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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天，我与几位诗人朋友在一处酒家吃饭，吃到一半时，忽听得外间人声喧哗，有人出去探看后，回来通报说：“是他们那边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我：“你是哪一派的？”后来，还有人对另一位朋友谈到我时，说：“他是那边的人。”又说：“他兄弟则是我们这边的。”听上去好像内战时期的故事：兄弟俩一个是白党，一个是赤党。这里的“这边”、“那边”指的是当下诗坛论争中的“民间派”和“知识分子派”。一条无形的界线将诗歌界一分为二，甚至将我与自家兄弟也分开了，其荒唐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就像是小孩子玩“分边游戏”，对于从小看《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长大的我们这代人来说，玩起这种把戏来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现在都是大人了，再也不会有玩“无利害”游戏的童心。这场“游戏”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利益和权力阴影下，争论者口里念念有词，净是些美妙堂皇的诗学言辞，手却藏在背后拨打着计较利害的小算盘。从双方所写的论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喜欢编排诗人名单。根据在范围和排序上有所不同的两份名单，各编撰自己的“诗歌史”，并且抱怨对方忽视了应该值得重视的某某诗人。由此可以看出一些诗人对文学史的迷信，他们掩盖在美丽诗意下面的庸俗嘴脸也由此暴露无疑。 当代中国诗歌在写作上确实面临着许多问题，这场论争的来临，似乎确实不可避免。从表面上看，它的确引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诗学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每一次诗学论争总能促进诗歌的发展，为诗歌带来新的荣耀和辉煌。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和80年代中期“新生代”诗人对“朦胧诗”的挑战，都是如此。由此看来，这一次争论的意义似乎也应该是非同小可的。确实有不少人有意将这场论争打扮成关涉汉语诗歌之前程的重大历史事件。鉴于历史的经验，有人断言，这场论争将给当代诗歌带来新的辉煌。我也曾真心地期待着论争能真正解决一些诗学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历史的辉煌并非每一次都会如人所愿地重现。这场论争发展到今天，这一次无非是对上一次“崛起”的拙劣的模仿。 其实，哪怕是外行人也看得出，当下诗坛的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无非是对政治上的“路线斗争”的模拟。它不可避免地也与任何一次政治上的“路线斗争”一样，实质上就是权力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不是文学的首要问题。但在一些人那里，总喜欢在文学界闹革命。将不同于自己的写作圈子和不同写作方式的诗人设定为假想的敌人，继而征伐之。他们像闹革命一般地闹文学，揭竿而起，以农村包围城市，攻城掠地，或在小报和网络上打麻雀战。双方常常互相指责对方剽窃了自己的某个理论或口号。这当然是扯不清的事情，但由此却可见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联系。这些“势不两立”的诗人当初都是朋友，他们会相互影响，甚至会在一起交流、切磋有关诗学问题——这正是80年代的诗坛的风气。尽管诗人们在80年代未必就更谦和，但那时实在没有什么利益可争。因此，某一理论的权限无论属于谁都无所谓，反正等于没有一样。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一位大约属于“知识分子派”的诗人写了一组有“口语化”倾向的诗，后面就有人跟帖子说：你想学我们“口语派”也不是这么个学法。写作方式也有专利吗？某个人是否拥有对某一种写作方式的垄断权？如果诗人们还抱有以为自己的写作方式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的想法，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还谈什么“民间立场”？！应该感到羞耻！ 权力和派性斗争，只能使诗人变得越来越狭隘（他们本已够狭隘的了）。从双方所编的几本诗歌选集和文集来看，有一些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诗学原则和诗艺上的判断力——这就是这场论争的严重后果。我也曾见过不少优秀的诗人，他们诗写得十分出色，但与这两派均无瓜葛。 这场论争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诗坛论争。以往的论争常常是发生在不同代和不同社会地位的诗人之间。也可看作是不同代诗人之间的对立，而且，在诗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上有一种代际更迭。但这一次争论则完全发生在差不多同时代诗人的内部。诗人和诗评家（甚至还有一些与诗歌关系不大的人）都纷纷发表“社论体”的表态文章，以寻找自己的队伍。社会政治生活的群众运动的风尚似乎早已过去，但它却在那些一贯标榜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诗人们那里找到了复活的机缘，真是太奇怪了。诗歌在前进吗？也许。但这样一支前进的队伍看上去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士兵。也许是游击队。看上去诗歌界的游击战士斗志昂扬，但诗人们毕竟散漫成性，如果没有更多的利益诱惑，他们立即就作鸟兽散。而所谓“派别”，无非是依靠一两本诗歌选集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 2 我已经说过，这场论争确实引出了不少重要的诗学问题。但由于论争的实质并非基于诗学观点的分歧，一些有意义的诗学问题反而被掩盖和歪曲。同样由于论争的需要，论争者不可避免地要将一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是相反。我们可以看看这场论争所涉及的一系列对立范畴：民间—知识分子、南—北、软—硬、普通话—口语、本土—西方……这些对立的范畴，有的不成立，有的大而无当，与诗学无关，无非是为了论争的需要而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一曾经环绕着耀眼光环的词，如今成了贬义词。知识分子抱怨说，这与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贬低和污蔑有关。但未始不与知识分子本身在现代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知识分子好充当人民精神的导师和代言人。他们像一个蹩脚的巫师，本想求天神显灵禳灾，结果却招来了恶魔，将灾难带给了人民，也带给了自己。而且，现代知识分子对权力者的奴颜婢膝，也令人厌恶。今天，知识分子在权力者那边失宠，在人民那边也失去了信任。但他们的好为人师的脾气仍一如既往。另一方面，陈旧的知识系谱和知识表达方式，以及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功能正在日益丧失。 事实上，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并无根本冲突。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派”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其本意是企图通过重构现代知识谱系和话语方式，来重塑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但是，诗并不完全是知识，诗的批判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知识的批判性，除非将知识在整体上诗化，或者是将诗知识化。后一种状况，正是“知识分子写作”遭到攻击的原因之一。 民间：与它相对立的范畴是“官方”，而不是“知识分子”，鉴于“民间”在道义上的优越性，有人似乎是在有意混淆和偷换了这些对立范畴。其实，写诗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大多身处“民间”，无论其为那一派。问题在于，依照怎样的尺度来甄别诗人的“民间”身份？是否需要分发一份表格，让他们添上自己的出身和成分（一如于坚在《0 档案》中所揭示的那样）？或者再来一次类似于“三查”、“四清”的运动？我甚至看不出来这两派在个人身份上有多少不同。这两类人无非是流落在不同区域的“民间”的一群流浪汉而已。如果他们不能在诗的王国里找到自己的住所，而需要在现实的国度里寻求地位的话，那他们很可能真正的永远无家可归了。刻意标榜“民间立场”，倒有点像贾政在大观园里思慕“归田”。 “民间”也并非一个自足自明的概念，但由于道义上的优先权而具有更大的魅惑力，往往导致人们对“民间”的幻觉和迷信。这种幻觉和迷信，也曾带来过灾难。民间并非一块天外净土，它也有可能与权力勾结，并带来可怕的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所谓的“民间”力量与官方勾结起来打击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因此，我完全理解韩东在《论民间》一文中对真正的民间与“伪民间”的细加甄别的良苦用心。至于所谓“永恒的民间”，倒是真正显示出了小知识分子的本性：夸张的热情、虚弱的幻想和对一些空洞、永恒事物的迷恋。 口语：当然是最有活力的话语资源。而且，它在20世纪初帮助建立了现代汉语文学。但是，“口语”是否拥有诗学上的优先权？不错，逻辑上是这样的。但在具体的语境，比如在当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语境中，则并非完全如此。“口语化”和对方言的关注，曾经在一次次官方所推行的文学运动中，成为压制其他话语方式的借口。在一次次的“口语化”的运动中，它也帮助官方的话语系统消灭文学话语的“个人性”。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在官方的影视作品中，说方言（而且往往是南方的方言）反倒是个别最高权力者的特权。政治局常委以下和元帅级以下的官员乃至老百姓，只配拥有同一腔调的“普通话”。对口语和方言的过分标榜，多少也反映了诗人在无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 至于“后口语”一说，似乎也是依照当代的知识谱系的规则胡乱拼凑出来的一个名词。没有比这个称呼更可笑的了！“口语”而“后”是什么？那只能是“排气”了。这不是在自己骂自己吗？！ 南与北：地缘范畴对于文学难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从语音系统方面看，南与北自然有一些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会给诗歌带来一些风格和音响效果上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成为所谓“民间立场”的依据。这一区分实际上与前面的区分相冲突，掩盖了“民间—官方”的真正分野。俗语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麻雀都吵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民间何分南北，官方不论东西。“山大王”治下的地域往往更像是一个小朝廷。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企图依靠地缘观念来对抗权力渗透，只能是一个幻想。 还有其他一些概念范畴，我暂不打算一一评论。 我在阅读那些论辩文章的时候，时常被双方雄辩的言辞所说服。但是，论争可以依靠雄辩术获胜，诗学问题却不是依靠雄辩术所能解决的。相反，诗学常常会将我们引向无尽的迷惑，引向问题的深渊。况且，由于这场论争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荒谬的起点和一些自私的动机，所以，争论得越厉害，论者的声音越高亢，它的谬误也就越深。我不相信诗人的言论，我只关注他们的诗。诗人的言论往往也无非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一孔之见，更何况是在论争时的言论。他们的诗倒各有千秋。美学趣味和风格方面的单调，才是诗歌最危险的内部敌人。如果要将某一种趣味和风格（无论其本身多么优越）强加给所有的诗歌，那就等于是在扼杀诗歌了。我不相信“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花哨言辞和“民间派”的嚼舌根子的“绕口令”就是汉语诗歌的全部。 这一场在权力阴影之下的“分边游戏”，争夺利益的闹剧，迟早会结束，在诗人们盘点各自的利害得失的时候，人们将会发现，留下来的是一摊更加混乱的汉语诗学问题。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不关心门派和潮流，我只关心单个的诗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