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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七年意识形态一致性极强的文坛相异，香港文坛是一片自然丛林。这里政治荫蔽下的姹紫嫣红生长得并不繁盛，延绵不绝的是扎根于民间的奇花异草。它们俯首低眉于大众的文化品味，并以民间的养育作为自己的生命源泉，倔强地生长出与内地文坛迥异的文学作品。 香港作家是一支极其勤奋的队伍，他们以极快的写作速度，极鲜明的个性特点，开枝散叶，以不同的整体风格屹立于中国文坛。 一 半个世纪以来，独立发展于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香港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可以综合成三点： 第一，这片言论自由的土地，保留了与内地主流文化相异的另一种观察世事的角度，弥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某些空白。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内地的文学，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自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的功能和启蒙的功能，转移到香港作家的创作中。香港作家阮朗、夏易、侣伦、舒巷城等人的作品，以理想的尺度，烛照出香港社会的黑暗。香港文坛还容纳了像张爱玲、徐訏这样一些被革命阵营视为异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政治对垒相对减弱的今天，更显示了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第二，香港文学的偏大众化特点和偏民间性特点与内地文学的精英特点、教化特点形成鲜明对照，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为文学如何争取读者提供了经验。人的思想意识与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读者在不断享用别人的思想成果时，会厌恶反复重述或被汰选过的经验，根植于香港民间的流行文学更敏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追求新的艺术趣味，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后，又出现了科幻小说和历史小说。在取悦读者方面，香港文化商人也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例如，以副刊搞报纸促销，推出不同包装的小说明星，以推销商品的方式来经营文学，制造出无数个“不同”来，以便获得更大的名利双收。长期以来，国内的文学都只注重政治功能、艺术功能[1]，忽略了经济功能，了解香港文学，你会蓦然发现经济功能的重要。经济也可成为文学创作的动力和角度，例如，小说里的科幻描写，商业描写，包括时装、饮食、旅游等描写。 第三，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化把香港文学推向前卫。小说的语言文字和体裁形式都有了创新，小说的内容更是表现出与外来文化交流激荡的不断变迁，向内地文坛展现了崭新的精神与活力。五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人本的角度反观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六十年代，刘以鬯等人的创作更是以“技巧即观念”的姿势，表现出不向流俗低头的美学力量。以后香港文学又有了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香港文学与欧美文学潮流互相唱和，表现了香港文学的殖民地特点。 就个人创作的实绩而言，作家的创作风格有时候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种流派并存的现象，我们强调作家的流派特点，不仅是为了描述这个作家，也为了凸现和思考文学理论。 由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明显，香港作家总能按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香港文坛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二 香港处在中国内地和西方的交接地，一直以来受着多重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学是边缘性的文学，有融汇各种思潮的特点。就实际创作主流方向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香港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内地文化的影响和回顾内地生活为主流。此时的香港文坛是个壁垒分明的场所，左派右派作家都在为自己的信仰激烈争吵，他们的注意点都是国共两党、以及南下移民的问题，内地文化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创作风格。内容上，除了回顾内地生活，作家们也描写战后南下移民在香港的苦难生活——“本来是五湖四海的英雄，而今宝刀只能当作白铁买”，原来的名门闺秀而今只能在欢场中操皮肉生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香港文学的生长期。由于英国政府不支持文学事业，文学只能流落民间，出现了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流行文学，民国时期已经式微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大行其道。同时香港人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产生了香港的本土小说，包括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内地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香港双向激荡的时期。这时，香港逐步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获得了初步的繁荣，生活秩序也得到了恢复，个人的生活选择变得多方面。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借鉴理念的背景，迫使资本主义提高社会福利，基本生活有保障，抹平了阶级等分，阶级仇恨。在英国的管辖下，西方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惠及大众。民主化的普及，使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也因被误解为民主化与反传统和某些西方观念吻合，而扩大了内地的影响力。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潮流被广泛接受。一种本阶级优越的自信自始至终存在于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家作品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崛起了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等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作家，还有象刘于斯那样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西化作家。此外，香港社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也使香港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在年青一代手中有了和西方同步发展的苗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文学沉浸在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中，顾盼自如，沾沾自喜。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糅合在一起，以品味的方式引导着消费潮流。流行作家们清晰而明确地肯定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解放的观念。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更加甚嚣尘上。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通过金钱与传媒的结合毫不畏惧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恰巧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大众文化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家制造的潮流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并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权威，无形地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香港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变成了一个科技文明日新月异、计算机运作、传媒发达、交通工具进步的工商业社会。文学思潮与创作典范也随着社会的转变而有了新的改变。信息发达，知识阶层与外面交往的频繁，使后现代主义在香港的出现变成了可能。后工业社会的绿灯一亮，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走向了后现代主义。 香港是英国一九九七年必须归还主权的地方，英国和香港当局自然对短线的问题考虑较多，对长线问题考虑较少。政府对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支持较少。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已呈放缓迹象，低增长大体已成定局，这不能不对香港的发展形成阻力。随着九七回归，筹创华南经济区，加强香港同内地邻近地区互补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成了许多人的愿望[2]。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文学面对“回归”问题摆出了各种姿态。从“九七”前的恐慌、混乱，到面对现实，发现回归祖国的价值，并积极行动，香港人走过了从游移到坚定的过程。香港小说记录了这一过程。与关注“回归”并行，香港人开始有意识地流露出对过往经验的缅怀，希望为香港将来的独立自治提供经验与保障，一批追溯香港历史的作品也由此产生。此时期也产生了“梁凤仪现象”它把精神生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为低本、更易获利的生意，并且把作品推销到内地。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作家的阵营表现出从对立到调和的趋势，党派的对立减少了，阶级的划分不那么明显了，现代主义作家走了一条中庸的路子，流行作家也引入了许多新观念、新手法，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向。 香港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跨年代的，本书的体例采用了自然的时间排列，注重作家的流派身份，把他放在影响最大的那段时间，所以年代的划分是个毛边。香港小说多如牛毛，这本著作强调严肃的、有思想的、有代表性的、能坚持的作家，以表彰他们的虔诚和勇敢。藉着对他们的论述，企图反映香港文学的全貌。 三 香港人喜欢比喻自己是“无根草”， 多少会被“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所困扰，缺少认同感和归属感。说香港文学是痛苦的精神放逐并不为过，从香港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七年这段时间，香港的文化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身受港英政府统治，北望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台湾，身受多重文化的冲击。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所认同，却摆脱不了殖民地的特色。表面上很开放，很自由，实际上港英政府并不愿意在文化建设上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个创作似乎很自由的空间，作家们常常感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不同背景，不同出身，受不同教育的作家，都说着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故事，然而他们却不生活在那种意识形态的环境中。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不协调，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也造成了香港小说的不同流派。多元化却缺乏统一的文化精神是香港小说的一大特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向北风而襟”，是他们一致的情怀。[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人的生活需要也不断提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文学的繁荣期，一些作家在作品里反映了华人国际资本的运作，如严沁的作品反映了有台湾背景的华人资本的情况，亦舒的作品反映了有英国背景的华人资本的情况，林燕妮写的国际交往，但我们依然能感到这些文化意识的无根飘摇，金钱至上。 香港是中西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桥梁，桥梁连接两岸，桥上居民独有的视野和体验，常常被过桥人忽视。开埠以后的一百年，来谋生的人虽多，但真正以香港为家，在此地植根的人却不多。正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士大夫或士绅阶层，也不受士大夫或士绅阶层的领导和统治。香港居民的文化背景，以市井文化为主，工商次之，士再次之。人们的价值观念、态度和处事方式，都和中国传统或其它华人社会以“士为四海之首，商为四海之末”的程序很不一样。[4] 既是商业之地，到此地来生活的人们就从不隐瞒他们的商业目的。杰克的创作记录了香港都市化之初的经商过程。同时南下作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把文化当成谋生手段，文化产业化是自然、顺理成章的趋势。连深受士大夫思想影响的徐訏最后都把尊敬献给了商人，更不要说那些身兼商人的流行作家了。香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不仅是作家们笔下的现实，也是他们本身的特征。 在香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下，香港文化有着浓厚的商业色彩。人们无论在思想、语言文化、行为、道德和伦理的各个方面都融贯着较强烈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和准则。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高楼大厦内部，活动着许多追求感官刺激和感性享乐的人们，同时这些人也有着冷酷的心和无情的脸。他们只认同“成者为王，败者寇”。他们很善于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伸展人的欲望，在法律的缝隙中上演一幕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人生活剧。人们可以凭籍的感情淡薄了，在激发个人欲望的香港，婚外恋、一夜情也很盛行。 由于港英政府并不积极支持文学事业，香港文学只能生长在民间这片土壤，接受商业化的操纵。香港有大量的报刊，每天都刊出为了促销而创作的流行文学。流行文学以取悦读者、迎合市民的猎奇心理为首要目的， 不同于严肃文学对人性作深切挖掘和对社会作深刻批判。虽然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普罗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但也糅合了国民劣根性的许多糟粕。黑幕小说、鬼怪小说、黄色小说就是其典型代表。当然，由于优秀文化人的参与，香港流行文学也有它辉煌的一面，也诞生了一些内容健康，思想深邃的作品。 四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保护政策，以确保自己国家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文明，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政府为了抗衡资本家操纵的金钱主宰的社会，也拨基金支持代表社会良心的文艺和教育。文艺制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建立保障机制。由基金会提供基金，从事文化事业，在一定范围内，作家可以站在制度以外来批判这个制度，做一个“终身的文化抗衡者”。二是商品化。把文艺当作占领劳动者业余时间的精神消费品来生产[5]。“在我国，艺术体制是高等艺术、大众文化、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共同引用的表达方式，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6]”。然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谈到香港的殖民主义文化，叶维廉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启蒙即是要通过教育使我们自觉到作为一个自然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情境。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为唤起被统治者的民族自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控制、镇压、垄断的本质，自觉是引向反判与革命之路。[7]” 因此，香港的严肃文学有着民间的、自发的倾向，他们虽然时常以微薄的力量与商业化的庸俗倾向抗争，但占香港小说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流行文学。什么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是一种满足文化不高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需要的小说或伪小说，它的消费者是些处于被动地位的，没有创作能力的公众，其生产者则是能满足变化着的公众需要的专业人员[8]。 在西方，文化阶级冲突比较明显，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说：“为有意义地生存而斗争的艺术，严格而成熟的精英艺术是很难与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归入同一个范畴。[9]”艺术的纯粹性被推到了巅峰。一般观念总是这样认为：我们从高雅艺术中获得的满足决不可说是纯粹的“愉悦”。对高雅艺术的充分理解是严峻的智力和道德考验，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折服，以最大的努力和最具牺牲的诚意领受生活的悲剧。这不仅是对作品的一次考试，也是对读者的一次考试，当我们准备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有了越来越多的负罪感和不满足感，我们就通过了考试，并开始“改造我们的生活”。假如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哪里分道扬镳的话，那么就在这里[10]。 然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的文化阶级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去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在于香港是个商业的都市，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香港这种艺术生产和消费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着香港小说的走向。只有当公众对产品产生需要时，产品才会产生。消费产生了生产的动机。生产创造了生产者。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是传播的需要。 五 减少意识形态的偏见，忠实于作家原来的思想写文学史，这是一种道德。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的是非判断才能准确。我们才能获得引起思想的意外收获。 然而，香港毕竟和我们是意识形态不同的两个地区，他们评判世事的标准和我们不同。了解他们，可以为我们看待世事树立一种参照，使我们不至于太隔膜，太脱节。同时，我们时常提醒读者，不能丢失自己的立场，我们相信人们与生俱来的教养，不至于使他们忘记国家赋予自己的责任。 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我们不能因一时的政治局限，将某些作品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尊重历史，也不符合文学的审美规律。谁都会对巴尔扎克描绘的人情世态赞叹不已，又有几个人会计较他的保皇党立场？我们的记忆载不下历史的沉重负荷。对于那些作为经典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读者不会去细细考证，作者的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他们不会理会当年的是非纠缠。历史的背景，因时间的流逝，同普通读者有了距离。读者更关心的是这部作品是否好看，是否让他们热泪盈眶，怦然心跳。他们会为人物的命运赞叹悲哭，而不管这个人物属于什么党派，站在什么立场。我们已经无法追究发生在非洲部落某次战争的谁是谁非，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了解作品中那些已经抽象了的人们的思想、希望和意愿。因此，只要作品中所写的人性内容不灭，作品就可以超越时空地永存，不管它曾经属于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阶级。于是我们想到，除了和过去的史实紧密相连的历史批评，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种超脱些的批评方法来指出：在历史中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什么是“美的”，从而更关心那些全人类的普遍经验。 从不同的时代，看同一本文学作品，犹如从不同角度，观赏同一幢房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会看重它的政治功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会在这些作品中读出它批判社会的合理成分。因为各个时期我们的政治需要不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需要巩固政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需要实施改革。同时文学作品那丰富的原生态，也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要求。在巩固政权的时期，张爱玲、徐訏、杰克的小说被排斥在中国主流文化之外，当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之后，那些当时站在对立面提出批评的小说，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参照意义。 香港紧靠内地，与我们实行不同的制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很对立。在香港回归祖国的今天，我们在香港作家的笔下，似乎找回了中国都市寻常的文化传统。然而，我们还是要把我们最大的尊敬献给辛亥革命的先烈，以及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在最艰苦前沿的人们，他们代表了中华文化更为优秀的传统，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经济领域我们都搞市场经济，有趋同的倾向，但在制度领域我们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政治上不能失掉原则和立场。过分的拿来主义，在香港文学夹带着他们的商业经验涌进中国内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历史和现状不能混为一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状况必须警惕。 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说，我们不能盲目崇拜，不抵抗地跟从。须知上层建筑也会影响经济基础，当我们把文化当成一种产业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文化政策，文化态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香港都市化比我们早，文化产业出现也比我们早，他们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避免他们的错误。抵抗不是压制、批判，而是力求出比他们优秀的东西。毕竟是制度不同的两个地方，我们的态度不强硬，不明晰，就不能确保我们的优越性。 本书论述的是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小说，因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本来应该进行的文化批判，变成了文化描述。幸好，香港自然的文化市场，保持了自己互相批判的文化特点。然而，不管如何，我们依然坚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作为共性的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作为个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就在于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的区别，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之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统一的自由联合劳动制度之上的。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个人财产权被资本家剥夺了，资本家凭借这种剥夺从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正是从根本上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关系，而使雇佣劳动转变为一种在社会化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包括资本的联合和劳动的联合。[11]” 写文学史掺杂了作者的阅读经验，是作者思想、道德、文化、领悟力等方面的展现。我们期待水平更高的对手。 注释：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2]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0页。 [3] 陆鸿基：《香港历史与香港文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香港文化与社会研讨会》论文。 [4]同上 [5]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6] 何慧：《对文艺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7] 叶维廉：《自由之旅：由裸灵到死——初论昆南》，载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 [8]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9] [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0] 罗贵祥：《大众文化与香港》，香港青文书屋1990年版。 [11] 王珏：《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载名誉主编 于光远 董辅礽 主编 何伟 方恭温 执行主编 向文华：《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