”的角度出发阐述互助合作的道路，但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字里行间其实已经蕴涵着这样的视野和观点：互助合作运动将激发人类心中蕴藏着的诸如勤劳节俭、大公无私、团结互助之类的美好品质，推动人类走上一条虽然坎坷然而却美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像改革开放后所做的那样，通过对“单干”不加分析的宣传，通过对“先富带动后富”等口号不加批判的书写，使它们在舆论上占据了制高点，在知识的等级制上居高临下，因此，先点燃个人发家创业的求富之火——关于这一点，就像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以放纵的！继而，蔓延开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变成肆虐的欲望之火，使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乃至公私兼顾等人类美好的品质在这激烈的燃烧中灰飞烟灭，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终，造成种种现实的腐败和不平，导致社会分裂，民心离散。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人一边领导革命军民“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清除反革命势力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一边未雨绸缪——对即将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进行全面、系统规划。这个时候，互助合作运动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报告，在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后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吹响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号角：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合作社经济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通过，对各级合作社的组织、经营、决算、分配、登记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全国范围内的互助合作运动正式展开，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我提请大家注意，虽然我们列举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中的几个关键性文件，但不要据此而断章取义，认为这条道路是用“命令主义”的“鞭子”“抽打”出来的一条“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道路——像今天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臆想和杜撰的那样。事实上，只要死火重温，仔细阅读这些匠心独运的文字，你就会沿着其绵密的理路，满怀同情地进入那段布满了荆棘的岁月，发现这里边绝少“主观主义”的文字和“命令主义”的口吻，有的只是贴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规律进行的分析、总结、指导，因为，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互助合作运动自诞生之日起，自其初级发展阶段——互助组——开始，就如同它必须面对自身的存在一样，它也必须面对存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影响自己发展的外部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的对立，面对这些矛盾的统一，面对这些矛盾的斗争……而这，正是互助合作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的“元动力”——一种最强大、最悠长、最根本、最深厚的动力，而我们所引用的文件，不过是这一“元动力”的一个入情入理的注脚，一个不无裨益的推动。或者说，这些文件，不过是对互助合作运动规律的系统表述。 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当矛盾达到冲突的顶点时，我们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一是“向后转”，从现在往后退，一直退到“单干”的小农经济中去——而生活的真实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没有“出息”的“死路”；二是继续前进，选择更高一级的发展形式，在矛盾中自我升华，最后，与自己上下求索的理想迎面相遇并合而为一，在量变中质变——“化蝶”。 这是多么正常的现象啊！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按照惯例，当个人、家庭的贡献不能平衡时，小组就要用粮食来找补，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吃亏。这样的“找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等价交换却并非总是能行得通。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质量，都会影响一定数量粮食的价格，即使量具，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羼杂在里面。因此，就得进入初级社阶段，农民们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按“工分”来分配劳动果实——这是一种按工作效果、技术和贡献来分配的制度。这样，包围着互助组的那些问题就在“版本升级”中得到了克服…… 我们可以“解剖一个麻雀”，呈现一个个案完整的发展历程，深入到每一个具体而微的细节中去，用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剖的这个“麻雀”，就是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延吉县五区英成村金时龙互助组于1951年发展为土地入股的生产合作社。金时龙（朝鲜族）是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全村195户中，汉族占38户。有8个互助组，其中季节性的2个，常年性的4个，生产合作社2个，常年互助组中的2个将于1952年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金时龙所在的自然屯共22户，土地入股的有16户，土地不入股只参加互助者3户，新搬入一户，另有旧富农2户。金时龙组组员的生活水平均已升为中农：有与人口相适应的耕地；有足够耕作自己土地的牲畜和工具；够吃（大米占20%）、够穿、有铺、有盖；有供给子弟读书（由小学至高级学校）的能力；另外， 过去只有地主富农才能拥有的洋井，现在该组19户中就有16个，用起来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文字记载留下的线索，穿越“时空隧道”，看看金时龙们的“创业史”，看看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1947年“砍挖”运动后，金时龙所在的屯在没有充分发动、认真筹备的情况下，就以强迫的方式成立了互助组，据金时龙说：“当时是25户的大组，三四十名劳动力，不论大块小块土地，都是蜂拥而往，结果人多了没事干就坐在地头讲故事。”“计算劳动力时也无区别，男、女、强、弱都算一个工，强的劳动力吃亏。”于是，群众说：“互助组吃人，干长了我们会被吃光。”于是，生产积极性下降，产量降低了，会议也召集不起来…… 经过金时龙同志向上级领导请示，又宣布了根据群众自愿组织互助组的原则，群众很高兴，在散会的途中就自愿结合了5个小组，因为嫌干部常常开会误工，5个组哪个也不要干部，4个干部只好自己组成一个组。由于金时龙同志的鼓励，再加上1948年会议比较少，秋后干部组的生产成绩比别的组都好，群众眼热了，村民崔承天说：“干部早知道今年会少，所以不找我们，看！他们干的多好！”于是，在征得群众同意后，干部又分入各组，金时龙入了崔承天组。为了提高一步，干部们在“不要因每个小组都出人去县、区开会而误工”的口号下，号召选举一大组长代表开会，得到全体群众的热烈拥护，并选举了金时龙同志为大组长。金时龙同志首先号召各组进行生产竞赛，从此建立了领导。 1949年，由于有了组织领导和生产计划，产量提高了，但在生产中发生了一系列矛盾：一是土地评工的矛盾——土地所有者想把土地使用的人工评的少些，好少出工资，劳动者想评的多些，好多得工资；二是地早铲晚铲的矛盾；三是上工收工早晚的矛盾——给自己做工时，希望大家早集合晚收工，给别人做工时，又希望晚集合早收工，好抽时间做点自己的事；四是上午铲地与下午铲地的矛盾——因为上午劳动力强，太阳毒，草容易死，都争自己的地在上午铲；五是雨前雨后铲地的矛盾——因为泥泞费工，都不愿意在雨后铲自己的地；六是收割庄稼的矛盾——都愿迟收割，使庄稼更成熟，但风后又争着早收，以减少损失；七是早种晚种的矛盾——都争早种自己的地；八是误工的矛盾——评工争执中，远地往返途中所消耗的时间，都不愿负担；九是干部积极分子与群众的矛盾——对上述矛盾争执的结果，干部和积极分子常常自认吃亏，但有时他们的地耕、铲早了，落后群众又讲怪话……这就是纠缠着互助组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全组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先后实践了几种方法：首先是施行“标准工”——把所有的土地按好坏、远近、大小，评出“标准工”，土地所有者按“标准工”付工资，不必过问实用工数多少（一般是自春耕起至送完公粮为止，水田173个工，旱田73个工）。这样，工资问题的争执解决了，但因先种后种、先收后收等影响产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1950年春季，又进行讨论时，群众李天禄提议，干脆由互助组将土地全部收买归公有，使每块地的产量和每个组员都息息相关。这个意见，当时就被部分群众所接受，并开始酝酿土地入股，但副县长牛复胜同志指出：“不要过急的土地入股，可再用‘产量保证制’过渡一下。”“产量保证制”是根据土地好坏、大小，自报公议评出标准产量，除灾害外，土地所有者按“标准额”得粮，但因经营努力而超产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实行之后，由于争执没有了，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产量大幅提高：该年水田平均每垧6800斤，旱田平均每垧3000斤，比1949年多产粮3.6万斤。 由于劳动经营和施肥，产量提高了，地质自然也提高了，于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地质提高后，土地所有者就不满意原来订的“标准产量”，要求提高，或者退组单干。如崔太洙自报1600斤，实收3120斤，要求1951年提高“标准产量”为3120斤；宋炳宽七亩一分水田，自报4200斤，实收6240斤，提出退组自种。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一方面打击劳动者的热情，另一方面引起解体的危险。经过群众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决定土地入股。 土地入股这个大方向确定了，可讨论土地如何入股时，又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靠河地、山坡地要不要的问题——靠河地不断被河水侵蚀，山坡地不断被雨水冲洗，不久以后，不是冲的没有了，就是不能种了。大家想：“要这种土地入股是白白吃亏。”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地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不给地，我们哪来的地？为了大家有饭吃，一定要。”金时龙同志又提议在河边植树护堤，山坡植果树以避免损失。结果通过了河边地和山坡地也准入股的决定。其次是退股问题——为保持大块耕地面积，不致因退股而在中间挖出一块，影响集体生产，因此，决定退股时退钱不退地。第三是土地作价问题——为争取不解体，作价是较低的，原则上依照原地一年的产量计算。第四是果实的分配问题——订出常年“标准产量”，在产量内，按纯收益分配，劳动者得70%，土地得30%，超过部分劳动者得50%，公积金50%。第五是烈属、军属代耕土地入股和果实分配的问题——除土地应得“标准产量”内的30%外，按照代耕所需工数，同样取得劳动者的70%和超额部分中劳动者应得的50%。 就这样，金时龙互助组在不断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这样的“升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比互助组、单干户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如1951年合作社一垧水田的平均产量是7730斤，互助组一垧水田的平均产量是7600斤；二是地界打开后，土地面积增加了，仅该社16垧水田就增加了7亩；三是可以合理调剂使用土地和种植特种作物——该社种烟叶2垧（单干户因劳动力不够种不了），收入3000万元 ；四是可以根据需要施肥，提高地质；五是可以使用新式农具，使用新的耕作方法，而不必像单干户那样，因一家一户的力量太弱小，害怕失败了没有粮食吃，而不敢进行试验；六是有了公积金可以照顾军属、妇女、子弟入学；七是加强了和供销合作社的横向联系，推销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日用品均和供销合作社订立合同；八是可以有计划地经营副业；九是铲除了自私心，比如放水浇地，现在可以让一个人去做了，在过去，一个人去做，大家都不放心，害怕他“损人利己”。 当然了，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金时龙合作社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仅从表面看，就有如下缺点：一是副业没有搞好，养鸡、养羊、养马、喂猪均因“侍弄”不得法，病死了不少，有些不得不赔钱卖掉；二是花费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修建了一个很漂亮但不能立刻使用的托儿所，既造成了一定浪费，也影响了副业资金的周转；三是积肥和节约注意不够，猪鸡遍地跑，稻粒遍地洒，特别是“元子二号”稻子被猪吃、鸡啄，竟无人过问！ 看来，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不能停下来，而是要戒骄戒躁，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向着新的高峰，继续攀登。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不惮其细地解剖“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麻雀，把每一支羽毛，每一个器官，甚至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呈现在大家面前，是因为我想用这样的“解剖”再现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发展历程，呈现它所遇到的每一个麻烦，呈现围绕着这样的麻烦出现的每一次争论，以及人们在争论中达成的别无选择的共识——前进，前进，再前进！从而戳穿一个由唾液堆积而成的“美丽的谎言”——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极左的历史性错误！因为，据这些用唾液塑造这个“美丽的谎言”“学者”们说，从本质上讲，农业搞集体组织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由于农业播种与收获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致于在合作制下农民们很难想象出他们个人的努力与未来的收获有什么联系，因此，合作制起不到物质刺激的作用，而由于缺乏物质刺激，导致农民们劳动热情低下，对生产漠不关心，产量降低，报酬低下……因此，合作社的结果就只能是“吃大锅饭”，也就是说，只能“共同贫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谎言竟然产生出新的变种——用口水和着胭脂和泥巴，“捏造”出了一个更加动听也更加魅惑的“谎言”：既然互助合作的道路存在这么多致命的缺陷，只能“吃大锅饭”，让大家“共同劳动”“共同贫穷”，而不能让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富裕”，那么，就只有退而求其次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因此，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就只能选择“单干”这条“次优”的道路了……可是，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这些花儿一样美丽、羽毛一样柔软的说辞所传达的，不过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声音：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人间正道”！ 然而，就像纸里包不住火一样，再美丽的“谎言”也不是“真理”——我们无须把所有的麻雀都解剖得支离破碎才能证明这一点，“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些所谓的“学者”们是多么的无知和无耻——要么闭门造车，把脑袋埋在书缝里拔不出来，以致于望文生义，不知所云；要么“创造性地误读”，“创造性地胡说”，“创造性地乱写”…… 可是，“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却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并非如此。请问，“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哪一次蕤变，不是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两腿是泥、满手老茧、浑身是汗的“泥腿子”们，或许不如这些“学者”们会说，会写，会“捏造”“美丽的谎言”，但要讲到算经济账，却一点也不比他们逊色，如果不是比他们更高明的话。因为，长久贫困生活的锻炼，贫困的洪水持续淹没在脖子、嘴唇上的危险，已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算经济账的强烈本能，就像鸟儿见到了天空就会飞翔、鱼儿遇到了大海就会遨游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些提在唇上、挂在嘴上罢了，像这些所谓的“学者”们乐此不疲地做的那样。 请睁大了眼睛好好看看吧，在“金时龙”们那里，连诸如早收工、晚收工这样的“小账”都算得跟明镜似的清楚，难道他们还看不清楚只有几个月间隔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别忘了，这可是些祖祖辈辈与土地和庄稼打交道的人，即使闭着一只眼睛，也能盘算得出庄稼长得怎样，收入如何。因此，与其说是区区几个月的时间遮挡了农民们“心灵”和“眼睛”，使他们不会“算账”了，看不到劳动和分配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如说是因为一心想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排头兵”，让这些“精明”得有些过了头的“学者”们鬼迷心窍，或者，被一片“利益”的树叶挡住了眼睛，而看不见浩瀚的森林。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衡量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的标准是生产是否发展、产量是否提高、农民生活是否有所改善的原因，是当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必须适度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必须妥善处理按土地分配和按劳动分配比例的原因，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积极而谨慎地引导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原因……很明显，中央政府清楚地知道，农民们很会“算账”，不仅会算“大账”，而且会算“小账”，有时候还因拘泥于算“小账”而不能自拔，因此，注重用“算账”的方法，尤其是用算“大账”的方法“教育”他们，提醒他们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引领他们走互助合作的正路。 就像我们再三强调的那样，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没有问题——它就是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乘风破浪前进的。平心而论，这些“美丽的谎言”的确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即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的问题。只是，让他们显得比较愚蠢的是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因此而得出的“驴唇不对马嘴”的结论！ 事实上，“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例子已经从两个方面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一个是明明白白地指出来的，而另一个，则是含蓄地告诉我们的——导致劳动积极性低落和劳动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统筹规划，劳动安排不合理，因此，有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工作，而大家却都一窝蜂地去做，导致“窝工”，而另外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工作，而又人手不够，导致“误工”，长此以往，这种劳动的无组织状态必然引起不满，引发争论，产生混乱，因而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效率低下——这在那里都一样，不独在农民们那里是这样。这一点，金时龙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我们：“不论大块小块土地，都是蜂拥而往，结果人多了没事干就坐在地头讲故事。”“计算劳动力时也无区别，男、女、强、弱都算一个工，劳动力强的吃亏。” 另一个原因则是劳动分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调查者通过对“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那个“华而不实”的托儿所委婉的批评告诉了我们。 一般而言，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由于处在初级阶段，这里边有一个按劳动力分配和按土地分配的矛盾，但随着运动向高级阶段发展，收入增加，这一矛盾将被自然而然地克服——即按照由劳动强度、劳动技术、劳动时间和人员情况等计算而成的“工分”进行分配，只要计算合理，这一般不会引发大的争议，因为这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能力和利益。但是，在合作社中，除了这一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补充原则——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即对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分配。在这一分配原则中，经济核算单位中每一位活着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不分强弱大小，对这一集体资产都拥有同等的所有权，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对老人和病人还要给予一定的帮助。 毫无疑问，如果从“放长线钓大鱼”的长远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既积累了公共资产，为向互助合作运动的高峰攀登准备条件，又照顾了“鳏寡孤独废疾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劳动收入除了丰衣足食之外几乎没有多少盈余的情况下，对这一“按需分配”的原则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则容易引发骚动。因为，在这个时候，仅仅口粮（按劳分配的粮食）和福利就基本上用完了合作社所有的收入，根本没有剩余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短时期内，这些多付出了劳动的人或许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时间长了，则会挫伤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多干和少干在收入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反过来说，这也会刺激那些过于“精打细算者”的私心，因为，他们觉得即使自己没怎么努力劳动，可收入也并不比那些努力劳动的人少多少。这两方面的不利因素加起来，就能够引发恶性循环，使原本勤劳的变得懒惰，使原本就懒惰的变得更懒惰，“平均主义”思想蔓延，最终，士气低落，收入降低，分配减少，生活恶化…… 看，这才是劳动积极性降低和劳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不像那些“精明”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农民们不会“算经济账”，看不到劳动付出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导致合作制下劳动积极性降低和劳动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农民们不会“算经济账”，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太会“算经济账”了。恰恰是这一点，先引发了情绪和思想上的混乱，接着又引发了生产和经济上的矛盾和混乱。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翻检当时的历史记载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读到，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是在从互助组阶段向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发展的时候，中央政府总是不厌其烦地发文要求：一定要统筹安排，做好劳动安排，不因此而耽搁生产；一定要充分考虑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两方面的因素，做好评分记工工作，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一定要量入为出，根据收入水平，合理地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 在使用的时候，也一定要本着节约的原则使用，切忌“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记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互助合作运动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而且是建立在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上的，而并非像那些“空对空”地批评、攻击互助合作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圣”和“先贤”们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浪漫主义乃至空想主义的泡沫之上。 我们不能因为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了问题、遇到了挫折，就诬蔑说这是一条在长官意志操控下扭曲了的道路，更不能因为个别失败的例子，就不加辨别地否定这场伟大革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也一同泼掉了！因为，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互助合作运动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兵来将挡，岁来土掩”，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它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自我扬弃中，向着社会主义前进，前进，再前进，而不是撤退，撤退，再撤退，回到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吃苦的压抑社会生机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道路上去！ 其实，对我们而言，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何尝不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我们所能做的，难道不是和我们的先辈一样，通过绵密的分析，同情的理解，进入这个崭新的事物内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扬弃的基础上，把先辈的智慧融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使之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中向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前进，再前进吗？ 请不要忘记，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历史的面影，或光荣与梦想 遗憾的是，由于中道下马，我们无法看到互助合作运动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迎面相遇并在拥抱中合而为一的动人场景，然而，透过历史依稀的帷幕，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为这伟大的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人们，看到他们挥汗如雨，劳动在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看到他们顶风冒雪，奔波在勇敢前进的道路上，看到他们夙兴夜寐，看到他们沉静如水，思考在斗争的日日夜夜……看到他们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之中变得班驳而苍凉、凌乱而模糊的面容，看到他们沉默的嘴唇，看到他们坚毅的眼睛，看到他们沉默的嘴唇所呼喊的，看到他们坚毅的眼睛所凝视的…… 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或许，沿着他们留下的脚印，我们就能够回到他们生活和奋斗过的那个火热而艰苦、美丽而苍凉的时代，凝视和思考我们所生活和战斗的时代，而后，沿着历史和现实的脉络，想象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即将生活和战斗的时代。或许，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先辈们短兵相接了——在这短兵相接的碰撞中，或许能迸发出些闪亮或不闪亮的火花，爆发出些刺耳或不刺耳的呼喊，凝结一些成熟或不成熟的果实，给我们以思考的智慧和行动的力量—— 现在，每当谈起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以“自由”为己任的学者们总是首当其冲地想起一个“原罪”——因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立”，而后，站在“自由主义”的“讲坛”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辱骂与恐吓一气，鼻涕与眼泪齐飞，控诉城乡二元分立的不人道，乃至残暴，而后，呼吁废除这一残暴的制度，拆除城乡壁垒，让农民们按照天赋的“自由”原则，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来回穿梭，像风儿一样，自由自在地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是一个多么“自由”而“美丽”的方案啊！ 这是一种令人多么向往的境界啊！ 可是，当这城乡二元分立的壁垒刚刚松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大规模的农民工告别贫瘠的乡村，扶老携幼地涌入灯红酒绿的都市，用他们最辛勤的劳动和最卑微的生存方式挣扎着换取一点生活的资本时，往往又是这些以最激烈的言辞和最猛烈的火力对城乡二元分立的“原罪”进行无情批判和攻击的“新自由主义的战士”们率先忍不住了，他们就像最娴熟的“变脸”艺术大师一样，摇身一变，就又从书斋里跳出来，抢占舆论的制高点，宣扬诸如“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之类的知识，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攻击已经以最极端的方式克制自己以免“打扰”这些“摩登世界”的“文明人”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农民工——他们一向是“敬鬼神而远之”的，说他们肮脏，说他们没修养，说他们破坏了城市环境，说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接着，就理直气壮地呼吁有关部门制定政策，限制农民工流动，限制农民工进城，至少，应该限制他们在城市中的活动范围。 这个时候，他们却忘记了“自由”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原则。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为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辩解的意思，这当然是一个不怎么平等因而也不怎么合理的制度。可是，我们总不能像那些“常有理”的“新自由主义战士”们一样，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一样，始终进行“双手互搏”的游戏：当着谈论农村的贫困时，就想起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由”，抨击城乡二元分立的不自由，不人道，呼吁风一样自由的流动；可是，当这流动刚刚开始，还没有像天马行空的风一样自由时，他们就受不了了，觉得此“自由”非彼“自由”，觉得这“自由”伤害了他们的“自由”，因而，立刻呼喊着限制农民工的“自由”。 这实在有些好笑！因为，“老顽童”周伯通练习“双手互搏”的游戏，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的：黄药师漫长的囚禁，使生性好玩的他不得不为自己找点乐子，以消化这漫长的孤独，也正是这深刻的现实原因，不仅使他创造了天下第一好玩的游戏，而且还使他一不小心发明了独步江湖的武功。也正是因为这深刻的现实原因，看到这个“老顽童”之后，我们在开心之余，还觉得金庸创造的这个人物可亲可敬。可是，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战士”们“一个人的战争”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因为，他们要么是因为沉迷于贩运“新自由主义”的“硬通货”而忘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而陷入自我囚禁的“孤独狂欢”之中，要么是因为利益的屁股决定了思考的脑袋，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所以，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些可爱的话来，实在是“难矣哉”！ 因此，我们不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应该先分析“城乡二元分立”的历史原因，再分析农民工离土别乡涌入城市的现实原因。这样，或许我们会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得出个比较中肯的结论，为照亮这一现实的黑暗，点燃一枝思考的灯火。 与其单纯从道德上谴责“城乡二元分立”不人道，不自由，不如从现实出发找一找这“不自由”的基本制度形成的原因。近年来，理论结合实际地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资源严重短缺是我国长期、基本的国情矛盾，在这个基本矛盾制约下，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只能是长期的制度现象，即使以城镇化来加快城市化的决策完全对路，未来二十年也还会有大约八亿人口生活在农村。 也就是说，对政府部门来说，拆除“二元对立”的城乡壁垒不是“为”和“不为”的问题，而是“能为”和“不能为”的问题。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非不为也，不能为也！因为，在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传统形态的村社制度条件下，任何使农村与“现代自由制度”接轨的做法，都必然遭遇“交易费用过高”的瓶颈。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制约下，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所带来的，都不过是“均平”土地，也就是说，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是中国社会保持“稳态结构”的必要条件，它天然地排斥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进步。 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清末以来，在我国，共有四次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运动。 前两次是晚清政府主持的“洋务运动”和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民国政府主持的工业化运动。这两次运动，都因为官僚资本提取过量的小农剩余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甚至爆发革命。 第三次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中央以国家和全民之名进行的工业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列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资源瓜分已没有任何调整余地，而且，周边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可以说虎狼成群，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工业化就必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不可能在商品率过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于是，为了民族存亡的大业，中国人民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自我剥削”：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表里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的第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在这一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多的人流血流汗，奉献了自己火热的青春。但最终以极短的时间跨越了这一残酷的阶段，形成了国家独立所必须的工业基础。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段特殊历史，人称“毛泽东时代”。在这一时代，由于人人奉献，个个为公，用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中国的独立，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亦称“英雄时代”。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力发展重工业，引发了“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现代性后果”，并形成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制度。事实上，这也是部分“新自由主义战士”不遗余力地批判乃至攻击这一制度的原因，即：他们之所以以最猛烈的火力攻击“城乡二元分立”，其实是为了攻击站在这个事实背后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则不过是为引进号称“人间正道”的资本主义制度清扫道路。而恰恰也正是这一“私心杂念”，使他们忽视或看不清这一制度“不能为”的现实制约，不愿意提当时不是在战斗中活着就是在退却中死去的严酷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 当然了，他们就更不愿意深入历史，抛弃成见，客观地探索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从重重包围中杀出来，活下来之后，再考虑怎样才能活得更好的问题；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国家自立、民族发展的工业基础之后，再考虑如何反哺农业，如何共同富裕。这一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清楚的论述，只要放弃傲慢与偏见，相信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这种历史的窘迫感。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的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地方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运动。这一运动，既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综合国力，也引发了严重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像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提取农业剩余，而在全球化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必然使要素流出生产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的弱质农业，使发展中国家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农业，在居于农产品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大农业冲击下，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逐渐萎缩。在我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前只是完成了中央一级的“资本原始积累”，改革初期的利改税和财政分级承包，在使全民所有制演化为部门所有制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了地方政府进行“现代化攀比”的压力，使他们往往直接参照改革前中央政府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通过种种以国家名义发布的政令，从农村抽取资源，从农业提取积累，向农民征收赋税……这也是农业资源迅速外流、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村持续衰败的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即：在条分缕析“城乡二元分立”的制度形成的历史的过程中，找寻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的现实原因。而到了这里，答案也水落石出了：由于对农业剩余长久的提取、剥夺，使本来就步履蹒跚的农村经济更加困难，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冲击，又在因缺乏有效组织而分散、庞大的农村即将跌倒的身体上狠狠踢了一脚！所以，农民真苦。所以，农村真穷。所以，农业真危险。所以，大量的农民告别乡土，流落城市。所以，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真正原因，只是为了寻求生的希望，而不是像我们的某些“新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地提供的浪漫主义解释——是向往“自由”的强烈冲动，使农民工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他们哪里知道，当然了，也可能是故意装聋作哑，这“繁华”跟农民工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在这里，农民工们付出的，是并不比在家乡更少和更轻松的劳动，而得到的，却不过是微薄得仅仅维持生计的工资，即使这微薄如此的工资，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以致于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每当亲人团聚的时候，却是这些劳动者最郁闷最愁苦的时候，是恶性事件膨胀的时候。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农民工流入城市，以其卑微得不计成本的劳动，“抢走”了一些原本属于城市低收入者的工作机会，使这原本“拴在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互相仇恨，互相挤兑。而这一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除了使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资本得到了更大的剥削空间，因而“没事偷着乐”之外，不过使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在追问中抬头：当我们始终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动中向城市进军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调整一下思路，倾斜一下政策，减少对农村剩余劳动的提取，把农村建设好，建设成城市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或许，能够出现转机，我们能够从这一困境中全身而退。因为，农民们苦苦挣扎的奋斗目标不过是过日子，是安居乐业。当然了，如果能够像流行歌曲唱得那样，过上“好日子”，那就更理想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被“摩登上海”式的“颓废的现代性”追求迷住了眼睛，只顾着想象“欧风美雨”的吹拂和滋润，却忘记了“吃饭穿衣量家当”的“穷人经济学”的朴素原理，忘记了这绚烂的“美景”可能是海市蜃楼。 而笔者以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下文我们还要详细讨论——互助合作运动失败了，但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中，却蕴涵着高度的辩证法，蕴涵着向前看与向后看紧密结合的“双头鹰”智慧，蕴涵着人与人、城与乡相互扶持、共同富裕的社会规划。 请不要大惊小怪。仍然让我们从“精明”的“学者”们最喜欢说长道短的“算经济账”开始，论证我们的观点吧。 就像上文初步分析所呈现的那样，互助合作的道路是一条爬台阶式的道路，互助组是一层台阶，初级社是一层台阶，高级社是一层台阶，高级社之后，还有一层又一层的台阶…… 而且，每一阶段都是在矛盾的辨证斗争中扬弃自我，为登上更高的发展阶段准备条件，并最终在量变中达到质变，通往下一发展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坚忍不拔，戒骄戒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沿着这台阶步步攀登的农村，最终将在不懈的努力中缩小、弥合与城市的差距，而在这条道路上攀登的农民，最终也缩小、弥合与市民之间的差距，过上相对稳定、幸福的生活。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名字已经不叫农民了，而叫“社员”了——一个谁也不敢侮辱的名字，一个谁也不敢歧视的群体！因为，在历史上的“地主老爷太太小姐”们那里和今天的某些“文明人”那里，这些像“马铃薯”一样零散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多么“肮脏”和“无用”的群体啊，尽管正是这些“肮脏”和“无用”的人，在广袤而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艰苦而光荣的职业，生产出最美丽而丰腴的粮食，养活着他们！ 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就是俯首苦干的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牛奶和鲜血。是他们用淋漓的汗水和草根一样卑微而坚忍的生命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度的生存、生活和发展。而这，却无法为他们赢来应得的承认和尊重，就因为他们像一团散沙一样，离群索居，无暇他顾，无心思想。他们忘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经验，甚至忘记了古老的民间格言中闪烁着的金子般明亮的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不过，还是书归正传，再用“解剖麻雀”这个好办法，反证我们在思维逻辑中推演的结论吧—— 我们已经细致入微地讨论过的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初步合并了土地之后，解决了互助组阶段的问题，进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然而，并没有因此而万事大吉，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比如说，虽然大家都是比较贫寒的农民，但拥有的土地、劳动工具、牲畜等生产资料的质和量却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一些人拥有、合并的生产资料数量多、质量好，那么，到劳动“分红”的时候，他们就有权利和理由为自己入社的财产要求相当的“红利”，而不只是按劳分配。这个问题，在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记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端倪。合作社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生产资料匮乏，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好解决——只要在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之间达成一个恰当的比例，绝大多数社员是可以接受并乐于接受的。然而，复杂的是，随着时间的延伸，生产的发展，社里的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地改变——如果集体领导的好，社里的毛收入就会增加，余额自然也会以公积金的形式积少成多，因而，就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可以进行扩大的再生产……时间一长，那些原来因拥有生产资料多而靠财产分红的人的财产，在合作社总财产中的比例，就会越来越低，而那些年富力强、劳动力多的人家，对合作社的贡献则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像当初生产资料多的人有权利也有理由为自己多贡献的生产资料分一部分“红利”一样，这些多付出劳动的人，也有充足的权利和理由为自己多付出的劳动要求一部分“红利”。 这样，当初为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制定的比例就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如果维持原来的比例不变，那么，那些靠财产分“红利”的人，就会“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而那些为合作社贡献了更多活劳动的人，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物质报酬，也就是说，新的更隐蔽的剥削方式产生了，长此以往，势必引发那些能劳动、多劳动的人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某些“学者”将病因归咎于农民因目光短浅而看不到劳动与分红之间利益关系的“吃大锅饭”现象。现实的形势要求合作社重新调整按劳分配和按财产分配的比例，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降低按财产分配的比例，以鼓励那些为合作社多做了贡献的人，激发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到了一定时间，活劳动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之后，社员们势必会要求废除按财产分红的比例，彻底实现按劳分配。这样，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告别了自己的初级形式，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高级社！分析告诉我们，这不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也不是浪漫主义幻想的结果，而是现实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动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在互助合作的构想中，高级社并非终极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按照其性格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当一个又一个高级社在发展中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之后，联合起来、统筹发展的问题就必然像当初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一样自然而然地浮出历史地表。我们可以依据历史的线索和现实的例子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这样的联合组织能够达到一个公社——基本上相当于今天乡镇的范畴——的范围的话，跟单干相比，农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多了，他们可以统筹规划土和劳动力的使用，在最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最合适的庄稼，让最合适的劳动力从事最适合的劳动，像我们在《三里湾》跟着何科长和张信同志看到的一样——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规划形式。而且，这样的安排，可以发展规模经营，可以发展机械化，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副业乃至工业，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并最终解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问题，而农业生产的“内卷化” 这一问题，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解决。这一点，在当时组织得比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雏形，比如陈永贵领导的大寨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今天，不管风吹雨打，仍然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如孤岛一样岿然不动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南街村，更是一个有益的现实启示——正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不仅使他们战胜了周围千千万万个孤军奋战的个体农户，而且在与国内和国际资本阶级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儿。 这样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在面条一样细碎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是抠不出“好日子”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单干”，经不起自然和社会风浪的冲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退一万步讲，我们也可以为“组织起来”找一个最基本也最坚硬的理由：即使农村真的是一盘死棋，没救了，不得不进城打工讨生活，不得不去接受资本的盘剥，那么，“组织起来”也会使劳动在与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不至于一败涂地，至少，不会连被压榨了无数遍之后剩下的那点微薄的“活命钱”也讨不回来吧？ 再谈谈我们上面已经多次提到的公益金问题。 每个合作社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情况，从总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以保障社员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福利。一般来说，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应在合作社当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左右，但即使如此，如果管理得当，在度过初期困难之后，仍然能够像滚雪球一样，积少成多，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可以合理地分配、使用了：既有一部分用来保底的基数，又有一部分用来使用的活钱，而且，每年还有新的收入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这样，妇幼保健、医疗服务、照顾老幼、普及教育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而这样，也就初步解决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 分析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差别”在互助合作运动的逻辑中得到解决后，我还想谈一谈历史与阶级意识，谈一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始终悬而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卡尔·马克思写道：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非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以更坚定、更清晰的语言做出了类似的判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知识范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把城市置于农村之上，认为城市代表了更高的文明程度，因而，城市化是现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而且，这一论断还潜在地回答了现代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农民，则将从城市这个现代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即使不消失，继续存在着的农民也将与创造现代历史毫无关系， 或者更不幸，成为潜在的反动力量。因而，如何点燃工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激活他们，让他们行动起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聚焦的真问题。在欧洲，以“巴黎公社”领衔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则从实在界证明了这一理论界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推论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几乎成为无法质疑的 “普遍真理”。 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领导中国人民闯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城市，并最终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现实的胜利，也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谁才是革命的真正动力，工人，农民，还是其他？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范畴，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最近，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野中，有研究者就在批判继承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争论不断的结论：在没有中心、没有边缘的后现代主义的“帝国”时代，革命的真正动力，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当然更不是什么政党，而是流动的“诸众”（MULTITUDE），是“流民”，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解放性的力量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压抑性的力量，因此，只有无所不在、不停流动、批判一切的“诸众”（MULTITUDE）才是可靠的革命力量。 理论的问题尽可以敞开讨论，而现实问题则往往是在促迫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并要求及时解决。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因为，就像莫里斯·迈斯纳通过研究指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并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多是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就20世纪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它不但带来了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所有弊端，而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国统治区，首先是通商口岸，所以，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是异质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的，这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这个历史性的先天不足，也导致了早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先天性不足——不仅数量少，力量小，而且并没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虽然中国工人阶级也为中国革命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中也始终宣称我们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看，中国革命是在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许多是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导中国农民完成的。 这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贡献，也不是说中国农民那里并没有什么缺点，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追问：怎样才能剔除农民潜意识中存在的芜杂而顽固的小农意识，而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培养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因为，我们毕竟面临着双重的困难：既没有欧洲那样庞大而成熟的工人阶级，就是支撑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农民阶级，也并没有在革命中真正成熟起来，小农意识仍然纠缠着他们。 因此，如何在广大农民中间培养无产阶级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培养出一大批像梁生宝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成为必要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因为，与工人阶级相比，农民阶级虽然“人多力量大”，但与工人阶级一样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内涵，因而，并没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 这一重担就这样落在了互助合作运动身上，而恰恰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包含着这样的禀赋，因此，我们就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看到了“人”——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和“精神”——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重要性，看到了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引而不发的逻辑推理和方案设计：随着公共财产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公家”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农民们的集体意识也逐渐成长——先是爱家、爱劳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爱公社、爱集体的思想，最后，成长为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而他们，也因此而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 只有这样，个人、集体、国家互相包容、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绵延不绝，不断壮大，以至无穷；只有这样，公社这棵“常青藤”才能越长越肥、越长越壮，而社员这些“藤上的瓜”，也才能越长越大，也越长越甜；只有这样，幸福的种子才发了芽！ 严重的是教育问题 这就是互助合作的道路！ 这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这样的新事物！ 灯不点不亮，话不挑不明。文章写到这里，必须字正腔圆地指出，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伟大的新事物，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无端成长，而是需要一定的基础，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当时国际封锁连连，国内危机四伏，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更需要全国上下“人心齐，泰山移”——把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到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上来，白手起家，创造条件，以使虽然比较新鲜然而也比较稚嫩的自己，不致被压抑致死，并在不断的斗争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逐渐壮大起来。 然而，至今想来仍然令人痛惜不已的是，这个伟大的新事物自诞生之日起，就掉进了重重困难的围追堵截之中：先是与致命的物质匮乏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别忘了，中国人民就是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站起来的，紧接着，又在不进则退的紧张时刻，遭遇了理想信念分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党内关于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的打击！ 这就是互助合作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失败的主要原因。 平心而论，这么一项复杂、庞大、精密、系统的工程，应该需要一个比较宽裕的物质基础，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社会环境。然而，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实验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包围着我们的，不仅仅是极端的物质匮乏，而且还有凶险的政治威胁——国际上，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蠢蠢欲动。稍有不慎，中国这一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汪洋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孤岛，就有被颠覆、淹没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本来就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民族自立之基的社会主义工业，新生的中国咬紧牙关，进行了一场“空前”的“自我剥夺”——从农村提取大量劳动剩余，使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回旋余地更加狭窄，乃至恶化。因为，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两强相遇勇者胜”，别无选择，你只能断臂自救：从农业这条胳膊上砍下一部分来，或者干脆砍掉这条胳膊，以补给工业，使之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逐渐壮大起来，而后，在适当的时机，反哺农业，用自己已经丰满起来的身体为失血过多的农业补充血液。“损不足以补不足”，这是何等的残酷，又是何等的壮烈！然而，让人唏嘘不已的是，我们，尤其是那些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做出了惨烈牺牲的先辈们，却没有机会看到工业与农业相互扶助、相濡以沫的动人场景。痛定思痛，痛何以堪！ 物质不够精神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这是民族更生唯一可以依靠的财富，也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正因为有这精神动力连绵地推动，互助合作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生计问题，而且为国家工业化无私地提供了大量劳动剩余——的原因之一。是的，要想在“一穷二白”的苍茫大地上绘出一幅分外妖娆的画，必须有充沛的精气神，必须“养吾浩然之气”，以气运物，白手起家。正如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们应该相信：“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相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现在看来，这段意气风发、斩钉截铁的话，虽然有点过高地估计了形势，但却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幸亏有这样一鼓作气的勇气，使他们勒紧了裤腰带搞建设，使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而这，也正是这一事业如此感人心魄的原因。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恣肆的汪洋大海上，这么一场漫长而精确的社会主义航行，需要所有的船员——上至船长，下至水手——目标一致，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尤其是需要那些对前进的方向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连气同心——这是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那段波澜壮阔而又异常惨烈的历史逐渐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也因此而能够抱着比较客观、平和的心态去探究它，寻找隐藏在时间之后的历史真相，以警醒我们。然而，扑面而来的，依然是无尽的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毫不隐讳地告诉大家，在当时，这一条件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十分不成熟。不仅在农民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混乱思想和糊涂观念，就是在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中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混乱思想和糊涂观念，甚至在那些指引方向的高级领导者中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导致严重的分裂。风雨同舟，共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后，中国共产党这个在斗争中荟萃了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优秀分子的政党，在内部出现了歧异——以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主张“继续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主张坚持现有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变，或者，至少应该长时期地保持新民主主义政策，韬光养晦。 现在看来，这种断裂，对互助合作这个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它不仅分散了精力，扭曲了路线，而且，致命的是，它在那些鼓足了心气奋力前行者的心窝子上狠狠地捅了一下子。就这样，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救命劲，一下子全泄了。 只要翻阅历史记载，就会发现，每当政策上的歧异传到民间后，会在农民们那里引发多么大的混乱啊！因为，他们之所以眼睁睁地盯着合作社，不仅是因为合作社既是他们这些“毛”所依附的“皮”，是他们生活的希望，更因为合作社是一个新事物，是他们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的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办法。他们心中，既充满了期望，也不乏惊惧，怕出什么乱子，影响他们的生活。政策上的风吹草动，势必会影响合作社的发展，甚至会决定合作社的命运，而这，又必然影响他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953年，东北农村工作部的王录等同志深入辽西绥中县九区的王宝山村和新立村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发现，由于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情绪，更由于方法不当，在农村引发了多种多样的糊涂思想：既有消极颓废的，也有急躁冲动的，既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既有左的，也有右的…… 在王宝山村，由于宣传时着重解除顾虑，一直都在“放劲”：这样“许可”了，那样“自由”了，这样“随便”了，那样“不限制”了，加上对互助合作的领导有些放松，就在不少群众、党员和村干部的思想上，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政府的政策变了”，“国家制度放松了”……在各阶层农民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思想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他们的具体表现是： 富裕中农到处制造舆论，说：“还是政府的政策好，这样办往前奔的才有劲。”说：“不拿鞭子赶，我算不进去啦。”说：“到啥时候也有穷有富，土改一样分的地，为啥人家被分了还能发展起来，为啥单有受穷的呢！”说：“旧道路有优点。”打击贫困的党员，对他们说：“你为人民服务，死了活该！”而他们的行为就更“热闹”了：有的在互助组里把自己的地先种完，种完就退组；有的在组内、社内搅，搅散了好单干，抓着毛病就破坏，无事生非；在组内坚持不提人工价，还说什么“咱们不是互助吗，还提什么工价？”有的退组雇工铲地，铲完了地就到处宣传：“你看这多利索， 好几十亩地，一天就完了，看互助好，还是单干好！”这样，对贫困农民、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或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消极悲观，说：“这年头，有钱的就是好汉，有膘的就是好马。”或者激发了他们的怨气，变得更加激进，要求政府“恢复从前的紧张空气”、“实行累进税”等。一般中农，则“墙头上的草随风倒”，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叫咋的就咋的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新事物，是一个在“前有追兵，后有群狼”的困境中艰难地发展的事物。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在风雨中锻炼自己，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因势利导。 而这，就遇到了意识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意识的问题，教育就是必要的了。 因此，严重的是教育问题。 “严重的是教育问题”，这个说法化自毛泽东“严重的是教育农民”这个说法。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我看来，仅仅教育农民还远远不够，严重的还在于教育党员，教育干部，因为，我们太需要像梁生宝、王金生们一样的“社会主义新人”了，他们在斗争的磨练中从旧社会的壳里脱颖而出，既有“思想”，又懂“业务”，一心带领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或许，毛泽东的这个提法里边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涵义，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干部和工人，都是“拖着两腿泥”从农民中走出来的，都是顶着思想的黑暗从旧时代里闯过来的，他们身上还有着深刻的小农意识的烙印，这使他们看不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使他们时时为混乱的思想和糊涂的观念所羁绊、困惑，而忘记了互助合作这个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出身、禀赋、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必须经历的重重磨练，使他们或者只顾看着眼前的胜利沾沾自喜，而忘记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地一步，以后的路还很漫长，曲折，或者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患得患失，颠三倒四，而忘记了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增长才干，继续前进…… 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赵树理这儿，回到了“三里湾”这个可爱的村庄，回到了那些可爱的人物身边。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们一直津津乐道作者的“地摊文学”理想，而忽略了作者敏锐的思想和勃勃的雄心，因而，一叶障目，不见千里，只看见作者笔下的民间智慧，而看不到作者用这活泼泼的叙民间智慧呈现出来的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秘史。 “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这话的成色，在“地摊作家”赵树理那里，一点也不比在欧洲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那里逊色。因为，巴尔扎克是用文字的砖瓦建造了巴黎的亭台楼榭和大街小巷，塑造了在这环境中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和虽然粗俗不堪然而生机盎然的资产阶级，活现了他们或巧取或豪夺生存态势，而赵树理则用文字的泥土形塑了一个天苍苍野茫茫的中国农村，刻画了世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每一个生动姿势，传达了这一过程中的旺盛精神——在《李家庄的变迁》中，是“不得不”的蛰伏和挣扎；在《灵泉洞》中，是站立的冲动和训练；在《三里湾》中，是长久的屈服站立起来之后，为了站的更好——立正——和走得更好——正步走——而进行必要的“教育”和“训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赵树理的《三里湾》是一篇“教育小说”，而且是一篇升华了的“教育小说”——自叶圣陶的《倪焕之》开启了中国“教育小说”的先河以后，中国的“教育小说”就一直“未老先衰”，始终沉溺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忧郁的个人情怀中不能自拔，无法从内心的小酒杯中出走，走进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而《三里湾》的视阈则宏阔得多——它把“教育”从城市带到了农村，从书斋和课堂带到了田间和地头，把“少数人的专利”变成“多数人的权利”……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这样的“教育”所指向的，不再是个人升迁和沉浮，而是关注人的健康发展，批判个人的患得患失，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计。仅此一点，就奠定了《三里湾》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历史地位。 因此，我们在《三里湾》中看到了绵密得无处不在的教育：“翻得高”的村干部范登高，终于在大家伙儿的教育下认错悔过，不再一心翻着斤斗谋划个人的发家史了；顽固的“糊涂涂”和“常有理”也在现实的教育下改弦更张，不仅同意在刀把上开渠，而且还和儿女一起入了社；软弱的青年团员有翼，也在爱情的教育下从父母的卵翼下飞了出来，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被老婆“能不够”指挥了大半辈子的老实人袁天成，也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不仅教育了自己，而且也教育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告别胡搅蛮缠的生活，走上了劳动光荣的道路；就是那比较优秀的团干部灵芝，也在比较中进行了自我教育，抛弃了庄稼人没有“知识”的傲慢与偏见，与村里的“发明家”玉生喜结良缘…… 在这样无处不在的教育下，原本有些乱糟糟的村子变得和谐起来，大家都团结一心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奔，而每个人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比较圆满的归宿，尤其是那几对可爱的年轻人，也都在火热的劳动和生活中，找到了甜蜜的爱情：灵芝和玉生，玉梅和有翼，就是不那么“可爱”的小俊，也有了一个满意的对象——满喜，而没有像当地人说的那样，“一头抹了，一头脱了”。 然而，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却不得不使我们追问：这甜蜜的幸福能维持多久？因为，这甜美的结局，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更象征着互助合作这一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未来。 好在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静悄悄的、回味悠长的结尾：忙碌了一天的灵芝和玉生，终于可以有机会规划一下两个人的小世界了，简单的规划之后，“将要圆的月亮已经过了西屋脊，大门外来了脚步声，是值日带岗的民兵班长查岗回来了。他两个就在这时候离开了旗杆院，趁着偏西的月光各自走回家去。” 清澈的月亮啊，你注视着多少无声的幸福？ 清澈的月亮啊，你又看到了多少无声的骚动呢？ 2005年10月18日一稿 2005年10月25日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