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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林文集》中，长篇小说《腹地》是1949年天津新华书店版本[①]，而非1984年王林逝世后，作家“一改三十年”[②]的1985年修改本。王林生前没见到修改本问世是遗憾的，但如果人们得知他早期那部以生命为代价写成的作品，三十多年所受的批判、质疑，还有作者内心的不解、委屈和无奈；就会认为王林真正看重的，还是《腹地》1949年版本。《王林文集》编辑者王端阳使这个版本重新面世，对抱憾终生的父亲，也是最好的告慰与补偿。 （一） 《腹地》从1949年初版到2009年收入作家文集，其间曲折的过程，已构成当代文学史上引人关注的“事件”。王林1909年生于河北衡水，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并以旁听生身份成为当时执教于文学系的沈从文的学生，也是“沈先生的写作班从二十多人到最后只剩下五人”之一。关于王林的文学经历，王端阳写道： 1934年父亲开始写短篇小说，最初的几篇经沈从文的推荐，相继发表在《现代》、《国闻周报》、《大公报》等报刊上。特别是1935年1月父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出版后，沈从文专门为这部小说写了《题记》，认为“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本来父亲是想沿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的，《幽僻的陈庄》也只是他的农村四部曲的第一部，可是接连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把他卷了进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笔，他的创作方向转向了民族的危难和抗争，写了许多直接反映抗战的剧本，如《火山口上》、《活路》、《家贼难防》等等，并由火线剧社演出，由此被称为“冀中的莫里哀”。 在最残酷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上级指示冀中军区一级的干部，都转移到平汉铁路西面的太行山区。父亲也在这批干部之列。可他为了能够亲眼目睹这场战争，要求留在冀中。后经他的老同学、军区政治部主任周小舟“特批”才留下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地道口、在堡垒户的炕头上写下了《腹地》、《十八匹战马》、《五月之夜》等作品。《腹地》完成于1943年，后有人考证说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八路军抗战的长篇小说。[③] 然而，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却完全被忽略了。2008年，当王端阳用轮椅推着母亲刘燕瑾女士，在现代文学馆“展示抗战文学的展馆面前，仔细观察，非但没有我父亲的著作，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王林确实被现代文学‘遗忘’了”[④]。不仅现代文学馆，2007年作家林希在《天津日报》撰文说：“王林同志身后寂寞，我在网上输入‘王林’二字，搜索到上千条信息，居然全是房地产老板、歌迷粉丝们的信息，关于我们崇敬的作家老王林竟然没有一条消息”[⑤]。 作家被忽略或被“遗忘”的原因有许多种，比如王林为人“低调”，“不出去讲课，不出去做报告，不参加文艺沙龙”；他是天津市作家协会和文联副主席，但从不端架子，不虚张声势，作协机关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老王林”；他革命资历深，“几位建国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王林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对官场没兴趣，注意力多集中在文学方面，甚至当他作品受批判、得不到出版机会： 这期间，王林的挚友黄敬（时任天津市长，笔者注）多次劝他去干别的工作，不要“从事专门写作”。他表示拒绝，所以黄敬批评他“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王林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的？”“我不能不把这件事当生命来关心！”最后黄敬不得不感叹道：“匹夫不可夺志！”[⑥] 虽然造成王林“被遗忘”因素诸多，但《腹地》出版即受批判，这是作家及其作品长时间沉寂的主要原因。《腹地》写作和出版过程看起来十分矛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写作经历没得到大张旗鼓宣扬，这在大力歌颂革命史的时代已经不可思议；怎么还会受大张旗鼓批判？受革命理念讨伐？但这毕竟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深入一些历史材料，就无法解释其中矛盾，也很难理解这一事实或称为文学史“事件”潜在的逻辑线索。 上世纪40年代，王林的创作转向民族危难和抗争，他写了大量反映抗战的剧本[⑦]，长篇小说《腹地》也产生于这一时期。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冀中发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根据当时形势“上级指示，属于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要暂时转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储备干部。王林属于这批干部之列”。但王林要求留下坚持斗争，他说：“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⑧]王林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为八路军抗战史作传的信念不减。当火线剧社“多数同志到路西后，冀中的作家梁斌、孙犁等也到了路西，子华（即程子华）同志发现王林还没有到路西，就派了一个小分队，回冀中专门去接王林。当时王林随群众打游击，住处不定，有时还钻地道和‘堡垒户’”。小分队“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王林。这时，王林已经化装得完全像个农民”，当“他听到程政委派人专来找他接他过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没想到在反‘扫荡’这样残酷的情况下，军区首长这样关心他，到处寻找他，接他过路”。除了对军区首长表示感激之外，他对来接的人说： “我是搞创作的，不能离开冀中的土地和冀中人民，特别是在人民遭劫，大难临头的时候，我要跟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将来写这一段历史，我要写他们，没有这个生活体验，就不能创作。请你们回去报告程政委：只要冀中还有老百姓，就有我王林，冀中人民一定会掩护我！请程政委放心！” 接他的小分队，只好回路西，如实向程政委复命。 王林没有到路西去。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写成了长篇小说《平原上》，他觉得这部作品比他以前写的其他作品都好，最可惜的是这部手稿在战争中遗失了。他非常痛苦。于是另起炉灶，重新写作，完成了全国解放不久就在天津新华书店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腹地》。[⑨] 《腹地》动笔于1942年冬，定稿于1943年夏，“写作之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摞稿纸，他就坚壁在地道里。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血泪素材”，直到去世，他一直珍藏在身边[⑩]。《腹地》完稿时战争尚未结束，王林把底稿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1945年11月18日王林日记）[11]。 也就在这时，一些从延安来的“文艺大员”到了冀中。“他们刚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并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带到解放区。他们到来使王林很兴奋，然而王林没想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并‘当作遗嘱’写的小说”，却遭到严厉的批评： 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着光明。 当王林反驳这种意见，说“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做为潜主题”时，批评他的意见认为：“这个今天不需要。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当时陈企霞对《腹地》意见最为激烈：“作品中心——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写，令读者有坏印象……政治影响不好……令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哪里？”“《腹地》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12]。 1948年夏，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文艺座谈会上，“《腹地》又被提了出来，陈企霞在大会上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13]这些意见不但使作品在抗战胜利后无法出版，而且“围绕着《腹地》出现了许多流言，说这是‘暴露黑暗’，甚至同王实味联系起来。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就因‘暴露黑暗’被批判，被定为托派。这些无疑对王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对自己也产生过怀疑，但又感到茫然”。甚至在当时日记中写道：“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因此灰心丧气了好几年。”[14] 王林在日记中“灰心丧气”，实际上并没放弃为《腹地》出版四处奔走。1949年6月，也就是《腹地》“出土”三年五个月后，周扬来信表示小说“修改后”可以“付印”。对于“修改”，王林说：“要求把范世荣（村支书）改掉，办不到。”但周扬的信还是使事情发生了转机。“王林抓住时机，开始活动，他找了黄敬[15]。此时天津已经解放，黄敬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经黄敬帮助，1949年9月30日，《腹地》终于以本来面目在天津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出版，第一版印刷一万册，孙犁、侯金镜、方纪、胡丹沸、阿垅、秦兆阳、刘秉彦、李之琏都发表了肯定意见。1950年２月，出版总署出版处写信通知王林，《腹地》要再版。同年３月《腹地》再版，先后印发两万册。 《腹地》出版随即引发《文艺报》更激烈的批判。1950年第27、28期《文艺报》刊登陈企霞两万三千多字长文《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认为小说主要问题有两点，第一,否定党的领导：“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广大群众与现实激烈的斗争的关系，党在中间的作用是看不见的”；第二,歪曲英雄形象：“作者（指王林，笔者注）处处可以说是深入地在渲染英雄对人事得失的一种无原则的、十分难以理解的感慨——这样的感慨在思想本质上是何等陈腐，何等不切合于辛大刚这样的人物！”[16]。这次批判使《腹地》长达半个多世纪销声匿迹。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腹地》受批判后，《文艺报》陆续还批判了孙犁的《风云初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17]“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18]。王林对这些批评感到“震惊”，“据徐光耀回忆，王林专门找到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19] 1947年，周扬到张家口担任北方分局宣传部长，曾召集冀中一些领导人开文艺会议，周扬问王林：“你又写东西了吗？”王林很不客气地回答说：“我写了，我出的是炕头墙报，我自己看！”“这是一个间接的抗议。实际是对陈企霞的不满”[20]。然而，谁知竟不幸一语成谶，1950年的批判以后，在公开出版渠道，再难见到王林和他作品的身影。 （二） 富于戏剧性的是，批判者对《腹地》的批判话音未落，1954年底，文联与作协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除了（《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错误’外，在这次检查中，还挖掘出了《文艺报》以前‘在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若干实例”，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受到“留党察看”处分。1955年又以怀疑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是陈企霞所写为由， 作协党组把丁玲、陈企霞宣布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反党联盟”[21]。1957年陈企霞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回顾这段历史，人们注意的往往是受政治运动批判、迫害的人物，对那些在政治运动间歇和酝酿过程中受批判或遭遇不公正的人和事却比较淡漠。但值得留意的是，无论批判王林、死死揪住小说“存在本质的重大缺点”的批判者命运潮起潮落，直到1984年王林病故，1949年版的《腹地》始终笼罩着批判的阴影，摆脱不了被“修改”的命运。对此，王端阳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对陈企霞我想再说两句。后来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迫害，比我父亲还惨。我父亲对陈企霞没有个人的恩怨，我从未听说他对陈企霞有过什么人身的攻击。八十年代初陈企霞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女儿还来我家，看我弟弟王克平的木雕，我父亲见到她还对陈企霞的遭遇表示同情……前些日我和胡可叔叔谈到陈企霞，他说陈企霞这人不坏，当时的文艺思想就是那样。我说我理解，没有陈企霞，也会有张企霞、李企霞。[22] 也就是说，王林《腹地》写作与出版的曲折经历，并不是用因果轮回之类的“冤冤相报”、“逢凶化吉”即可说明的“文学事件”；在颇具吸引眼球效果的“事件”背后，应该还有更隐蔽的原因，即“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分歧。 简要梳理《腹地》的故事梗概，按照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标准衡量，当年的批判也完全没有道理。小说描写1942年冀中抗战进入犬牙交错、极端艰苦阶段，八路军代理连长辛大刚前后七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后在秋季反扫荡因右脚踝骨中弹，“伤口治好以后成了瘸子。平原上部队流动性太大，他已经不能再跟着队伍东征西战，只好回家来休养”。虽说是复员回家“休养”，但这时的家乡已决战在即。辛大刚没有一天放弃抗日军人的责任，他主动联系县、区各级组织，积极参与民选、文艺宣传活动。当“‘五一’大扫荡”破坏了原有的基层组织，辛大刚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继续战斗，保护八路军伤员和地方群众，成为深受村民爱戴的英雄。战斗胜利了，辛大刚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白玉萼终成眷属。 一部长篇小说总会有一个大致线索，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但是单凭这一点却写不成小说。因为它缺乏小说必备的叙事功能。因此，有关事件场景、人物语言、性格、举手投足及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便滋生蔓延开来，使小说血肉充盈，并因此成为生动可感的艺术作品，豁人眼目。在此意义，认为小说是“旁生枝节”的产物也不为过。然而细读当年对《腹地》的批判，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腹地》是一部描写抗战、歌颂抗战军民的小说，批判者对小说题材没有误解；问题是当他进一步深入到小说的具体描写，受批判的“把柄”便接踵而来。比如小说开始描写辛大刚复员后刚进村，“早就有一个人立在秫秸门口端详他”因负伤瘸了腿，“一拐打一枴打走上来”的样子： “这不是大刚兄弟吗？你怎么……” 他末后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又收敛起来。大刚抬头一看是杨大章，心里早明白了他要问没有问出来的一句话，立刻又惭愧又骄傲地惨笑一下，解释说： “行啦，咱们又做伴啦，受了伤成了残废，只好回家还当老百姓！” “什么时候受了伤，怎么一点儿也没有听见说呢！先到窖里边坐一坐再家去吧，反正已经到了，还忙什么？”[23] 光荣负伤的八路军连长回到家乡，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喝彩的掌声，而是乡亲们闪烁其词，同情、怜悯的目光……使小说“开场白”中主人公有点灰溜溜的。虽然这在辛大刚看是很自然的，但在活蹦乱跳的伙伴面前，他因伤残不得不离开部队，心里还是像打翻了五味罐，“惨笑”中有惭愧，有骄傲，也有无奈。这些在批判者看来，便是小说从一开始就执意要表现“英雄的孤寂而阴沉的生活”的证据。又如，辛大刚回家后发现自己当年喜欢的女人姜红文，如今成了村民辛宝发（前任村支书）的妻子：“他（辛大刚）回家走着想起拉队伍的时候，辛宝发当司务长，账目向来不清楚，有人告他贪污”，又想如果自己带的队伍在这一带活动，“我那一会儿挺威风，骑着大马挎着盒子的，一提出娶她了，不会不答应的吧？”但“假若那么一来，我今天可又落个什么呢？”批判者对此批判道：“何等的痴心妄想，何等的患得患失！”再有，因为组织关系还没转到地方，工作一时安排不上，辛大刚在村里剧团打杂时爱上了剧团的“台柱子”白玉萼，他主动追求白玉萼，却被村里当作“捉奸”对象，强令在“反淫乱”的群众斗争会上作检查。 因为与辛大刚的爱情，白玉萼也是小说中重要人物，但小说却没把她写成主人公辛大刚的陪衬，以凸显革命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反之，她的形象使革命增添了许多复杂成分。白玉萼的亲生父亲是“响马”[24]，她除了人长的漂亮，热心演剧和公益活动，也是村民们议论的中心： “偌就是白老存的带犊闺女？平常不显眼的个人呢，怎么上了台就那么好看呢？” “化妆化的。” “一化妆，谁都像个大美人吗？” “怎么她演得那么像，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 “比真的劲头还大呢！” “不是真两口儿，怎么就拉下脸来了呢？她不是还没有订婆家的吗？” “演演戏怕什么，又不真成了什么！” “就算是演戏吧，也……” “难道演的四不像了，就好了吗？”（96页）[25] 小说在“革命的爱情故事”中横生枝节，这些枝节却直接影响批判者对作品的价值判断。首先是白玉萼出身背景复杂，她不能算纯粹的、“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为这样的女人魂不守舍并遭遇种种挫折是否值得？与革命者辛大刚的形象是否相符？作者不应该以“陈旧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观点描写革命英雄的生活[26]。二是白玉萼为人看似“招摇”，但却是有个性、有主见的姑娘，她既不因为辛大刚是荣誉军人而放弃自己对个人婚姻问题的权衡，也不因为村支书范世荣的权力、地位，而模糊了她对人性的比较和判断。换句话说，她不是被动地接受辛大刚的爱，而是主动地选择了自己的爱。这些人物、情节构成抗战大背景下一些日常生活片段，琐琐碎碎的，与那种是战是降、坚持或者动摇、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大主题不能说没有关系，多少有一些，但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批判者认为，这是对党内斗争“歪曲了的‘概括’（？）这里是把这样两个人（指辛大刚和范世荣，笔者注）的斗争内容，十分可笑地降低到仅是一些邈远的个人小恩小怨，大半是无关大体的人事纠纷，细碎的个性的差别、以及毫无原则的成见中，这一切又是仅仅为了争夺一个女人！”[27] 最让批判者不能容忍的是小说对村党支书范世荣的描写。与辛大刚相对，范世荣是革命队伍里的负面形象。范世荣家原是地主，因和胡家财主“争官道”输了官司而家败人亡。范世荣幼年经历了家庭破产后的遭遇：“受那个打赢官司的财主家小孩的侮辱和打骂”，“他父亲的那口气传到他肚子里了”（179页）。在推翻旧政权的革命中，中国乡村有无数“水泊梁山”，革命的动因就像“一百单八将”的个人出身经历一样千差万别。辛庄也是如此，其中既有辛大刚、辛老广和徐春田等穷苦出身、接受革命理想的人；也有范世荣这样的人：“他恨衙门口的黑暗，他恨衙役班房的势利眼，他更恨依仗着钱财势力欺负他家的胡财主。可是他心里瞧不起穷人。”（179-180页）革命对范世荣来说是时局转变、改换门庭的天赐良机。他看不起不识字的农民，看不起他们没心机、不会算计，不知道为自己创造日后腾达的条件，因而也越加喜欢玩弄权术，给对手设计陷阱，无中生有，欺下瞒上。范世荣的确不是理想的革命领导者，但小说也通过这一层描写揭示当时的客观环境：贫苦出身的辛老广等人，虽然群众威信高，但不识字，无法向群众传达上级组织关于普选和抗战的文件，这是辛宝发和范世荣能当上书记的重要原因，恐怕也是中国农村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所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付出的代价。对辛宝发和范世荣的问题，作品有深入细致的描写，即批判者批判的问题是作品已经揭示了的，并无惊人之处。批判者与作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这种写法歪曲了生活：“作者所设计的革命队伍中正气与邪气的斗争”，“离我们根据地农村在抗日战争中复杂、丰富而严肃的生活与斗争的内容，有多大距离！”[28] 其中批判者更不满的是，小说后半部分，以辛大刚、村农会主任辛老广（辛广德）和治安委员徐春田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但两任村支书却没得到道义上应有的惩罚。第一任村支书辛宝发借土改发家，把姜红文连同其家产一起算计到手。辛宝发被罢免后，第二任村支书范世荣为人更阴险。由于辛大刚证实范世荣的妻子在紧急疏散时，趁乱打劫胡财主家一个“酱紫色的大包袱”，范世荣便怀恨在心，不说自己家人的不是，反而说辛大刚阶级立场有问题。范世荣妻子去世，他想娶白玉萼续弦，却发现白玉萼与辛大刚相好，于是召开“反淫乱”斗争会打击自己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并利用权势，企图迫使白玉萼的父母把女儿嫁给自己，可谓一箭双雕。不过辛宝发的发家梦、范世荣的腾达梦，都在日本侵略者的“‘五一大’扫荡”中破灭了。日本人占领辛庄，辛宝发加入维持会，范世荣逃跑，躲到据点里“他丈人姑家”。但在日寇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辛宝发和范世荣这样的人也没了退路：辛宝发遭受酷刑后，被扔进火堆活活烧死，但他至死也没出卖混在人群中任何一名党员和村干部，其中也包括他的“情敌”辛大刚（314页）。不仅辛宝发，原先曾与范世荣合成一气批判辛大刚的姜铁岭、范志中等人也都被日寇“治得半死了还不招。敌人又把他们三个拉到坑前，扔到火堆里”（315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保全抗日力量不受损失。范世荣的仇家胡家财主的孙子胡介是汉奸，胡介利用被范世荣媳妇夺走包袱的胡家媳妇，为日本人探得范世荣的藏身处。范世荣冒死逃脱，逃亡中他想：“抗战五六年，穷人直起了腰”，他也报了“世仇”，但他渐渐“忘记了仇人还没死心。革命没有完全胜利，就想半道上开小差，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又跑回辛庄，接受组织批评，“范世荣对于党的处分和区委的批评，并不同意，可是自己也感觉出自己和真正贫苦的农民们，不是一个心眼儿，正在劲头上又动摇逃跑了。自己今天没脸再争，于是，想在工作上卖一手”（322页）。他策反了一名日文翻译，与辛大刚里应外合，端了敌人的炮楼。 《腹地》批判者的不满，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辛宝发和范世荣这类人的“本质”，即小说对于他们究竟是敌人（坏人）还是革命者（好人）缺乏清晰的判断。从《腹地》上面的描写来看，王林的确没做那样的处理：把人物本质的边界清晰化；没有按照一种惩恶扬善的戏剧程式，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归类，从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戏剧化的表现程式自然有可取之处，由于敌我阵线分明，有痛快淋漓的观赏效果,颇能赢得读者和听众喜爱，“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29]。这是古往今来的艺术实践证明了的。但王林对小说显然有另一种理解，因此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其实作家对于人物的善恶、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缺乏判断，但与此同时，他对人物的看法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物内心世界随着战争推演不断变化、发展，原来意义上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改变。懦弱、原则性不强的人，可以变得临危不惧；内耗、争权夺利的人，也有可能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反之，曾经英勇抗战的人，日后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变成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小说遵循的是人物在现实中变化的逻辑，而不是一种观念或写作程式的逻辑。事实上， 小说写辛大刚和范世荣还有辛宝发的矛盾、斗争，都未采取一般宏大叙事中描写阶级斗争或党内路线斗争的固定方式：善恶必然泾渭分明，斗争一定你死我活。当辛大刚获得“平反”，区委领导张昭向辛大刚道歉，并表示要发动全村党员群众揭发范世荣“对于党的危害”，书中写道： “不用了，可不用了！”大刚赶快建议：“环境这样残酷，开个会不容易，还是先布置重要工作。我个人问题，不必惊动大伙了！”（292页） 于是，张昭叫春田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使大扫荡开始两个多月，“天天躲情况”的辛庄党员忽然“听见组织上召集自己，真好像大歉年，眼看要立伏，还没有下过雨，天上忽然来了一块云彩，叫人又新鲜又兴奋”，抗战力量又呈现出凝聚和壮大的趋势。 （三） 叙事逻辑的变化说明，以一种单一的评价方法或标准，根本无法理解并深入到千差万别的作品中去。作品不是按照一种先在的标准写成，如果再用这种标准去衡量，结果一定南辕北辙，起码是雾里看花，终究隔了一层。但我们却无法据此说，作家和批评家无论哪一方就完全没有道理。实际上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背后，都有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曲折而复杂的文学史发展作为依据。 《腹地》的小说结构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写辛庄抗日根据地的普选和抗战宣传组织活动，后半部分写“‘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游击队带领村民的对敌斗争。与那些表现正面战场上正规军抗战恢宏场面的作品十分不同，《腹地》刻画的是一幅中国北方庶民社会抗战图，是基层农村全体动员开展游击战的作战方式。因此随着小说叙述不断深入，各具样态的乡村生活场景不断展开，其中人物少说也有好几十个，与当地地方志意义上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土地占有、经济模式、家族变迁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个庞杂的历史空间内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一个穿线人——辛大刚。作品像一部摄像机追随他的脚步，他走到哪儿，故事情节发展到哪儿，人物也随他出现在哪儿。有的人物一闪而过，比如八路军干部刘屏，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工干部，对辛大刚脱离困境、成为县武装部干部起了重要作用，但作品描写他只有两三页；有的人物前半部分频繁出现，但中途离去，比如辛宝发、姜铁岭和范志中在“‘五一’大扫荡”时牺牲；有的则与他相伴始终，比如辛老广、范世荣；与辛大刚相恋的白玉萼，作品中所占篇幅却十分有限。与戏剧化程式的小说不同，串连作品全部内容的焦点，既不是以辛老广和胡财主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也不是以辛大刚和范世荣为首的党内路线斗争，更不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甚至人物的典型性也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品通过辛大刚在“‘五一’大扫荡”前前后后的经历和见闻，有条不紊地勾勒出辛庄抗战生活的全景。由于以人物的经历穿线，与事先设计了明确叙事焦点、因而“无巧不成书”的作品相比，小说带有更多随意性。一方面，这种写法消解了戏剧化程式造成小说叙事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习惯一种程式化阅读体验的读者看来，故事整体结构显得比较松散。 但这也是小说的一种写法。或者可以比较西班牙16世纪中期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1553年），以及17世纪初的《堂吉诃德》（1605、1615年）等这样一些作品。不是说《腹地》中辛大刚与小拉撒路（即“小癞子”）有哪些相像，由于中西文化传统、时代和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使这两个人物形象几乎无从可比。我这里想说的是小说结构方式上的某些相近之处。作品都让叙述追随着主要人物，以这一人物的见闻勾连全篇，这个人物在作品中的身份是事件亲历者和观察者，如果抛开这个人物，小说中一切便无从可知。在这样的叙事布局之外，小说不存在其他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和事件掌控者。因此，这种人物不会是卡里斯玛式的“超人”：登高一呼，应者如云，具有绝对崇高的个人声望和卓越品质，而是社会底层生活的践行者。像城市流浪汉小拉撒路，因伤致残的复转军人辛大刚，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不可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生活,也不可能以正反面人物两军对垒的方式来决定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底层社会生活的逻辑，提供了比书本上忠奸善恶更为复杂的“隐情”。揭示“隐情”、表现人物之所以如此的来龙去脉，使叙述大大超出人们预想的范围，超出以往的故事套路。或者说,底层社会的复杂性为“旁生枝节”大行其道，因而在揭示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方面，使作品显得独具慧眼、独树一帜。不仅文学读者，这样的小说也被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格外看重。比如《小癞子》描写小拉撒路从小离家出走，为瞎子领过路，侍候过穷教士、穷绅士、修士，后来发迹……通过小癞子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小说揭示了城市兴起与人类私欲迅速膨胀、同步增长的严峻现实，以及平民阶层不断分化的早期都市景观。又比如辛大刚复员回乡，为乡村普选搭过台，演过戏，逃过难，布过雷；他与村农会、武委会、妇救会、抗战青年会、县委区委干部、八路军伤病员，还有维持会、老头队等各色人物都打交道。他与辛宝发既有矛盾，也有推心置腹的交谈；与范世荣既有斗争，也有合作；他与白玉萼的恋爱经过，更加生动地表明他是一个有七情六欲、也有性格弱点的凡人。但小说着重刻画了这个凡人性格突出的一点，那就是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作品强调这一点的目的，不仅在于突出英雄形象，歌颂革命精神，对小说结构和人物的引线作用也非常重要。正是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使辛大刚的足迹遍布家乡各个角落，使抗战时期的北方农村生活得以全方位展现。 主要人物作为穿线人的结构方式，还不足以说明这类写实作品的真正涵义。文学史上成功的小说锻造出成功的写作范式，研究其构成因素，学习和套用这些范式并加以完善，从而取得成功的作品也大有所在。但唯独近代以来的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小说难以沿袭传统的写作套路，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为中国现代小说开拓出一条历史新路。鲁迅研究《红楼梦》所得出的结论，即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他列举小说家言，说明清代人情小说打破传统叙述程式的道理：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说。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戚本第一回） 鲁迅对于不顾《红楼梦》写实真谛而“别求深意”的“揣测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红楼梦》写作的要义在于：“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30]鲁迅还把明小说《金瓶梅》誉为反映了明代市井生活，“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世情小说”。因为它们都脱尽了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的传统套路，使小说面目为之一新。 不仅中国明清之际的世情小说和人情小说，17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堂吉诃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中主人公乖谬可笑的举止是对看不清时代、执迷不悟者的讽刺，同时是对一种骑士文学传统的挑战。主人公堂吉诃德原本是“蛰居在拉曼却村的一个穷乡绅，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决心恢复骑士道，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打抱不平”。结果三次“出马”，主仆二人受尽折磨，终于“临殁见真”，他死前说：“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他嘱咐他的外甥女，千万不要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不能继承他的遗产。虽然后人有赞赏堂吉诃德为了理想“永远前进的形象”（别林斯基语），但是在塞万提斯看来，堂吉诃德耽于幻想、穷途末路的人生结局，“骑士小说”应该负太多的责任[31]。或者说，传统的骑士形象，作为曾经一度流行的写作模式和生存方式已经显露出迂腐不堪的一面；小说对一心“恢复骑士道”的堂吉诃德辛辣的讽刺，正是塞万提斯对他生活时代的真实性的重新解读。 写实小说的文学经验来源于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既不尊崇儒家的“文以载道”、道家的清心寡欲、佛家的因果轮回，也不把宗教世界看作无可逾越、至高无上的天国。写实小说无意于用自身来印证任何前人的观念与结论，非但如此，它们以写作方式的“不入流”表现出一种姿态，即对传统的蔑视。实际上，这体现了启蒙时代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现代哲学观念，“文学作品与其模仿的现实之间一致性的问题。究其实质，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的见解”[32]。哲学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一致性，就在于它们对传统的颠覆性质疑，对于传统范式的大胆僭越。“与按照许多公认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和文学的准则来表现的更讨人喜欢的人类生活途径有所不同”，作家否认在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之外，有任何先验的生活结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规范（同上）。因此，个人经验和个人知觉在原有的知识和文学传统面前获得了亘古未有的自信，以及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 王林在青岛大学外文系学习的经历，固然是他了解西方文学的一种途径，但上述《腹地》小说的种种僭越之举，则具有更为深刻的现代文学史根源。1935年4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昙。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33]虽然王林没得到鲁迅的回复，但寄书给鲁迅，却表现出作者对鲁迅关于“不加文饰”的写实风格的尊崇，以及对这种文学表达方式的拥护：“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34]“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也难免毫无所得”[35]。“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36]。鲁迅30年代有关“奴隶社”丛书对叶紫《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生死场》的推荐，可看作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倡导与呵护。 如果说，鲁迅对于王林的影响还只在观念形态上；那么真正使五四新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内心生长起来、并具有实践效果的，应该归于当时在青岛大学文学系任教的沈从文。沈从文亲自为王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作序，其中，他给这位“旁听生”的文学启示有详细描述： 二十一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初约有二十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生。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这件事想来我应当抱歉…… 我要他们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交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 在现实里一直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写成后，若认为失败了，也不过是把这个作品放在过去的标准中比较，得到一个不可免的失败罢了。然而毫无可疑，第一个作品即或失败，能用这种方法态度继续作下去，却可望来日在另外一个作品得到相当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败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认识社会各方面，了解他们的言语，爱和憎，悲哀或悦乐，一支笔又学会大胆恣纵无所畏忌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37] 沈从文的写作课上到后来仅剩“五个同学”，英文系的旁听生王林是其中之一，但这一个学生已使老师甚感欣慰：他“居然大胆使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当时王林已经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上用笔名儁闻发表作品，并得到沈从文热烈的推荐与称赞：“中国倘若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指王林）不独对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关于《幽僻的陈庄》，“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沈从文对作者视同一己，说这个“乡下人”的作品，很可以“壮补”时人“软弱的灵魂”（同上）。简要地说，《幽僻的陈庄》是以陈庄游手好闲的农民田成祥、在赚钱和女色上“老没够”的地主陈老仲与小白妻的三角关系为线索，勾画民国初期北方农村生活的小说。但在作品中，田成祥与小白妻偷情的描写并不多。作品着力表现的是田成祥卖地、告状，上下奔走，并以他的经历为叙事焦点，展现当时商号、当铺、投机生意、放高利贷，以及城乡、官商利益纠结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那里的“人们怎样在寂静的茅屋里烦恼，怎样从旧的滞性的道路上渐渐觉醒起来，饥饿的火怎样烧着这些人而唤起粗暴的力，怎样从传统的束缚下挣脱开”，从而实现“艺术家跟经济学家不同的所在”[38]。小说开头引述茅盾的话，表明作者所赞成和遵从的现实主义小说题旨： 庄稼事人人见惯，固然是平易的。然而单就农事的过程说，……这一直下来都是紧张的“作战”样的生活，实在天生是很好的“结构”。何况还有收获以前的借债，收获以后的逼租，赎衣服，贱卖新谷，都又是极动人的“穿插”。田家生活何尝是“平易”的啊！ 近来的田家生活实在变化太多，有些事连顶好的“幻想家”也想象不到。 ——茅盾《话匣子·田家乐》[39] 十六万字的《幽僻的陈庄》，只占王林写作计划四分之一[40]，那么，王林在转入抗战题材写作后，原来写“陈庄史”的愿望是否就半途而废了呢？事实并非如此。从《打回老家去》（独幕剧，1936年），《家贼难防》（话剧，1938年）到短篇小说《五台山下》（1941年）、《十八匹战马》（1943年），直到长篇小说《腹地》（1942－1943年），作家笔下的乡村抗战史始终与启蒙前后的乡村史紧密相连，启蒙与抗战，成为中国乡村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王林对“陈庄”和“辛庄”大量日常生活描写中，“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当王林反驳40年代的批判时就曾明确地表示：《腹地》中，“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做为潜主题”。从王林的两部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启蒙与救亡的历史连续性，《腹地》中辛大刚、范世荣等人物身上，具有《幽僻的陈庄》中田成祥、陈老仲等乡土人物的遗传基因；白玉萼母女的形象，也潜藏着小白媳妇的影子，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十分紧密。从幽僻、滞重的陈庄到热火朝天的辛庄汇演和村选，表明小说家对乡村改变充满信心。试想如果没有《腹地》所描写的村选，村民们民主意识、社会意识增长；如果没有区县、乡村建立的各级基层组织，就没有中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深入持久的抗战。抗战使启蒙在乡村得到深入普及，启蒙又是对抗战最为有力的动员与推动。在此意义，从《幽僻的陈庄》开始到《腹地》完成，王林实际上创作了一部“大书”，这部“大书”形象而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现代变迁史，从而也具备了现实农村生活“史前史”的意义与价值。其中特别是那些受到严厉批判、“旁生枝节”的乡村日常生活描写，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隔断这部历史中启蒙与救亡线索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批评家专横而“断裂”的观念。 （四） 正如《腹地》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对它的批判也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一些论点拿来与陈企霞的批判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当时与革命文学家论争的主要一方是鲁迅，而且涉及同样的问题，即冠之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应该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里仅举当时鲁迅认为特别需要辩驳和分析的观点为例，说明批判背后一些历史和文化的线索。 首先是如何表现劳动阶级。革命文学家认为，关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那样的一个人”，能不能做“革命党”，并且有“大团圆”的结局？如果有可能，那么对于阿Q这种底层阶级的人物，“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也就是说，阿Q这种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起码不符合一个被誉为“革命者”的形象。对此鲁迅回答：“我的意见，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革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不是两个。”鲁迅下面的话更是对后来有关农民革命者形象不够高大完美论点的反驳：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41] 人与社会的新旧转变，并不仅仅是阿Q盘辫子似的形式上的改变；并不像政权革命那样，可以一朝易帜，而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鲁迅似乎当时就预见到《幽僻的陈庄》和《腹地》中出现的一些场景，即“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同一阶级出身的人参加革命，也会怀有不同动机，并不都像书本或理论概括的那般“纯洁”。不仅如此，鲁迅的预见甚至真的延伸到“二三十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系列贪腐问题，这当然是后话。辛宝发、范世荣的问题发生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前，却也印证了鲁迅和西谛辩论关于农民阶级革命的观点，哪一种更接近现实，哪一种更偏重于理想。 从这里又牵涉到作家本身的革命性和阶级性问题。正如当年来自延安的“文艺大员”说《腹地》“暴露黑暗”，进而怀疑作者的阶级立场，当时鲁迅也受到革命文学阵营关于阶级出身的指责。鲁迅说：“我们的批判者”要去“获得大众”，便把革命文学幻想为“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把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鲁迅曾说过文学产生的条件须“有闲”、也“便是有钱”的话，于是鲁迅有些自嘲地说，这时“倒觉得危险了”。但后来批评家又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查他们的动机。”鲁迅说：“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不过，当时鲁迅认为最可虑的还不是这些：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要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被禁止，自然不待言。[42] 这是一个假想的、可怕的未来。实际上，以文学形象印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做法，虽然鲁迅不以为然：“‘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视官的”[43]，但作为当年一种观念先行的“先锋”艺术，那也是作家的一种选择，艺术上的功过得失，不过是见仁见智。鲁迅最反感也最为惮虑的是，在革命风行的时代，拉“革命”大旗，滥施“革命文学”标准在文坛上“跑马”的做法。作为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敏锐地发觉这种批评裹挟着专制主义气息，他毫不留情地说：“首先应该扫荡”这种批评。因为它“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无用处，而且有害处的”[44]。然而，在鲁迅逝世十多年后，他的话却不幸言中，《腹地》成为这种“横暴”批评的牺牲品，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重见天日，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损失。 回顾这段历史，王林以“少壮有为”的“气概”，以其作品横生恣肆的描写，对现代写实小说观念做了有力的补正。如果把陈企霞等人对《腹地》的批判，看作是正常的文艺批评中一种意见，那么的确有一部分读者是不满意作品的，比如说它结构松散，人物不典型，等等。但我想这个“过错”却不能由作家和作品来全部承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终极结构，《腹地》既是它的结果，也为后来的写实作品打开一道历史的闸门。特别是它对文艺思想解放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作品本身。 [①]王林（1909—1984）的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9月30日由天津新华书店出版。1950年小说受批判后，修改本于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8月，王林之子王端阳为“让人们看到《腹地》的原貌”，经多方努力，促成《腹地》1949年版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再版，并收入《王林文集》（2）（参见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王林文集》1-7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②]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③]王端阳：《父亲王林》，王端阳编《王林百年纪念文集·被遗忘的王林》，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④]王端阳：《王林百年纪念文集·前言》。 [⑤]林希：《可敬的王林》，原载2007年8月6日《天津日报》，转引自《王林百年纪念文集》。 [⑥]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⑦]王端阳：《父亲王林》。 [⑧]刘绳：《在王林的记忆里》，《作家与冀中》，转引自《王林百年纪念文集》。 [⑨]李之琏：《程子华派人寻找王林》（摘自《纪念程子华》一书），转引自《王林百年纪念文集》。 [⑩]刘绳：《在王林的记忆里》。 [11]王林：《抗战日记》，《王林文集》第五卷，第369页。 [12]王林1947年1月5日日记。 转引自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13]同上。 [14]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 [15]1931年春，王林担任青岛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介绍黄敬入党。1958年黄敬去世，王林异常悲痛，在日记中写道：“以后再有心事可跟谁说去呢？想到这个就觉得心里堵得慌！接着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参见王端阳：《父亲王林与黄敬》，《王林百年纪念文集》。 [16]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原载1950年第27、28期《文艺报》，收入陈企霞著《光荣的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10月版。 [17]唐达成生前接受采访时所言。转引自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从建国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谈起》，《王林纪念文集》第62页。 [18]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从建国后被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谈起》。 [19]王端阳在《王林和他的〈腹地〉》一文曾引述徐庆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是怎样酿成的》文章说：“曾经在丁玲、陈企霞手下工作的唐达成，回忆那时候的《文艺报》，心情复杂地说：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的厉害！”参见《王林百年纪念文集》。 [20]同上。 [21]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第211、21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22]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23]王林：《腹地》，《王林文集》（２），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本文有关《腹地》引文皆出自该书，不另注。 [24]土匪的别称。 [25]本文对《腹地》引述，均出自《腹地》，《王林文集》（２），引文只标注页码。 [26]见孙犁《〈腹地〉短评》，其中驳斥对《腹地》“自然主义”和“陈旧的浪漫主义”的指责。《王林文集》（２）。 [27]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28]陈企霞：《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29]东坡《志林》六，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鲁迅三十年集》之九，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10月。 [3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鲁迅三十年集》之九，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10月。 [31]参见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32]参见[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33]《鲁迅日记》下卷第9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7月。王弢、儁闻皆王林三十年代曾用名。以上均转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扉页。 [34]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5]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6]鲁迅：《叶紫作〈丰收〉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7]参见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第一卷。 [38]彭勃（罗烽）：《评〈幽僻的陈庄〉》，1935年8月25日《大公报》。转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 [39]转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 [40]儁闻（王林）：《幽僻的村庄》，1935年１月１日由北平文心书业社出版。 [41]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1926），《华盖集续编》。《鲁迅三十年集》之十二。 [42]鲁迅：《“醉眼”中的朦胧》（1928），《三闲集》，《鲁迅三十年集》之十八。 [43]鲁迅：《革命文学》（1927），《而已集》，《鲁迅三十年集》之十七。 [44]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1936），《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三十年集》之三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