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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众如何被野心家煽动从而成为狂热的群氓历来是文学与心理学中值得深思的现象。 本文试图首先以群体心理学的视角分析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著名群氓场景，系统再现这一经典场景中大众－精英、被煽动－煽动的经典二元对立如何被具体构建的过程；再从鲁迅对《裘力斯.凯撒》的独特批评开始，通过对《裘力斯.凯撒》及其重要来源《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其它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考证的往返阅读，并在与其它莎剧对民众的描述的互证中，透视出这一二元对立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又是如何隐含着自我解构的颠覆力量——大众在狂热中清醒地加入阴谋，利用政客间相互的倾轧，在被政客玩弄时也将政客利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属于一切时代的莎士比亚与其对历史给予一个终极解释或单一佐证，不如为后世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反省途径． 关键词： 《裘力斯.凯撒》群氓 解构 一． 引言：莎剧群氓与群体心理学 群氓，还是看客？ 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了风雨飘摇的20世纪， 站在21世纪的起点来阅读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无疑会给心灵强烈的震撼。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一幕幕充满喧嚣与愤怒的图景中，无辜大众，在野心家们一次又一次或忧郁沉挫、或慷慨激昂的演讲煽动下，失去理智，成为偏执、粗暴的群氓，供其驱使玩弄，而满怀高贵理想的人却怎样沦为牺牲品——这更是让历经凯撒遇刺后两千年或剧本问世后四百年中无数历史浩劫的读者唏嘘不已。后世经典评论家如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往往聚焦于政客如何利用集会，以高超的语言遮蔽技巧驾御民众，使之失去理性；刺杀凯撒的勃鲁特斯高贵的精神无法被只图眼前之利的民众所理解，而安东尼却因时而起，收买民众，最终形成了一个高贵个体的悲剧（Travers 1976：53-55；Bruyn 1981：218-231；Bloom 1988：1-3；阿尼克斯特 1985: 404-408）。 同时， 在现实世界中， 在西方历经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巨大动荡后， 群氓及其毁灭性力量的问题在现代日益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与关注， 特别随着现代群体心理学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异军突起， 《裘力斯.凯撒》的市场暴乱一幕更因其与现实的惊人符合而倍受现代群体心理学家的青睐——凯撒的血衣、勃鲁托斯与安东尼的演讲及罗马群氓的狂热等作为唯一来自想像世界的例子，却罕见地和大量真实历史例证一起走入勒庞的《乌合之众》这一群体心理学影响深远的开山之作，并在其后继者研究中一再得以引述（勒庞 2005：49-50； 莫斯科维奇 2003：128，182，389）——被煽动的群氓形象似乎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正如哲学家季诺维也夫（Zinoviev）曾敏锐地指出，群体心理学的这种现象通常逃过了历史学家的注意(莫斯科维奇 2003：9)；后世评论或引证将目光聚焦于罗马伟人或群氓现象所带来的灾难时，却对彻底改变罗马命运的群氓构建往往视为理所当然，对群氓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亦一笔带过，因此无法对群氓的先验性或其单一经典性进行质疑——然而不难发现以上关于《裘力斯.凯撒》中群氓问题的同一论述却导致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众形象的生成：政治狂热的群氓与功利冷漠的民众。 本文无意在此进行简单抉择；相反，或如《群氓的时代》一书对吉斯塔夫.勒庞所开创的群体心理学进行全面梳理时所宣称，“当代社会思想的谨慎压制了我们（对民众）的好奇心，而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又使其复活” （莫斯科维奇 2003：9），本文将首先以群体心理学视角审视在《裘力斯.凯撒》中固有的大众－政客、愚昧－高贵/精明、被煽动－煽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被具体构建的过程，揭示出莎士比亚关于群氓的描述何以因为其精准的刻画而成为经典； 再从另一个对民众同样有着深刻认识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将《裘力斯.凯撒》中狂热的群氓还原为冷漠而作戏的看客这一颠覆性的解读出发，通过对《裘力斯.凯撒》及其重要来源《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其它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考证的往返阅读，透视出这一系列经典二元对立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又是如何隐含着强大的自我解构力量——历史的多维性在此得以隐约地表述。 二．言语、空间、场及群氓场景的建构——一个亚里士多德预言的例证 如上所述，莎士比亚在其罗马剧中对民众命运深刻的理解与民众疯狂力量的细致刻画， 不光开文学中群氓场景之先河，辗转回响在后世如狄更斯、奥威尔等人的思考中，也丝丝入扣地印证着社会科学中的群体心理研究，从而使《裘力斯.凯撒》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罕见地成为后者一再引述的唯一来自非真实世界的经典例证——在一个领袖遇刺，群龙无首的突发事件的经典时刻，在一个极易感染个体情绪的公共集会的经典空间，政客以振臂高呼式的经典演说煽动民众。有意思的是，充满想象力的莎士比亚早在严肃的群体心理研究之前就似乎在对语言俘获大众的魔力给予高度重视，惊人地洞察出20世纪所谓的“语言与政治的堕落”（Orwell 1957：154）——在此过程中大众的激情被鼓动而理性和逻辑往往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就曾这样指出： “（只有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概念）才能……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想，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的来到它们面前”(2005：12)。 在《裘力斯.凯撒》中，手中凶器仍在滴着凯撒鲜血的罗马元老们便已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怎样鼓惑群众： 西那： 自由！解放！暴君死了！去，到各处街道上宣布这样的消息。 凯歇斯： 去几个人到公共讲坛上，高声呼喊，“自由，解放！”(III,i) 富于政治角逐经验的罗马政客已然深谙谋略之道，因为“意思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最有影响力。 例如：民主、平等、自由……那些音节简短的词具有一种真正的魔力……综合了最不相同的无意识和他们所要实现的希望”。 往往在演说中，这些习语和言辞能在群体中激起强烈的情感和永恒信仰的能力，“是观点和信仰的最大创造者。它们具有强大的威力，与枪炮相比，能置更多的人于死地。” （莫斯科维奇 2003：132-133）。勃鲁托斯也曾公然宣称：“良好的言语胜于拙劣的刺击” （v, i）。而在暗中诅咒的安东尼对即将以演说煽起的恐怖已是成竹在胸： 残暴惨酷的内乱将要使意大利到处陷于混乱……凯撒的冤魂……将要用一个君王的口气，向罗马的全境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III,i) 同时，对“街道、公共讲坛、市场”等公共空间再三强调，往往是演说家煽动民众的首选；因为现代群体心理学发现往往巨大的公共空间能使个体迷失自我的判断，“在共同的希望和信仰下联合起来……这里有异常的敏锐和兴奋感，人人都渴望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去” （莫斯科维奇 2003：184）。 参与谋杀了凯撒的勃鲁托斯在市场的演讲中，自由、荣誉、祖国等神圣词汇借助着重复和排比等修辞手段成了宣扬的主题，有些几乎成了后人传诵的经典： “……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们宁愿让凯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凯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 (III,ii) 据群体心理学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不说理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群体在此狂热的演说中只能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勒庞2005：45；涂尔干1999：279）。 充满了反讽的是，元老们的谋杀理由只是建立在凯撒将会称帝独裁的想象推理中的，毫无实理可言；但勃鲁托斯却能以充满理想主义和个人悲痛的演讲让罗马民众热血沸腾，以至于有人情不自禁的呼喊出：“让凯撒的一切光荣都归于勃鲁托斯”（III,ii）更具有讽刺力的是，最后抚棺而哭的安东尼一边声称“我也不会用行动或言语来激动人们的血性”，斥责民众被勃鲁托斯所鼓惑：“唉，理性啊！你已经遁入了野兽的心中…”(III,ii) 一边更是将这种让人失去明辨是非的演讲感染力发挥到及至： ……听见了凯撒的遗嘱，一定会激起你们心中的火焰，一定会使你们发疯……啊！那将会引起一场什么乱子来呢？ (III,ii) 在这充满对血腥暴力煽动性的描写和呼吁复仇的狂热的演讲一再刺激下， 群体心理研究中使个体丧失理智的 “集体心理场”迅速显现，罗马大众的情绪开始在沸腾中倒向另一个极端： 市民丁 他们是叛徒；什么正人君子！ 市民乙 他们是恶人、凶手。遗瞩！读那遗嘱！(III,ii) 此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安东尼抚棺恸哭颇似一个经典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凯撒正统的魅力人物（charisma）的衣钵得到确认和传承，其复仇也成了因父之名的狂怒。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涂尔干早就指出道德权威和各种集会祭祀典礼最容易让个体迷失自我，因为道德权威总能征服个体的意志，“在共同的激情的鼓舞下，我们在集会上变的容易冲动，情绪激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1999：278-280）。个体行为受到特定时间内周围群体环境构成的集体心理场控制，于是易冲动亢奋，往往产生极大的骚乱与恐慌。 在紧接下去的一幕中，无辜诗人西那的惨死(III,iii)和稍后勃鲁托斯对其妻死亡原因痛苦而又矛盾的表述(IV,iii)[②]看似莎士比亚无意离题，但却是民众的疯狂最有力的暗示。 同样，群体心理学家关于演讲受众的研究似乎也表明莎士比亚剧本中被煽动的罗马民众只是群氓形象的原型：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是这种佐证……读读某些演说辞，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 只要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便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勒庞：49）。 在市场演讲一幕中，勃鲁托斯虽注意到了重复这一修辞手段的妙处，如他咄咄逼人的再三追问： 这儿有谁愿意自甘卑贱，做一个奴隶？……这儿有谁愿意自居化外，不愿做一个罗马人？……这儿有谁愿意自处下流，不爱他的国家？(III,ii) 但他的悲剧就在于推理过多，反复强调名誉，追问自由、爱国等空泛的话题，因为“长期使用某种语言， 会导致群体对这种语言的厌倦……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语言就会边成陈词滥调，象‘自由’、‘平等’、‘博爱’……” （莫斯科维奇 2003：189-190）。而他的指责仅仅建立在对凯撒会称帝独裁的逻辑推理中，但要影响已然迷失自我的群众的想象，“千万不可救助于推理”（勒庞：50），因为“群众从来没渴望过真理……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勒庞 2005：89-90）正如这一尖锐的戏剧冲突被现代群体心理学常常引证那样：以理性把“隔在民众的幻觉与领袖之间的这层美丽面纱撕破的人就要遭殃……从布鲁图（勃鲁托斯）到孟戴斯-弗朗斯，不止一位政治家曾有过这种痛苦经历，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莫斯科维奇2003：181-182）。 同时,他又以一贯遵循的斯多葛派追求克制条理化的演讲风格，在已打动民众后却又为凯撒的功绩辩护： 他的彪炳的功绩不曾被抹杀，他的错误虽使他伏法受诛，也不曾过分夸大。(III,ii) 而这正如西塞罗所评论，“（勃鲁托斯的演讲）软弱而不甚适合赢取民意” （Bruyn 1981:234），其画蛇添足犯了以偏至为手段对群众催眠的大忌，因为“打动群众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英雄”（勒庞 2005：31），或者——让群众憎恶的是神话中的恶魔，而不是一时的真恶魔！ 而安东尼最终力挽狂澜，不光在于诸多评论家认为勃鲁托斯的安排失误，让其后发制人，更在于他也同样巧妙的运用武断重复等手段在煽动狂热时，却一反常理，干脆对时髦词汇绝口不提，避开凯撒种种暴虐，急促有力地罗列其为民众造福的事迹，迅速用狂热俘获民众，灌输并强化一个无辜受难被送上祭坛，含恨而死的神话英雄形象： 他曾经带许多俘虏回到罗马来，他们的赎金都充实了公家的财库；这可以说是野心者的行径吗？穷苦的人哀哭的时候，凯撒曾经为他们流泪；野心者是不应当这样仁慈的……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他所深爱的勃鲁托斯就从这儿刺了一刀进去……负心，这一柄比叛徒的武器更锋锐的利剑，……我、你们，我们大家都随着他一起倒下， 残酷的叛逆却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III,ii) 在勒庞等人的群体心理学分析中，这一幕俨然成为经典：撕心裂肺的演讲，加上不失时机的挥舞凯撒的血衣，暴露尸体的惨不忍睹的伤口，使之更有血淋淋的直观视觉刺激，让民众更加怒不可遏，以至于他发出最后的诅咒时——“让凯撒的每一处伤口里都长出一条舌头来，即使罗马的石块也将要大受感动，奋身而起，向叛徒们抗争了。”（III,ii）， 狂热的民众终于成了彻底失去理智的群氓（勒庞 2005：50，莫斯科维奇 2003：128）： 众市民 复仇！——动手！——捉住他们！——烧！放火！——杀！——杀！不要让一个叛徒活命。 …… 市民乙 我们要听他，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和他死在一起。 而达到目的的最终胜利者却毫不掩饰阴谋得逞，将群众玩弄于股掌间时的狂喜与窃笑： 现在让它闹起来吧；一场乱事已经发生，随它怎样发展下去吧！(III,ii) 而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一个睿智的莎士比亚在印证着后世的总结：“政治基本上就是一种利用民众非理性本质的理性形式”，在此，一个经典的二元对立以男性与女性这一永恒对立的比喻得以建立——如拿破伦等独裁者所声称：群众是女人，情感用事、易变而疯狂，政客是男人，理性、精明而冷静（莫斯科维奇 2003：48，138-148）。或者一个博学的莎士比亚在以其非凡的戏剧才能影射着一个在古希腊便引起警觉的危险倾向：亚里士多德不就曾给予民主以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著名定义“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作为独裁者而组成并受几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统治的多数。”（莫斯科维奇 2003：193）？ 三．群氓场景的解构——清醒的狂乱与大众的合谋 但如果莎士比亚甘心单纯地阐释某一政治信念，他也许会只是某个时代的宠儿，而非属于所有时代的莎士比亚。 在有意无意间，莎士比亚在其文本中留下些许裂缝，透过它们也许会让读者有更多的观察与思考。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更有洞察力的反而是富有怀疑精神的鲁迅。 他在和称“（罗马）群众是被政治家控制操纵而没有理性”的杜衡先生争论时写道： 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2005：600-601） 然而传统历史终究不是每个人的历史，也许有过高贵的理性的罗马群众，但两千年历史的烟尘足可湮没他们的身影。 但同样是鲁迅！同样是冷竣的鲁迅索性抛弃了寻求“高贵的理性”的可能——他在稍后一年进一步在《以眼还眼》中引用显斯妥夫（Lev Shestov）的话，彻底将莎剧中失去理智的狂热群氓颠覆为清醒而作戏的看客： 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2005：127）。 鲁迅的解读固然有其过于简短之憾，但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却已然对固有的大众－政客、愚昧－高贵/精明、被煽动－煽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形成了强烈的质疑。鲁迅的冷峻不乏警醒意义：抑或在不经意间，历史与改写的种种悲喜相逢或许在文本自身高度戏剧化的表象上又一次裂开一道缝隙，而将后者所竭力屏蔽的一部分，通过被作者有意无意忽略而幸存的声音晦涩地表诉出来，使更丰富的解读成为可能，从而超越“群氓”那单一刻板的形象。尽管它也许代表着高贵和理性，也许代表着邪恶，也许代表着其它。 1.沉默与坚持——大众的理智 但或如鲁迅的疑问，历史中真实的罗马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民众已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积累了高超的智慧，如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平民撤离及多次武装起义，迫使贵族一再让步，设立保障平民利益的保民官及平民大会。在普鲁塔奇的《凯撒传》中，当安东尼自编自导出加冕仪式时，同样是大规模集会，民众报以的却是沉默和无声的反抗： 响起了几声欢呼声，并不大，只是几个事先布置好的人发出的。第二次，又只是稀稀拉拉几声。 而当凯撒拒绝（王冠）时， 所有人民都欢呼起来（1975：81）。 在《安东尼传》中同样的场景里： 所有人鼓起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一个国王的称号，惟恐它彻底摧毁他们的自由， 凯撒恼羞成怒，跳将起来（1975：186-7）…… 但在莎士比亚笔下，群众却成了令人作呕的“乌合之众”： 当他拒绝的时候，那些乌合之众便高声欢呼，拍着他们粗糙的手掌，抛掷他们汗臭的睡帽，把他们令人作呕的气息散满在空气之中……结果几乎把凯撒都熏死了；(I,ii) 普鲁塔克笔下，马鲁勒斯与弗莱维斯两位护民官推倒凯撒像，将向凯撒行君王礼的人逮捕入狱时， 群众一路欢送，以至凯撒破口大骂他们为“畜生、蠢货”；(Plutarch 1975: 186-7) 但在《裘力斯.凯撒》中，群众却变成了被剥夺声音而任由操纵的狂热多数。 但是，《裘力斯.凯撒》中的市场演说一开始，罗马民众依旧在震惊之余立刻显露出惊人的冷静与理智， 例如他们一再要求得到合理而满意的解释： 众市民 我们一定要得到满意的解释；让我们得到满意的解释。(III,ii) 同时他们坚持要分头听勃鲁特斯和凯歇斯申辩，以便“各人听了后，可以把他们两人的理由比较比较”。（III,ii） 而当勃鲁特斯慷慨陈辞，已然让群众欢呼沸腾，并爆发出强烈谴责凯撒为暴君的呼喊时，依然有不同的声音不为所动，坚持要听取安东尼的演讲： 市民乙 静！让我们听听安东尼有些什么话说。 众市民 静些！让我们听他说。(III,ii) 这哪里是暴乱的民众？ 简直就是冷静而客观的法官在多方取证，核对事实！ 但是否理性就在稍后的煽动中“遁入了野兽的心中”，而使人们“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呢？ 2.Plebian or Citizen？——徒劳的煽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莎士比亚笔下的政客理所当然地在剧中不同台词使用“people”, “Romans”, “countrymen”和“citizens”称呼罗马民众，而莎翁本人却在《裘力斯.凯撒》中将民众直接称呼为“plebian”。 而这并非一个剧作家在玩弄辞藻，却是一个严肃的语言大师在谨慎地暗示微妙的历史: (Enter Brutus and Cassius with the Plebians.) Brutus Romans, countrymen, and lovers, hear me for my cause, and be silent, that you may hear. … 1.Pleb. Bring him with triumph home… Antony Friends, Romans, countrymen, lend me your ears! … 1.Pleb Methinks there is much reason in his says. Plebian一词源于pleo, plenus，原意为“众”，根据Oxford Latin Dictionary， 通常含有“贱民”之意 (Glare 1977：1389)，它最初所代表的并非罗马公民（citizen）或人民（populus），而是与之对立并受其剥削的外来者或被征服而带进罗马的外来民族， 因而据恩格斯考察， 他们“不是（Populus Romanus）即地道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是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1972：124）。 诚然，公元前3世纪初，随着罗马由城邦变成世界性国家时，由于平民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与罗马人民平等的公民资格，也使后世作家已无法区分两者本质差别。 但一个相伴而生的问题就是，随着公民概念外延的无限扩大，其内涵也必然无限缩小。孟德斯鸠曾敏锐地指出： 在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总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2005：50） 但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罗马， 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目光看待罗马， 人们也不再象以前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2005：50） 因此，相伴而生但却往往被忽略的另一个现象是：无论文本中的蛊惑民众的政客还是现代群体心理学家，他们对群氓问题假定的前提值得怀疑：即他们都预设理性与善存在罗马民众心中，而煽动会将它们泯灭。 勃鲁特斯在演讲一开始就曾呼吁：“唤起你们的理智，给我一个公正的评断”(III,ii)；安东尼不是曾预言通过他的煽动，“一切怜悯之心将要完全灭绝”(III,i)，而在演讲时谴责勃鲁特斯的演讲使理性“遁入野兽的心中”而要民众“天良发现”(III,ii)？ 但是怎么样的人才能有“热血”、“理智”和“善”呢？ 罗马民众虽有公民资格，却似乎并不具备它的内涵。 让我们再次回顾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主体“公民”这一概念的界定——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首先要是一个理性而能动的主体： （公民是）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最优秀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因为工匠不大可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样，忙于田畴的农民和从事贱业的商贩也不可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来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1965：113-115）。 而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的第一幕无疑就是对真实历史的回应和对亚里士多德公民理念的一个反证。 涌上街头，让护民官极为不满的平民正是“木匠”、“鞋匠”等因“没有闲暇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而本应被亚里士多德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的工匠。在《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一场的弗莱维斯心目中，登上舞台的民众是“冷酷无情的罗马人”。 但是如果这些护民官所谓的“木头石块，冥顽不灵的东西” 和“愚民”虽有公民资格，却从不曾拥有过亚里士多德式的公民素质，本就是“冷酷无情”，又何须煽动再去“灭绝理性与善”？ 而在普鲁塔奇的《凯撒传》中，无须政客们的鼓惑，群众刚一进入市场“就准备乱起来”。（1975：81） 同样，在《裘力斯.凯撒》中，群众蜂拥入市场，就已然气势汹汹：“We will be satisfied: let us be satisfied.”（让我们得到满足），莎士比亚省略了群众要满足的具体要求；朱生豪先生翻译为“我们一定要得到满意的解释；让我们得到满意的解释。”，固然表达了一部分清醒公民的呼声，却无法传达平民们借机讨价还价，与贵族博弈的另一种心态。 3. 求生的历史——不一样的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与善，对煽动也不起反应，罗马民众剩下的只是对严酷的生存法则冷静的直觉与遵守。是什么吸引了这种文本和历史中狡黠善变的民众在开始时摇摆不定，而最终选择暴乱？ 文本以外晚期罗马共和国动荡的历史成因亦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公元前88年至前82年，马略为首的平民派与苏拉为首的贵族派爆发战争，其间罗马三次易手；前82年，苏拉成为罗马史上第一位终身独裁官，宣布马略为“公敌”。 苏拉病故后，罗马政局再次陷入混乱。前50年，元老院与庞培联合，又宣布凯撒为“公敌”。（凯撒：10） 凯撒抢先进军罗马，并在各地消灭庞培残余势力，在罗马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破坏了贵族共和制，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元老们刺杀，又被宣布为“暴君”。 不无讽刺的是，每次政客间的倾轧，都宣布对手为“公敌”或“暴君”，而且每个都是声名远播的演说家。虽然莎士比亚省略了庞培，凯撒等上台时的演讲，但可以推测，哪个不是慷慨激昂？哪个上台不是在作戏？正如古罗马诗人安奈斯. 卢卡努斯在其对文艺复兴影响深远的史诗《内战》中所揭露，凯撒一方面命令士兵屠杀元老，却又在庞贝尸体旁惺惺作态，“佯装悲痛，仿佛一个亲人的尸体横遭践踏”（转引自Bullough 1975:11）。 一个短短34年便经历如此多惨剧和闹剧的民族，你怎能指望它依旧狂热而不逢场作戏？昨日的英雄，今日的公敌，即使是有理性的公民，在经历了太多煽动，太多的血淋淋的荒诞闹剧后，是否也该凭借最朴素的生存智慧想想如何冷静地在政客煽动中寻找生存的夹缝？《裘力斯·凯撒》大幕徐徐升起时，护民官的谴责声中这样就走来既机变逢迎又“冷酷无情”的罗马人： 冷酷无情的罗马人啊……你们不是齐声欢呼（庞贝），使台伯河里的流水因为听见你们的声音在凹陷的河岸上发出反响而颤栗吗？现在你们却穿起了新衣服，放假庆祝，把鲜花散布在踏着庞贝的血迹凯旋回来的那人的路上吗？ (III,ii) 在莎剧《理查二世》中亦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当波林勃洛克得势时，那么多“贪婪的眼光，从窗口里向他的脸上投射他们热烈的瞥视；所有的墙壁都仿佛在异口同声地说，‘耶稣保佑你！欢迎，波林勃洛克！”而失势的理查二世却如一个灰溜溜登场的配角，“观众用冷淡的眼光注视着后来的伶人……或者用更大的轻蔑向理查怒视……没有人高呼‘上帝保佑他’……只有泥土掷在他的神圣的头上”(V,ii)。 而在《裘力斯.凯撒》写作前后的1601年， 在著名的埃塞克伯爵叛乱时， 叛乱者手持武器高呼“前进前进”，而群众却惊恐的关门闭户，尽管他们甚是热爱那位英雄的伯爵。 经历了太多的群众俨然成为鲁迅所言的在政治舞台上逢场作戏的“虚无党”。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976：115-116)。 这正有力地回答了《裘力斯·凯撒》中贵族的困惑：“为什么鸟兽都改变了常性，为什么老翁、愚人和婴孩都会变得工于心计起来？”(I,iii)。 普鲁塔奇在《凯撒传》中如此写到：“人们倾向于凯撒的强盛，以便能分一杯羹。 情愿由一人统治，这样才能稍稍缓口气……”(Plutarch 1975：69),而勒庞承认，在古罗马民众眼里，幸福的理想有两个，一个是宏大的表演，另一个则是面包(2005：49)！ 4.大众的冷静与狂热——不一样的自由 大众的冷静莫过于它惊人的直觉和勃鲁托斯所面临的尴尬。在他充满高贵情操的演讲后，某一平民的叫嚷无疑让人哭笑不得： “让他做凯撒。” (III,ii) 是莎士比亚倾向开明君主政治的信念？ 是民众的奴性？ 还是看透了一切的民众的讽刺？ 我们无法起莎士比亚于地下。但在稍后，另一个平民这样咕噜：“这凯撒是个暴君。”(III,ii) 这里，莎士比亚巧妙地借民众之口表达了这样一个等式：勃鲁托斯（共和派）=凯撒=暴君。 普鲁塔奇也这样说过，最崇高的行为并不是都能体现一个人的美德和邪恶。但是常常一个小小的场合，或一件小事让人的天性和态度更充分展现(Bullough 1975：13)。 在后面第四幕第二场中勃鲁托斯教训凯歇斯时说：“我宁愿剖出我的心来……也不愿从农人粗硬的手里辗转榨取他们污臭的锱铢。”(IV,iii) 但到了后面讨论出兵谋略时却不得不承认：“人民……都怀着怨恨，对于我们的征敛早就感到不满。” (IV,iii) 也许台词中“我们的征敛”比较含糊，但同样是共和派的凯歇斯肆意妄为，“常常为了贪图黄金的缘故，把官爵出卖给无功无能的人”(IV,ii)，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安东尼演说开始，一个平民不就说过：“列位，他（凯撒）死得冤枉吗？我怕换了一个人来，比他还不如哩。” (III,ii)? 或者一如另一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发自肺腑的感慨：“我们是从暴君而不是从暴政手里得到解救！”(Bullough 1975：6)。 而罗马只是贵族民主制， 对民众依旧意味着奴役。 谋杀了凯撒的元老们自以为可以煽动群众，急忙鼓吹的“自由与解放”，对罗马民众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他们要的是不一样的自由。 在普鲁塔奇的《凯撒传》中人们第一次欣喜地发现自由是在“庞贝逃走，罗马既无文官也无武将”的短暂权力真空时期，人们可以象“牲口”一样无拘无束的自由(1975：69)。 贵族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神秘的时髦词汇因为滥用而失效，而是罗马元老们不惜诉诸血腥谋杀而获取的自由和解放虽意味着贵族民主政体的恢复，但对阅历丰富的民众而言却不啻于奴役与枷锁的再次降临。也许，反用勃鲁托斯的话更能表达人民的无奈，“凯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凯撒死去，大家依旧作奴隶而生”。 而在勃鲁托斯与安东尼的角逐中，后者之所以最终脱颖而出，正是坐山观虎斗的群众在表面“鸡来引鸡，狗来迎狗”，在非此即彼的选择间尽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谋。 当一切都化为虚无，只有触手可及的利益最为实在——前者不一定会胜过凯撒，而后者不光挥舞着临时编造的凯撒遗嘱，承诺要给予“每一个罗马市民七十五个德拉克马”，和赠给群众所有凯撒的“步道……园亭……花圃。”[③](III,ii)等直接现实利益，而且充满暗示性的“不要让我把你们煽起这样一场暴动的怒潮”与“你们不知道你们将要去干些什么事”(III,ii)等鼓动群众为所欲为的语言也让渴望无序自由的群众兴奋不已——以至于在他话音刚落，群众便齐声嚷起“我们就要暴动！”。(III,ii)同样充满暗寓的是《亨利五世》第二幕中形成鲜明落差的图景：爱国主义的激情使“全英格兰的青年们情绪炽烈”；而国王作为魅力人物产生的强大感召力使他们“脚跟象生翅样去追随那位基督教国王的模范”。(II,i)但莎翁笔锋一转，被历史所裹胁的青年却无不是贪婪、好色、猥琐之辈，他们既要“随营贩卖酒食，有利可图”(II,i)又煽动其他人到法国去，“象蚂蝗一般……去吸他们的血”(II,iii)。 正如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培根所言：“不要给伊索寓言中的雄鸡一颗宝石，这雄鸡要的是一颗麦粒。 他要高兴得多了” (1986：44)。 同时，加入到这发生在市场的赤裸裸的交易，对罗马民众已是司空见惯，因为“野心家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罗马，为的就是在选举时制造混乱或是操纵选举； 集会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谋”(孟德斯鸠 2005：50)，据普鲁塔奇考证，在同样一个市场和讲坛上， 政客为竞选成功往往恬不知耻地拿现钱去买人民的呼声……因此，当选举日来临之际，已出卖自己声音的大众来到市场为雇主争斗：不是拿嗓门对吵，而是拿着弓箭、弹弓和利剑拼杀。 市场中供演讲的讲坛溅满了被屠杀者的血污。（1975：68-69） 这让“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像疯子一样逃出了罗马的城门”(III,ii)的一幕，这让后世读者和评论家惊恐的一幕，对于民众而言，则是在表面迷乱下又一次狂欢——又一次待价而沽！ 又一次便于火中取栗的暴乱的重新参与！ 结语 正如莎士比亚在第一幕所言：“每一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I,iii)，政客严肃的话语，往往为群众的直觉与戏讽所消解。而每一个个体都在狂热中加入阴谋，目的却是利用政客的倾轧清醒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由此，尽管莎士比亚力图将普鲁塔奇笔下“摇摆的民众”塑造成“汹涌的洪水， 海上的风暴”，(Bruyn：239）但引起罗马内乱的，却是“共和国太庞大”(孟德斯鸠 2005：51)。 尽管后世的解读试图将所发生的一切纳入“群氓”这一掩盖了时间与空间的空泛共名中， 但莎士比亚具体的文本依旧指向前44年3月15日的罗马城——一个经历太多的民族在罗马共和国末期一个特定历史场合中种种复杂的抉择。依旧在众声喧哗中，在自我矛盾中，莎士比亚的文本留给后人的远非某一历史场景的客观再现或主观扭曲，而是多个微弱的声音依稀在回荡。在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的大众狂欢中，大众既是既是狂热又是冷静的；既是愚昧但也老于世故，不乏生存智慧。 群众被政客玩弄之时也将政客利用，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也许是一个高贵个体的悲剧，但却同时也是大众无奈的闹剧。 如何看待冷漠而狂热的大众和每个人平庸的恶？这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集体的责任》（2003）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后记》（2003）的尖锐质疑和对每一个人良心的拷问。女王的莎士比亚也许从事着“遵命文学”，而属于一切时代的莎士比亚与其是对历史给出一个终极解释或单一佐证，不如为后世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反省途径。 我们都非历史的终结者，惟独祈盼直面与反思使今天不会再次化为昨天的前奏。 MOBS OR ON-LOOKERS Group-Psychological , Deconstructiv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Mob Scene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Abstract Much has been devoted, in both literary and socio-psychological studies, to the analysis and depiction of how people become mobs by motivation from the politicians and conspirators.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group-psychology, this essay firstly presents and analyses how such binary oppositions as mass-elite, insanity-reason and motivated-motivator are established in the notorious mob scene in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Then, based on Lu Xun’s unique comments on the play, this essay, in the close rereading of Julius Caesar, Plutarch’s Lives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ontests and reverses the established binary operation and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seemingly insane mass are sanely seek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rivals and become their cooperators. In his play, Shakespeare of all ages proposes more problems and ways for retrospection than an ultimate interpretation or illustration. Key Words: Julius Caesar mob deconstruction -------------------------------------------------------------------------------- [①]本文论述中所引用莎剧台词均取自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7. 译文参照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但几处关键处有所改变。 [②]试比较第四幕第三场中勃鲁托斯先后两次谈及他夫人死亡时痛苦而自相矛盾的话语, 特别是梅萨拉关于她 “死得很奇怪” 的暗示。 [③]安东尼挥动的是临时为收买民心而编造的遗嘱，因为在第四幕第一场，他要莱必多斯“到凯撒家里去一趟，把他的遗嘱拿来，让我们决定怎样按他的意旨替他处分遗产。” 参考文献： Bloom, Harold. William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 1988. Bullough, George ed.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vol. 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75. Bruyn, Lucy de. Mob—Rule and Riots: the present mirrored in the past. London: Regency Press, 1981. Charney, Maurice. 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lare, P. G. W ed.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Julius Caesar.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7. King Henry V.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7. King Richard II.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97. Orwell, George. “Politics and English” in Seleted Essay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7. Plutarch, “Antony”, trans. Thomas North.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Ed. George Bullough, vol. 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75,. ---“Caesar”, trans. Thomas North,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Vol 5. Ed. George Bulloug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75. Travers, Derek. Shakespeare: The Roman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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