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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文坛并不缺少话题，这些话题也确实在各路媒体上撩拨着公众，激起追捧、围观、吐槽，跟帖热议狂欢一阵接一阵，然而，理论批评界却显得有些应对乏力，几句装点门面的所谓“专家点评”，轻而易举地就被当作了呛声的靶子。热闹是属于媒体的，狂欢是属于网络的，文学理论期刊的学术性文章，或者为成见所束缚，或者空言而不及物，但更多地，是专注于各自的具体问题，而不再有对话的热情。有一些争鸣文章，如王彬彬对于蔡翔《革命/叙述》的批评，也没像当年他批评汪晖“抄袭”那样，引发持续经年的左右混战。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纪念转换成了作家手抄“讲话”的新闻事件，而何其芳、郭沫若等知名作家诞辰的学术研讨，话题虽集中却也观点鲜有争锋。这或者是发展的瓶颈，但也或者是一种沉潜的姿态。在这一缺乏理论聚焦的年份，从媒介狂欢中筛选出的诺奖事件、代笔风波、文学消费三个观察点，并将问题统一指向文学理论应对现实的失语困境，而对它们做一番点评，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理论可能的转轨方向。 一、“莫言热”及其“冷思考”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的中国文坛最为热闹的话题。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而中国文坛对该奖的关注，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这与当时奏响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不无关系。在许多次的演讲中，莫言特别强调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等一系列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给予他的刺激，而在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也称赞“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似乎不仅是对他从那时就确立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信条的肯定，也还是历经六十多年风雨的中国当代文学成功“走向世界”的一个证明。莫言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一剂强心针，让沉寂多时的中国当代文坛很是喧嚣了一阵子。但最热闹的是传媒界，最积极的是出版界，中国股市甚至还出现了一波莫言概念股浪潮，理论批评界却反而处于某种失语状态，较少积极的正面回应，在我们看来，这理论解的失语，可能恰恰显示的是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整体的状貌：似乎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种独立有效的阐释能力，来与世界做一场真正的思想对话。在媒体的狂欢，阅读的高潮，评论的跟风及出版的追赶之外，也确有不少“莫言热”之外的“冷思考”。但这些所谓“冷思考”，大体涉及三个层面，一个是对莫言获奖资格的质疑，一个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制的重估，一个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高度的研判，却唯独缺少了对莫言作品本体的有效阐释。 不可否认，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揭开文学奖谜底的第二天，中国多数媒体的头版位置都给了莫言，而舆论也出现了“井喷”奇观，将中国的文学激情推向峰顶。似乎“上至精英，下至草根，都在为莫言获奖奔走相告，拥挤的赞美一度掉得满地都是”。但赞美只是一个侧面，吐槽的声音也所在多是。莫言的小说真有那么好吗？这提问的背后，当然有对诺贝尔文学奖权威的承认，但也对这次是否走了眼而充满疑虑。2012年11月4日，刘震云在某论坛上表示，“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意味着一种遗漏。被诺奖错过的作家，本来就有很多的，比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比如中国的鲁迅、老舍、沈从文等。并不能因为有所遗漏，而认为被选中的，就一定是被选错的，这其间的道理应是不言而喻的。 相较而言，更多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人，却将质疑集中在莫言的政治态度。“体制内”，似乎成了莫言的阿克琉斯之踵。他之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当作一条“罪证”。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研判，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政治奖，但深刻的人性探寻和高超的文学表现，才应是其首要考量，小说是文学而不是政论，以文学方式触及社会阴暗面，并不一定非要按照异议人士的方式。“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胡锡进这一说法或因缠绕太多文学外的考量而值得商榷，但以文学方式批评莫言的诺奖资格，即使不一定准确，却是一条正确路径。在此意义上，李建军一以贯之地给莫言挑刺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他也下了很多细读功夫，比起那些简单地从政治立场出发而不读莫言作品就对他挥舞一通大棒，简直是云泥之别，但惜乎他的文学标准太过狭隘，审美理想太过单一，即便对莫言“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有所指正，而终不免盲人摸象的感觉。其关于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的说法也不见新鲜，是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已流行开来的批评张艺谋等中国电影导演有意“迎合”西方电影节的论调，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被移植到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的评论中了。 王彬彬在共和国文学六十年的历史维度上考察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认识：“这六十多年间，前三十年无视、蔑视、敌视这个奖，后三十年是仰视、膜拜、追逐这个奖”。他认为，“从不认可诺贝尔文学奖到终于承认、接受、追求这个奖，这是一种进步。这表明我们认可了文学的普世价值，表明我们承认文学的内涵是普遍人性，表明我们不愿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否就应该“把这个奖看得高不可攀”呢，王彬彬的态度，是认为这里面有“高估”的成份。在他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世界性奖项，但在诺贝尔奖的诸门类中，文学奖是最具有随意性、最不具有客观性、因而也是权威性最差的”。王彬彬对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可能是翻译“翻译得太好了”。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中国，是因为翻译的不好，颁给了中国，却又是因为翻译的太好，这其间的心态，真是耐人寻味。 其实，莫言获奖，任何轻率的赞美和否定都是不可取的，真正应该面对的，是莫言小说的本体研究。在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还是一个尚未真正科学化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还没找到让出于个人喜好的喜欢和不喜欢、出于立场偏见的价值判断好和坏容身，同时更让我们有一个能够超越喜欢/不喜欢、超越好/坏的一起讨论问题的共识平台。中国当代文学在深描中国地方生活及藉此而与世界对话方面，至少在莫言那里，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小说技艺，而面对获奖之后的莫言，理论批评界如要摆脱杂乱无章的喧哗，就不要再执迷于喜欢或不喜欢，好或坏，而要把重点放在莫言是谁？他写了什么，他怎么写的，从而思考如何清理出一个小说本体论的平台，给世界提供一个莫言的全方位的中国批评阐释。理论解需要一套“用莫言的方式阐释莫言”的文化阐释学批评策略，莫言回到了农民出身上，用一种反启蒙叙事的态度，反现代革命伦理的态度，反现代知性白话语言的态度，用一种非常极端的莫式乡土语言，发展了一种用乡土演绎乡土的叙事技术，一种展示“地方知识”、“地方思想”、“地方感觉”，一种真正不依赖外部“理论”和“世界观”来解释在地生活和现象的小说叙事技术。 二、“代笔”风波与写作伦理 相较于莫言获奖引发的讨论，韩寒的“代笔”风波，似更具八卦色彩，但若不是仅仅纠缠于内幕的猜测、是非的判断，倒可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下文化消费时代的写作伦理及其隐含的政治逻辑。最先引爆韩寒代笔风波的是“麦田”，他在《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的博文里说，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让韩寒一举成名的《杯中窥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用笔老道，最后甚至还出来了拉丁文，这对一个连英语都不顺溜的17岁少年，似乎不可能现场写作，而出题人李其纲又恰好与韩寒的父亲韩仁均同学，因此韩寒的出名，很可能是“拼爹”的结果。而《三重门》之后，路金波成了韩寒背后的重要推手，让其在博客中从“骂教育”到“骂文化”，再到“骂社会”，从而将之包装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你不可能一边进行着非常专业的赛车比赛，一边还好整以暇的写时政博客”，麦田质疑，“公民韩寒”可能是路金波团队包装的产物，韩寒的文章也可能是由团队“代笔”。对此，韩寒、路金波、韩仁均都作出了激烈的回应，甚至韩寒还公开“悬赏”，凡有人能例举可证明质疑的证据，“均奖励人民币两千万元。结果，一边是声称“人造”和“代笔”，一边是“辩诬”和“悬赏”，这事就引起了活跃在网上的“打假斗士”方舟子的注意，他于是在一些网友的怂恿之下，微博上调侃韩寒“一边重金悬赏，一边销毁证据”而遭到韩寒的激烈回应，于是发表《答韩寒<正常文章一篇>》正式卷入论战。虽然这个时候，始作俑者麦田道歉退出，但因为方舟子和韩寒二人在网络上的影响力，而迅速将“代笔”风波演化为一场媒体事件，引发了众多的围观和点评。 尽管方舟子仍持之以恒地作着努力，然而，“代笔”一事，却很难被证实或证伪。韩寒许多文字都在比赛空余完成，这成为他遭质疑的缘由。其实，如张宗刚所指出的，对于处在思维活跃且体能最佳的二三十岁年龄段的作者，赛车期间说会文思泉涌；倘专门抽出时间写，拿不出一个字也是可能的。方舟子认定《求医》一文，不可能出自17岁的体育特长生之手，而应该是一个中老年病号的代笔，这也可能忽略了一个有天分的文学青年，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旁听等间接的方式获知的。要知道，《求医》不过一篇文学性游戏笔墨之作，方舟子通过将作为“生活真实”的“求医”和作为“艺术真实”的《求医》进行机械比对而判断说韩寒的《求医》不符合当时“求医”的真实，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用这个判断进而去推断“这篇文章不是韩寒所写”就完全是匪夷所思了。 缘木求鱼式的索引法确不足取，疑邻窃斧式的有罪推理要不得。于是，在这隔山打牛的论战中，很多人想到了黑暗甬道的另一条出口，欲拿下韩寒“文学天才”的桂冠，其实是为了指向那“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只要稍加回顾，就不难知道韩寒“文学天才”的神话是跟“反应试教育”的神话相伴创生的。因《求医》而被发现并随后以《杯中窥人》获“新概念作文大赛”首奖的韩寒，因有两度期末考试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而留级乃至退学的经历，恰符合该作文大赛反思应试教育的定位。如果韩寒是公认的重点中学尖子生，他的获奖反倒成了一个尴尬。肖鹰将“天才韩寒”的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韩寒以17岁辍学的高中生出版《三重门》，“无异于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颠覆性的炸弹”，不仅在“偏才辍学生”和“文学天才”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成为反抗“应试教育”的“不读书的天才英雄”。这种论述却有所指，却并不能揭示韩寒现象后面更加深奥的文化政治逻辑。 《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就在《人物》杂志发文说：“以韩寒考场上的失败为理由，尤其以韩寒对反智教育的抵制为理由，来指控韩寒反智”，其实是一种“知智不分”的表现。毫无疑问，早期韩粉又崇拜“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的成分，但是后期韩粉多将他当作网络“意见领袖”，这些人。在他的博客上拼抢“沙发”，在他的微博上“求关注”，同时构成消费群体，使他出版的作品、主编的杂志，代言的广告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化衍生品具有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为维系这一号召力，不停地更新自己的博客，刷新自己的微博，制造热点话题，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是文化消费时代，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代笔”风波，显然超出了“噱头”的范畴，坐实麦田和方舟子的“指控”，这种釜底抽薪之举，不仅仅指向的是一个“文学神话”的破灭，更多指向的是一个“意见领袖”的倒下。 这样一种猜测，既有无聊加嫉妒的看客心态掺杂其中，也包含了对新媒介时代文化消费规律的误读。不可否认，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化的精神劳动，但在文化消费时代，它更是一种文化产业，所以，围绕文学创作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无法摆脱经济规律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韩寒，无论作为一个传统文学观念的持有者，还是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化符码，他都有理由努力自证清白。但若因此而将他所谓不容“触犯我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的态度，视为“不止是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更是要表达留住那一份对文学、对写作、对文字的敬畏之心”，并一再将诉求放在对文学及文化生产的复制化、模式化、类型化的抵制上，继续为写作的个性色彩、人格特质、精神品格、灵魂深度、生命体验等概念背书，就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了。迫切的或许是，如何从这一具体的“代笔”风波中跳出来，反思一下以个人化的精神劳动为标榜的写作者在消费时代的写作伦理和政治伦理问题。 三、电子媒介、文学消费与文论转型 在2012年12月24日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学会年会上，与会者对莫言倾注了无限言说的热情，但杨早却指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本人来讲，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肯定，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却未必就是一个福音。杨早认为，像莫言那样上世纪50到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大多有着乡村的背景，来源于童年或青少年阶段的乡村记忆，培养了他们丰沛的想象，并从而形塑了他们最为主要的文学乡村视野，而后虽然进入都市，但却大多没有展现出对中国都市文化生活的把握能力。所以，尽管他们今天在传统的文学圈里独步天下，但却既不能不能像韩寒、郭敬明、安意如以及其他网络作家一样，成为“作家财富榜”上的翘楚，也失去了他们的乡村给养，因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多数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乡村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而保存下来的乡村，也因为青壮劳力的外出务工而呈现出急剧的空心化态势。这使得他们过往的乡村经验，已经难以有效地记录与呈现当下农村的崩溃与转型。寄身于都市，却不能把握其内核，遥望于乡村，却不能反映其变化，所以，杨早认为，在理应出现土地挽歌的时代，“乡土文学却走向一片凋零”，即便莫言获诺奖，“也只是为这一写作传统续上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不仅如此，作为“八十年代”文学的既得利益者，莫言在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仍在沿袭着那时形成的叙述成规，另一方面，被那些叙事成规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也构成了他的主要消费群体。正是以莫言为代表的“八十年代作家”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市场，但在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文学消费群体，却也纷纷抛弃了他们，而为“青春写作”、“偶像写作”、“网络文学”、“类型叙事”、“时尚软文”、“动漫改编”等裹挟而去。莫言的获奖，或者给他们留下惊鸿一瞥，然而一旦诺奖的新闻效应降温，彼此的离弃，将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孟繁华曾经指出，如今虽然是那些像莫言一样“50后”作家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却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孟繁华的理由是“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但这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即便有“表达的能力”，也有“表达的愿望”，但却不能改变的一个重要事实，乃是他们已经被消费时代的大多数读者所抛弃了。 《工人日报》上的一则调查，或能很好地说明这种文学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报告称，如今，80末、90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产业劳动力大军，他们在承担城市最为艰苦和繁重的工作的同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相对旺盛。上网聊QQ、看电影、刷微博，用手机听音乐、玩微信成为了他们业余时间里的主要消遣。和他们的上一辈相比，身处信息化时代，这些新生代打工者在接触新媒体方面与城市青年的趋同性增强，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化消费行为用于购买新媒体电子设备，并在文化消费态度越来越靠近城市年轻人，除了传统的聊天、读书、看报以外，他们对上网的偏好比较明显。值得关注的是，选择用手机浏览网页、听音乐、拍照或录像、登陆聊天软件等文化活动均超过七成，选择阅读电子书、登陆微博、查地图、看视频、玩游戏等文化活动也已超过六成，其中浏览网页、登陆聊天软件、听音乐、登陆微博等文化活动较为频繁。也就是说，新型媒体文化已经成为这些新生代的打工族和城市青年共享的文化消费对象，而传统的文学生产，及其所呈现的城乡文化景观，不仅漠视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为他们的文化消费方式所漠视。 在这种新媒介主导的文学消费中，最高影响力作品甚至也不再是那些在纯文学领域拥有影响力的所谓“名家”作品，而是类型小说、网上连载作品、畅销小说和影视作品。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常常不再是读者接受的终极样式，而是半成品样式，许多作品，如《步步惊心》等起先作为网络连载小说面世，接着是作为纸面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而它的最终实现样式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实现样式却是电视连续剧。与此相伴的，还有一种被称为“微阅读”的方式。所谓“微阅读”，这是郝雨发明的一个概念，所指的是在微博等新的“微媒体”形式上进行的阅读，他认为，被微博、微电影、微视频、微小说等网络微媒体包围着的读者几乎被湮灭在碎片化的阅读之中，我们所习惯的对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受到巨大的挑战。郝雨的这种担心，也为杨剑龙所共享，他强调应引导青年人不沉溺于“微阅读”而是转向有深度的经典文学阅读，但问题是，他这样一种诉求，只是表达了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受到挑战时的一种危机意识，而借助“新媒介”的“微阅读”，并不会因此而改弦易辙。当然，新型的写作与阅读方式，对传统的写作和阅读有一种强大的消解能力，另一方面，“微阅读”能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即兴的活动”，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中。这是实现“文化由所有人”的一种有效途径，“微阅读”中所有人的参与，对于推进文化民主和促进国家的文化福利都会有很大的作用。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已经式微，而相应的，对那些传统文学的生产，也不由得顿生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这似乎也正是黄惟群这位对“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无限缅怀的批评家，直接认定“微博很难称得上是文学”而微阅读也不是文学阅读的主要原因。 但当新媒介成为文学消费的新宠时，却也并不意味着纸质的文学阅读已经完全失去了市场份额。2012年上海书展首日实现销售码洋304万元，同比增长23.48%，入场读者3.4万人，同比增长近20%，书展期间主会场实现零售总计4800万元，分会场实现零售总计1200万元，比2011年增长近30%；读者平均购书252元，而所购图书以文学类（63％）为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2012年度）》显示，86.63%的被调查者认为阅读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比较重要”和“越来越重要”；在首选的阅读方式中，对“纸质阅读”的选择达到56.69%，“网络阅读”为32.06%，“电子终端阅读”则为10.66%。综上数据推算，上海市民的纸面书消费2012年比上一年增长8.2%左右，上海市民阅读消费习惯依以纸面书为主，但网络和电子阅读已超过42.72%，上海市民的读书消费不再局限于提高工作技能和学习，而越来越倾向于休闲和娱乐（占比超过63%）。这组数据虽是以上海为抽样的，但基本反映了转型期的大都市文化消费的基本面，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纸质阅读在文化消费中并没有为新媒体所全面取代，而文学消费，则仍在文化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只不过传统的那种教化导向，已为休闲型和娱乐型的文学阅读分去了主要的份额。 这很可能就是一本名为《反阅读》的书在2012年受到广泛追捧的原因。这本小书包含了20部文学名着。不是缩写，不是续写，而是“现代化”的另类改写：微博体的《三国演义》、寻人启事版的《洛丽塔》、淘宝体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病历版的《追忆逝水年华》、评书体的《百年孤独》、沪语版的《变形记》、QQ版《红楼梦》等。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该书的娱乐追求，甚至其中不无网络上流行的恶搞精神，而该书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21”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据称是专为习惯于微阅读或浅阅读的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在丛书序言中，编者认为，在微博时代有可能将智慧和写作习惯碎片化的情势下，新鲜，多样，个性，独创，前所未有的虚拟化写作或许是阅读的救赎之道。所以，它提倡的就是“平民化的读写和创意试验”，期待用“现代的语感，独特的形式，滑稽的趣味”，来为“这个传统书没落的时代创造一份阅读的奇迹”。尽管这样的说法颇具广告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文学阅读的新变。 所以，在目前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消费语境中，文学消费只不过是文化消费中的一个方面，不仅其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其受众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都市化、时尚化、商品化，以及创意性、娱乐性、市场性，这些文化消费的特征，也渗透到文学消费活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以审美自律和人性探寻为追求的所谓“纯文学”，已不可能在文学消费市场上包打天下，而以这类文学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从中形塑自我的话语规范的文学理论，如果不想在新的文学现实面前缘木求鱼，言不及物，失去起码的阐释能力，也就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实际上，这些因素近几年已被纳入文学理论界的考量。比如随着创作的类型化趋势日渐明显，适时建立建构中国小说类型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必要。社会的阶层化和相应的审美趣味的区隔，是导致小说创作类型化的直接动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当前中国小说创作的类型化潮流”的批评与忧虑，也恰反映了在“纯文学小说”理念指导下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和小说创作、阅读实践是脱节的”。对此，汤哲声认为，用所谓“精英小说”的观念去衡量“类型小说”，或者会得出它们艺术水平不高的结论，但却忽视了它们作为文化消费衍生品的性质。尽管这些研究所针对的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小说创作的类型化趋向，但共同的前提，却都建立在传统的文学理论阐释新的文学现象的无力上。这种无力感，其实也蔓延在文学理论界对发生在媒介上诸多话语狂欢不能作出准确回应上。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是否真的就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受到世界的承认，是否能为它的美好未来提供某种保证，是否意味着莫言的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而这一所谓的经典地位将如何转化为文化消费时代的形象资本，他在未来的读书市场上，如何才能与陷入代笔风波的韩寒们在“作家富豪榜”上一争高低，所有这些问题，受困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文学理论家，或者只有劝慰、呼吁、哀叹、悲悼的份儿，却全然不知道，其实在这新媒介主导的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更大的变化也正在到来，而除了顺应这样的变化，因势利导，寻求文学理论的进一步转型之外别无选择。 [葛红兵（1968—），男，江苏省南通市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赵牧（1975—），男，山东省单县人，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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