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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不久，由于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日益强化，[1]（P.226）国统区漫画家越来越多地奔向延安。据统计1938年5到8月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2，288人，[2]几年间，人数达到40，000。[3]（P.210）张谔、蔡若虹、张仃、胡考、华君武等漫画界名流也都在这时期到达红色圣地延安。文艺作家来到延安后，充分感受到了那里自由、平等的氛围。“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延安的天地确实不一样，[是]（引者所加）真实新天地”。[4]（P.106）他们在自由的天空下尽情享受着被压抑多时自由浪漫的生活，精神上极为满足快乐。[5]知识分子对延安进行了深情地讴歌，把它想象成“母亲”、“家”这样带有深刻内心感受的情感集合体。艺术作家这种依附与归宿感，最后都外化为一个实体――延安。 1938年6月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漫画作者协会”成立，艺术作家深刻反思了前期漫画创作的不良倾向，重申要进一步发扬“左翼美联”的优良传统，紧扣抗日使命，参加广大的群众团体，开展统一战线的美术运动，[6]（P.576）这给延安美术界带来极大的影响。1939年2月和10月，延安美术协会和漫画研究会相继成立。1941年8月3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召开，会议揭露了国统区文化专制的情况并发表了全国通电，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进行无情地声讨。要求文艺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告诉人们在战斗中应该循取的光明的道路，[6]（PP.469―470）呼吁“言论自由”，“保障人权”。[6]（PP.475―476）文艺界的组织化给美术家的鼓舞很大，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立场。 一 来到延安的漫画家们大多数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早期鲁艺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1938年4月鲁艺成立后，副院长沙可夫（未设正院长）提倡自由创作的文艺发展思路。在鲁艺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边区教育部长李维汉从培养革命文艺先锋堡垒[7]（P.2）的角度批评了鲁艺的“右”倾错误，但是他不主张政治权力对文艺进行过分干涉。他指出“要求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把政治的口号放进艺术作品中、文艺作品成为简单的宣传品、革命的艺术家成为职业革命家、艺术工作者直接做罢工的领袖和工人的组织者”等做法都是不对的，强调要明白艺术与政治的不同以及相互关系。[8]（P.798）在鲁艺早期的艺术自由环境下，艺术家爆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 经常从事漫画创作主要有张谔、蔡若虹、华君武、张仃、朱吾石、陈叔亮、施展、亦光、郭钧、许群等人，作品表现方式主要是墙报、展览会和报纸。[9]（P.446）刊载漫画作品的报刊主要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和《前线画报》等。展览受到漫画家更高的重视，他们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作品展。[9]（P.447） 整风前的漫画展览详细见下表： 时 间 主 题 内 容 1938年9月 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展 展出木刻、漫画等作品数百幅，参观者达3，000人。 1940年6月 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展 展出了蔡若虹、华君武、陈叔亮等人漫画作品。 1941年1月 鲁迅美术工场首次展览 展出《中山先生的信徒们》，《猪》、《两个鸦片烟鬼》等作品。 1941年7月 “援苏反法西斯宣传”展览 展出木刻、漫画等作品150多幅。 1941年8月 “1941年美术展览会” 展出木刻、绘画、漫画等作品总计数千件。 1941年8月 边区美协大型美术展 展出作品鲁艺美术部师生作品，分木刻、素描、漫画等。 1942年1月 边区美协“反侵略画展” 展出蔡若虹、胡蛮、华君武等人反法西斯侵略作品百余帧。 这时期的作品主题突出，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发国民党势力消极抗日的行为 1938年到1942年是国共合作时期，督促国民党积极抗日就成为延安宣传思想的主题。漫画《顽固分子制造反共摩擦，实际帮助敌寇汉奸汪派》、《逆流》、《我正在后退，为什么你倒前进呢？可恶的统一破坏者》，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妥协投降的倒退政治行径。《前方将士要军粮》、《救国公粮》等作品揭发了国民党有意拖延、克扣军粮，支持抗战不力的情况。《中山先生的信徒们》、《两个鸦片烟鬼》等作品，揭露国民党内部系统的腐败现象。延安社会各界给与这些作品极高的评价。 （二）、展示根据地军民生活朝气蓬勃的情景 延安的抗战生产生活给漫画艺术家带来极大的惊喜，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延安的光明天地和万众一心的抗日激情。漫画《抗日热情在陕北延安》、《儿童抗战连续漫画》、《敌人不得不要求投降》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生产归来》、《卸货》、《剪羊毛》、《八路军在休息的时候》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情形。《新中国的基石》、《第二战场》等漫画作品也都有力地配合了形势进行政治宣传。 （三）、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罪行。 法西斯侵略势力的魔爪四处蔓延，广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部分作品体现了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漫画《三个寡妇》揭示法西斯侵略势力“速战速决”图谋破产的必然性。《威尼斯之日》尖刻地讽刺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谄媚。《望远镜里的莫斯科》描绘两个强盗从俄罗斯冰雪原野中落荒而逃的狼狈情景。另外还有《商讨最后一着》、《众矢之的》等作品。 同时，批评革命中不良现象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也有存在，如《抢面条》、《边区保育院幼稚园的生活》、《镜子》等。《吃面条》讽刺了延安用餐秩序混乱的现象，作品登出后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改正了缺点。尽管漫画展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威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但其社会功效在这一次得到了很好的体现。[4]（P.107）[9]（P.446）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创办墙报《轻骑队》，刊登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等作品对延安的某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墙报贴出后，前往观看的人很多，在延安影响很大。[10]（P.261）1941年底，延安文艺界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争取文艺创作自由和“暴露黑暗”的论战。多数文艺作家主张“政治家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11]文艺界的自由创作的实践和论争鼓舞了在“左翼美术”思潮浸染下的漫画家大胆地表达他们对新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的勇气。[12]他们决定配合延安整风，把见到的“等级制度、创作限制，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主属关系”[11]等问题用他们的画笔描述出来。 二 1942年2月15至17日延安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举行讽刺画展，共展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位漫画家作品70余帧。许多干部、官兵、老百姓前往参观，[4]（P.107）总人次达4，000人。[13]（P.319）由于拥挤，美协决定移至作家俱乐部、南门外等地展览，[13]（P.318）持续到2月21日。画展的目的主要是指出延安新社会残存的某些弱点，[14]这些弱点主要是指在一切不健康的言语行动、不正常的生活习惯和不合理的工作制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丑恶和黑暗”问题。[15] 展出作品主题与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异，涉及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者、不良恋爱、不遵守时间、官僚作风、干部生活[16]等方面的不良现象。批评矛头直指政治权力上层，文化力量的“锋芒”逼近权力意志的内核。 （一）、冲击了中共的民众动员宣传理念。中共民众动员的核心理念是解构传统的社会网络，释放家族结构中的个体，甚至主张妇女也应在获得个体身份的过程中参与革命。[17]漫画《娜拉又回到家庭》描写一个离开家庭，奔向革命的女子，重新回到家庭照顾小孩。一方面对批评女性在革命中表现不积极，另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在革命运动中意义的反思。[18]（P.111） （二）、批评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艺术作家审视了党内一些干部误读、错用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漫画《摩登装饰》讽刺那些只把马列主义作为装饰品的一些共产党干部。[1]（P.28）《老子天下第六》批评党内一些同志以继马、恩、列之后“天下第六”的骄傲姿态自居的现象。 （三）、批评延安女性的不良恋爱婚姻观念。左翼美术家历经五四启蒙运动后，接纳了自由恋爱的观念，对一些世俗、势利的婚姻现象产生强烈的排斥感。《爱神坐飞机》指责各种持不良恋爱态度的女青年。《首长路线》描写两个女人聊天，“一个科长就嫁了么”。批评当时延安的部分女性喜欢找首长结婚的现象。[4]（P.108） （四）、批评党内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作风。追求自由、平等的艺术作家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十分反感。漫画《请批了再走》、《科长会客》对官僚主义给以尖锐的讽刺。[13]（P.319）《两种衣服的吵架》讽刺某些干部之间争地位、摆官架子的现象。[1]（P.28）《教条主义的传播者》、《调查研究的全副武装》、《批评摇摆而来》等作品都反映了这类问题。 （五）、批评部分干部懒散、拖拉的工作态度。《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散会的队伍》、《主席台以外》、《群众大会》、《大会延迟三小时》等作品源自于延安的政治生活，批评了党内干部时间观念不强，目无组织纪律的现象。 从艺术作家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画展在时空环境上是非常及时的，有力地配合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整顿三风号召。这是他们实践文化“启蒙”或“化大众”的一次大胆尝试，他们要用漫画这柄“手术刀”切进了延安新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 观看漫画展览后，观众反映异常强烈。一般民众对漫画家展示延安新社会存在的种种黑暗的做法深表赞同，甚至认为展出的作品远远不够反映弊病与黑暗的全部内容。[13]（P.319）他们列举了许多不良现象与具体故事，要求画家画出来展览以教育大家。[19]而被讽刺漫画的威力“被刺中要害”的部分干部群众则反应十分强烈。[1]（P.29）有的人当着别人不好意思承认，只好把它看做是针对别人的，与自己毫无关系。[13]（PP.318―319）有的干部则大为火光，认为这些作品是“夸大的讽刺”、不注意政治影响。[20]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林彪等人都前往观看, 康生也临时被通知过来。当时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对华君武说，“漫画是要发展的”。[21][22]（P.159） “讽刺漫画”连同杂文热的大讨论使得整个延安文艺界呈现出热闹、尴尬和骚动的人文景观。画展的举行顿时给压抑、沉闷的延安思想界打开了纵情释放的闸门。一部分文艺作家在《解放日报》撰写一系列文章提出，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反思自身，是否存在这样或那样不正确的思想或者行为，[13]（P.319）“如果发现自己脸上的污点，不要抱怨镜子，应该埋怨自己不洗脸”。[15]他们认为，在延安的新社会中残留着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总是抱着心照不宣、自以为是的态度，那么就会“像太阳黑子那样，时间长了就会使太阳减色”。作为革命者更应该注重自身的检讨和改进，否则就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18]（PP.118―119）作为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应该“永远仇视不协调的事物”、“暴露他们的丑态”。讽刺犹如医生的手术刀，它是治病的工具，只有用这柄利刀把新社会存在的“毒瘤”切除掉，新社会的革命事业才能更加进步和发展。[15]他们提倡美术方面要注重写实主义，把文艺的使命重新定位为“暴露黑暗”、披露一切不正之风。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尽管“暴露黑暗”是文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这种风格的文艺作品在延安是不该存在的。任何的讽刺、批评都应无条件地服从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即使像揭发贪污这一类的问题，也存在着“量”与“质”的区别，不能像理解国民党政权下的贪污、贪官那样理解延安新社会的问题。[23]（PP.625―626）他们强调，认为漫画就是讽刺画，漫画的灵魂就是讽刺，那是一种偏颇的见解。漫画的本质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幽默，漫画的作用仅在于制造幽默的效果。漫画作家应该像画斯大林的大烟斗，萧伯纳的长睫毛、大皮鞋那样去诠释漫画的内涵。 [18]（PP.204―205）他们把讽刺漫画家贬骂为“残酷的玩赏家”、“穿了医生外套的刽子手”。[24] 1942年3月31日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严肃地批评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采取冷嘲暗箭的办法，反映的是绝对平均的观念。[25]（P.409）4月1日《解放日报》停刊，[4]（P. 414）经整顿后采取分科负责人制度发行。 三 在整顿三风的政治背景下，《轻骑队》、《矢与的》、《西北风》、《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讽刺画展”等“文艺事件”对延安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地讽刺和批判。文艺界的这种混乱状况与权力意志正在创构的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的碰撞，无可回避地会妨害意识形态体系的进一步建构提升与革命性作用的充分发挥。[12]更直接的后果是引起了中共领导的人的恐慌与愤怒，文艺整风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毛泽东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26]（P.229）像王实味那样主张暴露黑暗的人，不仅是思想上的敌人，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化装的托派”。[10]（P.281）贺龙对文艺界“暴露黑暗”风气十分不满与愤怒，他强调延安文艺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暴露黑暗”的做法只会带来军队对他们的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这样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师回朝了”。[27]、[28] 王震不满地骂道，“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29]（P.108）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会议，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一致决定要解决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26]（PP.224-228）4月3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7]（P.34）毛泽东还邀请鲁艺的部分文艺作家到杨家岭听取并交换关于延安文艺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进鲁艺整风运动的开展。[30]（PP.179―180） 1942年4月3日，鲁艺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三阶段进行。首先开展整风大讨论，鼓励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6月中旬到8月下旬，鲁艺卷入整风大讨论的风暴中，“讨论会好似大雨滂沱一般，尖锐和大胆的意见无时不是满溢和泛滥着”，“各部门、处室都在讨论，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从太阳出来开到月牙挂树梢，从月亮出来到东方泛白，无止无休”。[30]（PP.181―182）讨论的焦点是左翼十年的新教条及资产阶级对艺术的影响、艺术的作用及意义、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作品艺术性与革命性兼顾[30]（P.181）等问题。第二步是进行自我无情批判。7月3日胡乔木到鲁艺进行指导，对鲁艺整风力度不够给予了严厉批评。[31]（P.217）7月28日到31日，美术系举行空前规模的大型讨论会。漫画作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有的人对自我进行完全的否定，把自己丑化为“半人半马的怪物”、稻草人等。[10]（P.281）第三步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反省笔记”，组织整风考试。9月间，鲁艺整风委员会共收集1，200余条意见。10月上、中旬，全面分析大家的1，200余条意见，开展长达6天的热烈讨论。[30]（PP.183―184）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政治话语下艺术家的价值取决其政治思想、立场和表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真诚悔改愿望[32]（P.677）的双重作用下，艺术家的自我批评发展为一种自我贬损、自轻自贱的程度。但他最终也不能逃脱被整风运动纠缠、折磨的厄运。[5]在整风和抢救运动中鲁艺大约有80％以上的人被打成“特务”。[33]（P .535） 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文艺界热血沸腾的论争，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界约有100人参加，其中30多人是鲁艺的教师和干部，[34]（P.72）美术系的蔡若虹、华君武等人列席会议。在5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好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的总目标。他对文艺界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人性论”、“人性之爱”、“文艺无功利”等论调进行了条分缕析地驳斥，[11]指出文艺批评要注意对敌人和人民内部的不同，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人民大众有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说话。革命文艺作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不能是人民大众，否则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35]（PP.871―872）朱德强调，文艺作家必须无条件地转变自己的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就是要歌颂”，[34]（P.74）“文艺作家的思想，不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3]（P.262）、[4]（PP.321―323） 5月23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具体规定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标准，涉及文艺作品评价标准、服务对象、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文艺的标准有两个，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指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革命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要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观点的作品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和驳斥。所谓文艺其动机、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35]（PP.868―870）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他们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是不需要的”。[35]（P.873）第二，文艺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工农兵大众，毛泽东把文艺服务对象归结“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无论高级、初级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使人民群众得到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5]（PP.864―865）“人民”是指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5]（P.855）尤其要注意满足革命干部的文化需要，因为“为干部也就是为群众，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指导群众”。他强调指出，“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35]（PP.863―864）第三，来到延安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适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严肃地批评了从上海等地奔赴延安的一批知识分子没有学会用新眼光看新事物，“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主张，要求人民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这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35]（PP.875―876）知识分子必须迅速改造思想，“把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10]（PP.270―271）只有让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磨练和立场转变，[4]（P. 149）才能产生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35]（P.857）第四，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绝对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文艺的任务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35]（PP.865―866）毛泽东于5月28日和30日两次应邀来到鲁艺，阐释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内涵。他重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要求，[4]（PP. 323―324）批评了鲁艺“关门提高”的错误教育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7]（PP.34―36） “个别谈话”的方式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6]（P.226）8月份，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谈话分析了漫画家作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36]（P.191）、[5]说明了漫画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37]（PP.35―39）并举“钟馗捉鬼”、“武梁祠石刻的羽人羽兽”、“敦煌壁画的飞天”、“维摩诘经变相”、“法华变相”、“杂物变相”等古代美术作品为漫画经典。[38](P.168)他强调漫画创作要考虑社会影响、要爱护和帮助被批评的对象，“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鼓励，批评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39]（PP.447―448） 整风运动使得艺术作家的思想觉悟逐步发生了改变和提高。尽管整风期间曾经出现《这下总算有的放矢了》、《为了整顿三风，还有给你一下石头的必要》等与整风主旨不协调的漫画作品。但文艺界总体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趋于一致”。许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逐渐受到清算，为工农大众服务，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34]（P.394）艺术的“延安模式”雏形已成。创作主题紧扣权力意志的导向，讽刺对象主要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预定防线》、《西线空城计》、《盟友变成了难友》等作品讽刺了法西斯侵略势力。《丰收》、《远水救不了近火》、《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运输队》、《肃清贪污游戏》、《“教师爷”陈诚》等作品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作品发表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审查时“对作品起到的政治作用的重视远远超过艺术性”。[4]（P. 110）为保证作品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话语保持一致，创作风格、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要不断修正。如画蒋介石的作品能否发表要根据当时形势，“正在谈判什么问题时候不能发表，谈判成功也不要发表”，“有时可以把脸部画得清晰，有时需要模糊”。《解放日报》刊登漫画的版面，由原来的第四版（文艺副刊）改到第三版（政治内容），漫画艺术为意识形态构建起到助推作用。 延安时代的漫画作家放弃“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启蒙者”的使命，放弃批判的权利，全身心地依附于能赋予他们力量和地位的权力意志与群体强力，坚决无条件地服从融入工农兵的政治安排。[11]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艰难而苦痛的蜕变，由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40]后来艺术家对“中国漫画与政治的关系”、“漫画创作的环境”、创作队伍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0]（P.288）、[41]（P1.39）但是在权力意志尚未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9]（P.44）的年代，他们内心潜藏着的对文艺精神的思考，也只能在闪烁其词的叙述背后表征着他们对自由创作的渴望。事实上，这股潜流最终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解冻美术”思潮喷发的主推力。 注释： [1][日]森哲郎.中国抗日漫画史――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于钦德,鲍文雄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李志民.革命熔炉.北京: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文辉抗,等.红色大本营――万众瞩目的延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王海平,等.回想延安―1942.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5]碧红.华君武的漫画人生.龙的传人,2004(3). [6]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7]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8]高彬.延安文艺丛书（第一卷.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9]艾克恩.延安城头望柳青――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0]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贺立华,等.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文史哲,2004(6). [12]袁盛勇.难得自由: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1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14]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2-13. [15]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2-15. [16]“讽刺画展”观众踊跃.解放日报,1942年2月17日. [17]罗长春.《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的妇女动员――以苏北、苏中地区为中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2). [18]刘增杰,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19]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2―17. [20]镜子――记讽刺画展.解放日报,1942-02-21(4). [21]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 [22]华君武.毛主席和我谈漫画.徐以新.在毛泽东身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3]艾思奇.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4]漫画与杂文.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5―26. [25]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7]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2). [28]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1、2). [29]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0]解放日报(第四版),1942-01-07. [31]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32]蔡若虹.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工作.蔡若虹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33]力群.怀念“鲁艺”生活.艾克恩.延安艺术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34]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6]延安鲁艺校友会.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1938―1998）.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37]何其芳.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84. [38]舒群.毛泽东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39]萧少秋.延安时期毛泽东著述提要(1935―1948).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0]王金霞.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作家群角色转换的原因.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6). [41]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孙新元.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原文刊载于《江苏大学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