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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爱玲的小说，那些“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总予人一种作者独坐云端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而她朴朔迷离的身世与经历，更是为她增添了诸多的神秘色彩。但只要翻开她的散文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鲜活如初、俏皮机敏的张爱玲在那时“嘁嘁切切”地与人“私语”着：她的童年、她的天才梦、她喜欢听的种种市声…… 要研究张爱玲，不能不读她的散文。这不仅因为如上所言，在她的作品里我们能读到一些诸如她的身世传奇、她的艺术旨趣、她的审美意向等对于研究者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她的散文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个性。它们与其小说的艺术成就一起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一道特异的风景。 和现代散文的诸多大家相比，张爱玲的散文数量不多。其总量大约六十余篇。它们包括：散文集《流言》、小说散文合集《张看》、《续集》里的一部分。此外，几十年间佚散于报章杂志的篇什以及作者为自己的小说集和其他著作写的序跋，大约有十余篇。由上可见，和她的小说一样，张爱玲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是在四十年代，其中尤以《流言》最受推崇。其后她的散文作品日渐稀少，并大多是一些序跋之作。因此，本文论述所及也就以《流言》为主，同时兼及其他篇目。 1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自命清高，标榜超凡脱俗。从反抗正统意识形态不与其同流合污的意义上来讲，这种人生模式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以此来逃避生活的责任、人生的义务，这种人生模式则未免流于苍白，并成为一种士大夫气十足的娇情。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现代人对凡俗生活的多种参与，这种士大夫气更是不断地得到消解，到了现代甚至于变成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一样地滑稽可笑。张爱玲散文的第一个独特之处正是表现在她一反一般知识分子对脱俗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走向世俗，她常常从日常世俗生活中采撷琐碎而平凡的题材，注重表现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世俗化的生存境遇，以一种执着的现世精神来肯定人生。 张爱玲自称是一个俗人，她不避其嫌地给自己冠戴上许多“俗气”的头衔：“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童言无忌》）“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这并非是故作惊世骇俗之言，也不是如八十年代王朔派一样地“躲避崇高”。张爱玲是以自己对普通人生活的了悟和沉浸来实践着她的诺言。城市的喧嚣本来是令人苦恼的，她却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公寓生活记趣》）都市风景线里难以觅到田园的风光，她就说：“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公寓生活记趣》）多么明媚鲜活的生命的颜色。张爱玲用她一颗细腻而宽容的心默默地领略着普通人生活的种种可爱：一张紫菜“打开来约有三尺见方，一幅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摺痕，我惊喜得叫出声来，觉得是中国人的杰作之一。”（《谈吃与画饼充饥》）“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童言无忌》）“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地寻找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烬余录》） 这样的段落在张爱玲的散文中真是俯拾即是。吃饭、穿衣等等最世俗化的寻常人生图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都可以是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画面。正如作者所描述的：“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诗与胡说》）看着这些充满欢悦的句子，令人不由地为张爱玲感动。面对世俗生活，她踏实而美丽地承受着，就象一条不企羡大海的小溪，恋恋于一缕山风、一掬清泉；或者她就是一片大海，没有惊涛骇浪却饱蓄着风雷。作者面对人生凡俗的那份坦然与执着无疑是走出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社会试图启蒙又难以走近的心理怪圈。正如论者所言：张爱玲“对人性的凡俗与非神性一面的展示，达到了现代文学中少有先例的深度”。[①]张爱玲以自己对现世生活的执着为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是现代散文的“传奇”，这个传奇背后的真实当是作者的审美旨趣。张爱玲强调人生安稳的一面，认为它包涵着“永恒的意味”，“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自己的文章》）她以自己的写作来实践着自己的主张，使现代散文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内涵与起点。 张爱玲曾这样地概括自己的成长历程：“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我看苏青》）追溯到张爱玲的童年，我们或许能了解她何以有对凡俗人生乐趣的深深沉迷与了悟，从而构成她生命的切实的底子。在她集中地自叙身世的三篇散文《私语》、《烬余录》、《童言无忌》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的母亲属于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新女性”，曾两度出洋留学。当她与归来的母亲住在一起时，母亲的浪漫的生活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于她还一度神往不已。她记得母亲常常与一位伯母一起模仿电影中的恋爱场面，读周瘦鹃的“哀情小说”母亲会伤心落泪，母亲还一本正经地告诉女儿关于“淑女”的刻板细则，而事实上张爱玲并未成为一个标准的淑女。凡俗生活的种种难堪——父母的离异、后母的虐待、父亲的暴躁、被母亲抚养时经济上的困窘等等——压迫着她，因此，母亲远离大地的蓝天白云式的清高与浪漫只能激她走向另一面。“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童言无忌》）这对立面就是在以后的缺少亲情温暖的生命里张爱玲能正视凡俗人生的丑与美，不娇情、不文饰，从而执着于个体生命的真实，保存一份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 比之母亲，父亲对张爱玲的影响则相对复杂一些。他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昔日的荣华富贵里的封建遗少，其父是清末名臣张佩伦，其母是李鸿章之女，这显赫的家世到了他的头上已日趋没落。他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私语》）。父亲还曾替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颇为象样的回目，如：“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收放心浪子别闺阁、假虔诚情郎参教典”等。总之，父亲那充满旧式文化气息的家给作者带来了一种闲适的“春日迟迟”的空气。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的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及至后来，张爱玲的母亲与他离异之后，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这种少时的伤害几乎过滤了张爱玲生命中对于亲情的美好温馨的感觉。因此，张爱玲的父亲对她的影响是复杂而微妙的。首先，作为一个贵族后裔，张爱玲生长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文化已经走向式微与没落的时代，曾经深受旧文化熏染的她不可能不染上浓重的末世情调。“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天才梦》）这使她的作品笼罩了一层岁月如白云苍狗般的无常感。其次，她又是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的“乱世”之人。感时伤世与她沉重的身世之感交融在一起，使她在沉迷于寻常生活的乐趣的同时，又不能忘怀生于末世，乱世耳闻目睹的人性的悲哀的一面。这一切表现在散文中则是她那些描写“生命的欢悦”的篇章总不时露出一层包涵无常、孤独、荒凉等等感受的“苍凉的底色”。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讲，它们正是张爱玲作品中特有的美学意境——苍凉美。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私语》）。翻一翻《流言》，几乎每篇都能觅到一些如寒冷一样孤独苍凉的句子。它们散见于描写穿衣吃饭的乐趣中，象吹过秋日枫林的阵阵微风，于丝丝的凉意中令人更觉红叶的灿烂哀婉，使“生命的欢悦”愈发楚楚动人。“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私语》）“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传奇》再版序）“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谈音乐》）“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我看苏青》）“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这种人生享乐的无常意识，是一个生于乱世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寄托，它虽然是经由作者平静如水的口吻道出，却已经将现代都市、世俗凡尘的声色犬马文化享乐主义提升到生命哲学的境界，从而赋予张爱玲散文一种苍凉美的美学品格。张爱玲为自己散文定下的审美高度使她超越了对俗美层次的展示与认同，成为她与一般描写生活情趣的作家的根本分界。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六十年代台湾都市经济起飞之际，还是在八十年代大陆都市现代化进程之中，“张爱玲”热都是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然后才进入商业文化市场，成为都市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一批人的共同爱好。 2 从影响和渊源上看，晚明小品和英国散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两条巨流。在《中国新文艺太系》散文卷导言中，论及现代散文的发展，周作人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所谓“复兴”，指的是古来言志派文学，尤其是明末公安派小品文的复兴。受这一派影响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导言的另一位作者郁达夫则特别看重英国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他认为英国散文所以能在中国有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Essay一般译作小品文，朱湘、梁遇春、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等都可以说是承传英国小品文这一派的作家。 对张爱玲来说，接受西方小品文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她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圣玛丽亚女校，尤其是在香港大学，所读的英文范文中是不乏英国散文名家的作品，如她提到的几位英国作家——萧伯纳、赫胥黎、毛姆——他们同时也都是小品文的高手。她练笔的那段时间，又正是林语堂提倡幽默、性灵，鼓吹西洋杂志文不遗余力的时候，并且她最初回到上海是用英文写作的，如《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等都是用英文写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无疑也影响到她的文体。 英国散文（或小品文Essay）在英文中原有“非正式的”（informal）、“随意的”（familiar）论说之意。这构成了小品文的一个特点是以议论为主， 同时又有“极是普遍的幽默味”（郁达夫语）。因此，轻松随便、诙谐风趣，可谓是英国小品文的一般特点。张爱玲散文一方面吸收了英国小品文的幽默地论说等特点，另一方面又绝不是单纯地模仿英国小品文。她本其智慧，自成一家，以其独特的叙述姿态形成了一种华采四溢的“流言体”。 “流言体”在文本层面上的主要特色当是其所焕发出来的灵慧隽逸的神韵美。张爱玲是一位女性作家，也是一个悟性极高、艺术感觉极好的作家。女性的细腻敏感与艺术家的了悟聪颖赋予了她独特的审美气质，表现在散文中则是那些轻灵的议论、尖新的造语、处处散见的机智幽默的警句、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得她的散文在予人一种无意为之的隽逸的同时又散发出逼人的才气，给散文的国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予读者以无限的灵慧隽逸之美。 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几乎页页嵌有这些充溢着灵慧隽逸之美的句子。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二类。其一是清新别致的叙事话语。（“流言体”多以议论为主，叙事话语亦为表达议论而叙）其二是幽默机智的议论话语。第一类主要表现为一些奇特的意象构成的比喻。作者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将一些事物尤其是那些难以言传的感觉不仅表达得维妙维肖，而且还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闲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谈跳舞》）胡金人的油画白玉兰“薄而亮，像玉又像水晶，像杨贵妃牙痛起来含在嘴里的玉鱼的凉味。”（《忘不了的画》）“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私语》）“法兰西是微雨的春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私语》）“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的晒着的阳光”。（《童言无忌》）凡哑林是“乐器中的悲旦”，“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光看这些感觉奇新的句子，就已经是一种艺术享受吧。 较之第一类话语的清新别致，第二类可谓妙语连珠。它们或是在诙谐幽默的同时予人以益人心智的理趣美；如论及中国文化“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地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情形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行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运用”（《洋人看京戏及其它》）。“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更衣记》）或是在不经意间点出几句预言的警句令人惊心动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烬余录》）凡此种种，作者把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文明意识渗透在字里行间，絮絮道来，皆成妙语。 “流言体”的神韵美不仅得益于如上的设色丰厚、浮想联翩的神来之笔，还源自作者对散文文体的灵活丰富的运用。试图“一言以蔽之”地概括张爱玲散文的文体特色，那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散文的灵活自由的本性可谓被张爱玲发挥到了极致。她可以采用极“散”的手法，如在谈跳舞、谈音乐、谈吃饭、谈看书、谈服装、谈电影等长篇大论中，她从不把散文的主旨提炼得干干净净，从不有意识地为一篇文章作一个“眼”，不是采用对照的集中的写法，而是用“参差”的写法，错落有致的写法，将自己种种机敏俏皮的联想与议论进行疏离，“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从而让“散”成为一种丰富立体的美。与这些叙事姿态特别“散”的文章相反，另外的一些散文则表现为“聚”，这种“聚”的特点是篇幅的短小，表述的线性，在题旨的提炼上则是十分凝炼集中。如《爱》全文只有300余字，叙述的不过是一位历尽磨难的女人对青春年少的一缕温馨的回忆，没有幽默与俏皮，没有意象缤纷的用词与比喻，作者只是加了一段议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天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的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真乃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张爱玲虽然没有以“散”的行文姿态设爱情专章，但这篇《爱》又是何等凝炼美丽地传达了作者对爱的感受。如此之“聚”作，隽永深广，堪称精品。还有《专利》，全文短得只有71个字，作者未加一句议论，却把好友炎樱的俏皮与幽默道得淋漓尽致，令人捧腹不已。总之，“散”也好，“聚”也罢，作者随意为之，有时泼墨如水，有时惜墨如金，却都予人以风韵天然，气韵跃动之美。 一谈及炎樱，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会马上想到《炎樱语录》。“语录”这个在六七十年代曾被放之四海而皆用的名词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却是一种新鲜的笔法。作者只是录下主人公幽默风趣的语言，没有情节，没有上下文的连贯，但主人公的形象性格却鲜活生动。可惜的是，张爱玲未对这种文体发扬光大，其散文中只有两篇语录：《炎樱语录》、《姑姑语录》（二者都是生性孤僻的她最亲近的人），这种写人的特别的文体因而未能在现代散文中成为一道独立的风景，但毫无疑问，其别致的姿态与张爱玲的聚聚散散的文章一起构成了只有张爱玲才具有的“流言体”的永久的魁力。 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论者高度评价张爱玲的散文：“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以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地位了的。”[②]无疑，张爱玲以其内容与艺术上的独特个性为现代散文吟唱了一段华美别致的乐章。 四十年代大上海的市声似乎依旧喧嚣着，有厌世者弃而远之，有入世者趋而近之，唯有张爱玲以一颗既不愤怒也不超越的平静如水的心灵，默默地寻求着市声中的美丽。纵使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之际我们仍会听到她灵慧的私语：“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注释： ①《张爱玲的感情世界——（析流言）》，见《读书》1991年第7期。 ②余斌：《张爱玲》，第144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