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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带有为“新国民”而“新文学”的目的。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激流，在30余年的起伏奔腾中，为我们勾勒了一条由封闭、保守、僵化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轨迹。在这股激流中，革命现实主义是其主潮，革命浪漫主义是其最重要的补充。主潮之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家的进步作品，包括一些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也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我们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历程时，30年代一度流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就曾对中国小说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涉及到作品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方面。 文学作品内容的现代化，指的是它和时代发展潮流的贴近程度和历史进步性。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其对封建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否定和对民主、科学品格的追求，配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自然，现代文学纷繁庞杂的众多作家作品中，进步性和价值度是参差不齐的。凡在思想内容上参与、支持、倾向、同情反帝反封建任务，积极暴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恶，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文学，在内容上就可以给予基本肯定，视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了有益的努力。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上品味不高，某些作品在价值取向上道德感稀薄，自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就没有积极的、有价值的成份。大致说来，新感觉派小说在内容上的积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病态的城市生活，描写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以及人们精神的疲倦和灵肉的堕落。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这本小说集中，描写的场景多是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豪华别墅、海滨浴场、特别快车等。《新文艺》2卷1号在介绍《都市风景线》时说：“呐鸥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刻要抬起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这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杜衡在评论穆时英时也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前进的，这是时英。”〔1〕穆时英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注视的重心同样是病态的都市生活的描写。施蛰存也创作了《薄暮的舞女》、《失业》等都市小说。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较多出现始于30年代。茅盾、楼适夷等是一类的代表，他们站在进步的阶级立场上，瞩目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解剖都市病态的政治和经济，试图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另一类都市文学就是新感觉派作家描写都市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们注目的重点是畸形的都市生活，展示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灵肉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虽然在这种展示中作者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这种生活作出道德的审判并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作品艺术化的描写中，看出作者对这种空虚、无聊、人异化为没有道德感的走兽的生活的否定倾向。刘呐鸥的《礼仪与卫生》中，礼仪标准和卫生标准在反传统外衣下已走上荒谬、堕落的歧途。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通篇由几个电影分镜头似的画面组成，富人的侈糜放纵与贫苦人的凄惨遭遇构成强烈的对比，敏锐地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主题。《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描绘了洋场生活的放浪、荒唐：“法官没有理性”，“上帝进地狱”，“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 老练的女人全预备了kissproof的点唇膏。”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丧失了其存在合理性的世界，同时，作品中插入《夜报》上“东三省的义军还在雪地里同日寇作殊死战”的报导，更是触目惊心地揭示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和无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新感觉派作家们对洋场社会罪恶的暴露是深入骨髓、直逼心灵的。 第二，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畸型繁华的都市中，富人们恣肆淫逸的生活是建立在下层人们的贫穷和苦难的基础上的。新感觉派作家们的笔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在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漩流中，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舞女、小职员、体力劳动者的无助和辛酸。《手指》中的茧厂女工翠姐儿，两手被滚水浸爆，脓血模糊，身子被打得臂断腿损，不几天就被折磨致死。《失业》写一个洋行小职员被解雇后的慌乱、焦虑和无助的心情。《薄暮的舞女》中的舞女素雯，欲摆脱舞女生活而不能，不得不用快乐的假面具罩住凄凉的心。《上海的狐步舞》中，安排了两组反差极大的画面：一面是富豪人家道德沦丧、肆意挥霍金钱，放纵情欲；一面是建筑工人被砸死在工地上，已经4天没有饭吃的婆媳俩， 为了活命，婆婆替媳妇拉客。在强烈的对比中，鞭挞与同情不言自明。 都市的腥风秽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扫荡着都会诗人的田园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涉步文坛的新感觉派作家，当他们还是在物欲横流的浊流面前睁着疑惧的眼睛的未入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都市千奇百怪的风景带给他们较多的还是惊恐和不满，虽然有时也流露出某些投身其中的下意识的渴望。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出灯红酒绿、放纵物欲的病态都市生活的腐朽性，并在展示中给予了一定的批判。虽然，由于他们缺乏先进的世界观，看不出社会发展的正确方面，这种展示和批判，还只是直感的展览和道德的困惑，缺乏理性的深度，但其中却也包含着积极的、可以肯定的品格，那就是否定这种腐朽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现代文学的主流有了契合点。同时，新感觉派作家们是一群地道的都市之子，和他们所描写的现代都市生活有着紧密联系，时刻感受着现代大都市灯红酒绿的漩涡的诱惑，因而他们对这种生活的观察、感受往往更深切。他们的作品中，对这种都市病态生活的描写往往较左翼同类作品更真切可感，为读者认识这种腐朽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感性材料。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目的，在于推进国民的现代化。民族新生的土壤需要消除滋生、繁衍丑恶的病菌。展示丑恶和病态，揭示它们存在的不合理性，正是文学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挣扎在都市生活漩流中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下层人们的同情，也体现了他们这部分作品的民主品格，和文学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是在某些心理分析作品中，以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照古今人物的心理，展示种族、地位、道德、宗教、金钱等与性爱的冲突。新感觉派作家的这类作品中，有些是为写性心理而写性心理，并不切合生活的逻辑和时代的要求。在内容上对文学现代化起到正面作用的是其中一些反封建意识明显的作品。如在《圣处女的感情》中，两个年轻修女久被压抑的爱欲被一位陌生的漂亮男人唤醒后，“灵魂的震荡”按捺不住，在梦中实现其爱的满足。然而现实中宗教伦理的压抑，使她们又不得不重新带着“潮湿的眼珠和沉重的心”，请求主宽恕她们的罪过。《鸠摩罗什》写到了教规戒律和情欲的冲突，大德高僧终于抵挡不了情欲的诱惑，“日间讲译经典，夜间与宫女伎女睡觉的智者鸠摩罗什”，认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现代文学中有许多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反封建作品，但这些作品多是把人置于社会关系中，描写封建礼教、金钱、门第观念对自由恋爱的压制和摧残。创造社作家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有意识地描写黑暗现实对性本能的压抑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沿着创造社作家的路子，对封建礼教、宗教戒律和金钱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进行透视，写出了一些心理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结合得较好的作品，表现出对封建意识和金钱罪恶的批判，构成了现代文学反封建潮流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正面的支持作用。新感觉派作家对人的本能欲望和性心理的分析，也是较为含蓄和委婉的，许多论者所指的放纵肉欲的色情化倾向，只是极少数作品。研读他们的作品，我们注意到，其对性行为的描写多是隐喻式的，一般并不直接描写性过程，艺术化的倾向还是超越了庸俗化的倾向的。 新感觉派作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表现在形式上的意义要远大于内容上的意义。 所谓文学作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指的是表现形式的创新度、开放度及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的适合度。新感觉派登上文坛，既是上海这个畸形发展的洋场都市催生的结果，又有其中、外文学发展、影响的背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新兴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仍未能改变其幼稚状态，文坛盛行着“公式化”、“脸谱化”的作品。由于对新兴普罗文学的距离感和文坛停滞状态的不满，一些人便“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2〕。此时， 对日本新感觉派深有了解的刘呐鸥对日本新感觉派的介绍和自己接受新感觉派影响的创作迅速牵引着穆时英、施蛰存等同向新感觉派倾斜，终于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新感觉派。他们学习外国新感觉派及其他现代派文学的经验，对小说的审美形态、叙述角度、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都进行了一些卓有实绩的探索，表现出较强的创新度、开放度，这和他们所要表现的现代大都市生活是适宜的。 传统的审美形态是以平和、健康、优雅、崇高为美，西方现代派文学撕毁传统的审美规范，大量描写丑，病态、荒诞成了现代派作品审美的主要视角。中国现代文学中，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较多地涉笔病态人生的描写，但他们的作品的主导倾向，还是浪漫主义的感伤一脉，其自怨自艾的感伤情绪，对现实人生的愤激态度，不甘沦落的反抗精神，以及对祖国强大的热切呼唤，使他们的审美出发点基本上还是归依于传统审美形态，而有别于现代派文学以“丑”作为文学的主要审美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接受西方现代派的审美形态，大量描写病态，以“丑”为美的，是新感觉派。那大都会的一切病态，诸如侈华的大饭店，迷乱的舞厅和酒吧，疯狂的跑马厅、赌场和夜总会，淫荡的妓院和海水浴场，放纵地追求物欲满足的男男女女，占据了他们的主要审美视域。正如刘呐鸥所说的：“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就是战栗和肉欲的陶醉。”〔3〕即使是写古代的人物，他们着力挖掘的也是古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审美追求。施蛰存的《石秀》就是典型的一例，一个血腥残暴的肉体凌迟过程竟被写得充满美感和诗意。问题在于，丑本身并不美，写丑的目的，在于贬丑扬美。由于新感觉派作家作品中惩戒意义的不强，让人不免怀疑他们有展览丑的热情。然而，他们以开放性的态度，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审美法则，毕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审美形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其探索创新的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新感觉派小说特别强调感觉的审美表现。他们的作品大多采用作品人物的内视角，由人物视角表现其直觉感受、心理活动及情绪的波动，作者对文本的干预降到了最低限度，情节的起承转合主要由作品人物的心理来组织，因而造境更为真切。传统小说基本是整理了的逻辑化的情节流，而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大量出现的是一种意象化了的感觉流。他们舍弃平面的表现和纯客观的写实，代之以立体的直接的表现和主观的写真，从作品中人物的感觉出发，将内在的感觉外化为鲜活的意象，然后以繁复跃动的意象、变幻迷离的色彩等构成立体的、生动的感性画面，绘声、绘色、绘境，即刺激人的神经又激发人的想象，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对街景的一段描写，把卖晚报孩子的叫卖与周围鞋店、酒馆、商店的霓虹灯光的闪烁变化综合起来描写，意象的繁复叠加，声、光、色、形诸种可感因素交互作用，各种感觉复合沟通，再加上幻觉和想象，使读者如临其境，感觉到半殖民地大都市畸形的繁华和紧张跃动的气氛。像这样的例子在新感觉派作品中俯拾即是。 在新感觉派作品中，外界景物不再是以原始的、自然的形态进入作品， 而是主体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并呈，并通过联想打破它们之间的界线，按主体的心境使之分解组合。传统文学作品中色彩、音响、景物与情感的习惯联系被破坏，使物景的形态、音响、色彩呈现无规则的、完全体现主体即时性心境的新鲜、独特的意象。韦勒克说过：“意象是感觉的遗留。”〔4〕新感觉派正是由此强化了他们新感觉的特征，使读者重新获得对生活经验的感觉。如：“疾走来停止在街道旁的汽车吐出一个披着有青草的气味的轻大衣的妇人和她的小女儿来。 ”〔5〕“舞着，华尔滋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他们的脚践在华尔滋上面，飘飘地。”〔6〕又如《上海的狐步舞》中的一段描写：“跑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泛滥着光的海。罪恶的海浪。慕尔堂隐在黑暗里，跪着，在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大世界的塔尖拒绝了忏悔，骄傲地瞪着这位牧师，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感觉的新奇和复合，主观意绪的注入，画面的鲜活，强化了人们的阅读印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 为了表现所谓“新感觉”，新感觉派作家十分重视“话术的新形式、新调子，陆离曲折的句法，中国文字的改革”〔7〕。 用韦勒克所说的“乖异的矛盾语法”〔8〕，打破日常思维定势和常格的修辞逻辑， 破坏典范语言的过于平衡、熟腻的状态，运用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造成新的语境，刺激读者的感觉，激发阅读想象。像“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流汗的云彩”，“大厦的断崖”，“桃色的兴奋”，“钟的走声是黑色的，空气也是黑色的”之类的例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出现，由此扩展了语言的张力。此外，大量比喻、拟人、夸张、象征、通感的运用，也使他们的语言变得生动、活泼，不同凡响。 较之第一个十年和同时期其他流派的小说，新感觉派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向内转”倾向。所谓向内转，是指由注重客观外界的描写转向注重人物心灵的描绘。今天，当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高点上，审视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时，向内转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30年代的新感觉派的“向内转”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是重感觉意象，这一点前已论及；另一方面，是着力开掘意识和潜意识，创作了不少心理分析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心理分析小说，在20年代就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许杰、叶灵凤等都写过心理分析作品。但不管是内容，还是技巧，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立得起来的作品。新感觉派学习国外心理分析作品的技巧，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蔼理斯的性心理理论，创作了一批成熟的心理分析小说，使心理分析这一重要的现代创作技巧，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拉近了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距离，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技巧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呐鸥的《残留》，通篇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自由联想”的手法，写新寡秦霞玲由于强烈的力比多冲动，丈夫刚死，就四处寻求满足。《礼仪与卫生》简直就是弗洛伊德《关于恋爱心理三论》之一《男子选择对象的特殊类型》的形象图解。〔9〕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一位医师在女病人的裸体的诱引下，意识、隐意识中性欲望的萌发——冲动——加强——克制——求偶满足的全过程，展示人物在力比多驱使下二重人格的冲突。 心理分析小说成就最突出的是施蛰存。《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三本集子基本上都是这一类作品。《鸠摩罗什》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抵御不了色欲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自譬、自责、自解，挣扎在多重人格的分裂中，十分深刻而细致地刻画出了圣僧——凡人的鸠摩罗什在性的诱惑中的挣扎和苦闷心理，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佛教徒灵肉冲突的记录”，技巧上也“在心理小说中获得很高的地位。”〔10〕《石秀》写的是石秀的变态性心理，印证着弗洛伊德的“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11〕石秀在怂恿杨雄剖杀潘巧云中，欣赏到血的美艳与奇丽，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满足，使潜意识中因受到朋友信义遏制的对潘巧云的占有欲得到发泄。 《梅雨之夕》在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中，可称代表。一个带着雨具的中年男子，在黄昏中邂逅一位避雨的姑娘，姑娘的美丽和典雅吸引了他，他主动提出送姑娘回家。一路上，潜意识中对姑娘的爱欲引得他心理起伏恍惚，一会儿觉得身旁这位好像自己初恋时的少女；一会儿又觉得店铺里那位以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们的女子与妻子相仿佛；一会儿又想到现在的境遇和日本名画《夜雨宫诣美人图》及古诗“担簦亲送绮罗人”的相似。姑娘离开后，他坐在车上，还好几次无意识中把伞张开，“感兴趣的和入了迷的事物占据了被遗忘的或不感兴趣的事物，思维的影响渗透了新的知觉。”〔12〕以至到家时，把妻子的应答也听成那少女的声音。小说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美’和‘吸引力’最初都是性的对象的特性。”〔13〕一段没有结局的萍水相逢，作者却写得舒徐婉转、曲折细腻、朦胧悱恻、干净节制，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绝大部分是内心独白，却也精致动人。 在结构艺术上，新感觉派作家也表现出很强的创新热情。传统小说多采用线性的情节结构，这一点同样为现代文学中的多数作家所采用。而新感觉派作品中，大量采用心理情绪流的结构，情节一般只是作为心理发展变化的动因在结构中起作用。如：《热情之骨》以主人公比埃尔的心理活动来展开故事；《残留》由秦霞玲的内心独白建构成小说的结构框架；《白金的女体塑像》写的是意识、潜意识中爱欲的奔涌；《巴黎大戏院》记录的是主人公在戏院中漫无边际的联想；《薄暮的舞女》抓取的则是舞女素雯在一个黄昏的心理变化过程；《梅雨之夕》描写的是主人公伴送陌生女子回家途中心理意绪的多向度流程。心理情绪结构的大量尝试，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结构体式。 畸形繁华的大都市，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必然内在地要求文学在表现这部分生活时，采取相应的形式。可以说，他们是寻觅到了与表现病态疯狂的都市生活内容相适应的节奏和律动的，常采取快速的节奏，跳跃的结构，多线索并进等方法，迥异过去小说从容舒缓的叙述方式。如《夜总会中的五个人》齐头并进地写这时间五个人的情况，然后描写夜总会中五个快乐的人，最后是四个送殡人，非常省简而快速地完成了主题。《上海的狐步舞》四个段落实是四个画面，把它们拼在一起，不用多加一语，主题自显。结构的变化，画面的流动，令人眼花缭乱，这和所要表现的内容是相适应的。 可以说，“新感觉派”虽不纯净，但毕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巨潮中别具特色的一支。这，就是我们全面地考察了新感觉派的内容和形式后，得出的评价。 注释： 〔1〕《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第9期。 〔2〕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第79、80 页。 〔3〕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4〕〔8〕韦勒克、沃沦著：《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2页。 〔5〕刘呐鸥：《礼仪与卫生》。 〔6〕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7〕《新文艺》月刊第2卷第1号扉页。 〔9〕《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年版。 〔10〕苏雪林：《心理小说家施蛰存》，台湾广东出版社1978年版，第364页。 〔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2〕转引自余凤高著：《“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出版社1987 年版，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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